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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谈中国近代史观念的启蒙

——由林钟雄等人台湾发展的观点说开去

更新时间:2014-11-13 19:09:04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是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创立者,曾担任国际联盟副事务长。1984年日本声称要建设文化大国时,新渡户稻造曾被作为文化名人印到日币5000元的币面上,该币种从1984年到2004年间在日本流通使用。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稻米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林钟雄在该书的一处中指出:“日人据台之前,台湾原是一群小城镇的村落社会,我们只知道当时是一个均穷的社会。”[12] 其还指出,台湾“先民大部分来自闽粤,虽然带来一些当地的品种,因为欠缺兴建及修建的资本,日本据台之初,人口虽只有三百万,粮食仍没有能力自足,几乎年年都须进口若干食料品,才能使多数先民勉强过活,而且土种在来米品质欠佳,生活可说非常艰苦”。[13]

   林钟雄在该书的另一处中则指出,日据之后“台湾总督府自1899年起便陆续在台湾南北各地设置农业试验场,并引进日本米进行品种改良,于1922年生产出著名的蓬莱米,颇能迎合日人口味,出口到日本较易销售,约自1930年代起,每年蓬莱米产量便常占台湾稻米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系对日本出口的。再加上,由水利设施改善及化学肥料使用量增加,稻米年产量明显增加,1938年产量达一百四十万公吨,为1900年的457%。自1910年前后,稻米出口已高居出口品的第二位,绝大部分是对日出口的,以出口金额言,1920年以后恒占年出口总额的20%左右。与砂糖并列而形成了1960年代以前的台湾稻米经济。”[14]“糖米经济的塑造完全改变了台湾的经济面貌,不只把台湾由半自足的闭锁经济引导至出口经济,且也根本改变了台湾的出口商品结构,这一改变使得战后台湾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大为减轻,被异族殖民统治下的祖先们的辛劳血汗转变成后世子孙们的救星。”[15]

   日据时期台湾改变原来经济落后一事,林钟雄书中还引了1915年12月中国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由校长率同学去台参观各项建设,在返国后校内慰劳会上所说的话来加以证明:“台湾隶中国时,以地居边海,赋税不足以供政费,每年须政府津贴二十万元。归日本后,迄今不过二十年,经营尽善,入款年达五千余万元。不知者以为日政府苛敛台民,此非持平之语。若果出于苛敛,则台民之纳税者即变卖田屋,不过支持一二年,何能延至二十年,且渐增而不减也。此实由其实业发达,民无失业,地无遗力所致。”[16]

   另外,林钟雄在书中论述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时的如下观点也应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其论述的对象已不再是日据时期的台湾1950和1960 年代。他一是认为,一些富有个人或家族的出现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二是认为,外来投资者的到来激励催生了本土企业家。其的具体表述是:当时“阶级升降变化是好是坏后世社会经济史家自会有争论,纯就经济层面来说,少数个人或家族的资本积蓄是一个重要开端,往坏处评论,那是财富不均的起点,往好处着眼,个人或家族积蓄增加则具备了投资创业的机会,一旦发现合适而有前途的创业机会,就会为全社会带来另一个经济景象 ”;[17] 在“外来投资者的激励下,国内相继出现一批企业家,与外来投资者在国内市场竞争,使这段期间台湾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策略获致更辉煌的成就。”[18]

   近年来,与林钟雄的上述台湾日据时期经济与历史观点相近,年轻一代台湾人对那一时期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台湾大学学生林于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就写到:“当时台湾在日本人的统治底下,地方颇有建树,建立自来水与下水道系统、引进西医、广设卫生所,使公共卫生改善不少、许多致命传染病销声匿迹。而对于人民健康影响不小的三大陋习—辫发、缠足、吸食鸦片,也在日人统治底下逐渐获得改善。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死亡率大幅下降,拯救不少台湾人的性命。就这方面来说,某种程度上日本人算是台湾的恩人”;“当然日本人也有待台湾人不好的一面。日本人是时带着太阳民族的骄傲歧视台湾人,在后期改制前台湾人念公学校,日本人念小学校。当官的总是日本人居多,日本商社更是有恃无恐欺压台湾老百姓。但部分日人骄傲却不失纪律,举例言像日本人引进现代法治,即使是同为日本人的法官,在涉及民事事件时亦不会偏袒同为日人的当事者。”[19] 林于雯所讲之事不误。比如,日据时期台湾的卫生事业有巨大发展,曾导致台湾人口迅速增长。仍据林钟雄前述书中的统计数字,台湾日据以前的人口是300万,到1945年增至了600万,50年间人口增加了一倍。[20]

  

   二、我们对中国整个近代历史应该怎样看

  

   以上林钟雄书中还认为,“回顾台湾经济发展之基础不只是探索目前台湾经济之由来,且对台湾经济未来究竟潜存哪些重大问题也会有若干启示。”[21] 同样,本人这里提出“我们对中国整个近代历史应该怎样看”的问题,也不是只简单回顾我国近代历史的史实,而是在探索民族下一步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出路。因为,只有认识到什么有价值什么无价值、孰是孰非了,不再颟顸愚蠢了,中国才会避免邪路,才会走向真正的光明前途。

   与林钟雄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应两面看的观点相近似,本人也一直认为应对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作如是观。十余年之前,笔者在一本书里曾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史阶段。鸦片战争是把双刃剑,既给民族带来了屈辱,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少许活力和希望”;“上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只从经济变化的层面(指所谓的中国半殖民地化半封建化了的说教)论证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鸦片战争始。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从此之后中国人开始关注外国人的政治制度、行政制度、政党政治、联邦制、地方高度自治等问题,中国人的思想从此开始了脱出由于制度造成的极端愚昧、进入近代化的历程。从某些方面讲来,这个思想近代化的变化比经济上的某些变化更有意义,更重要。”[22] 这里坦承,本人当时所讲以上话语的全部真实含义是:必须承认,中国近代史上与西方文明接触与拥抱不是坏事情;近代史上外国人帮助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与林钟雄所讲日据时期的台湾一样,它们是今天我们国家前进发展的基础。

   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进入中国一事除外,与西方文明接触与拥抱不是坏事情,对此,处身中西两文明密切接触前期的邹容在《革命军》中写下过如下的话语,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邹容讲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西方的文明之政体,它的式样如何?邹容在《革命军》中也有具体阐述:“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

   同时必须明确指出,应像台湾经济学家林钟雄等所做的那样,近代史上为中国的制度、文化、经济、军事与社会近代化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外国人士,他们的事迹我们都必须进行客观记述与评价,写进历史时不应该再是反面的。我就想,在有关的很多事情上我们一直所做的甚至连晚清政府都不如。当年晚清政府还大胆启用过外国人管理海关、同文馆等,做出了成绩以后,还给他们以正确评价、给他们晋官加爵哩。这些外国人士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赫德、丁韙良、马格里等。

   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蒋廷黻所言,是在外交上由传统的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转变。为此,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其下属机构海关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署1859年成立于上海,清政府最初任命的总税务司是英人李泰国,同是英国人的赫德(1835-1911)只被任命为粤海关副税务司。赫德1861年代理总税务司,1863年继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他制定一套重要岗位主要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制度,推行到各口岸。在其管理下,当时的大清国海关既廉洁效率又高。因有管理才能,清政府一直让他总管海关总税务司署政务,直到其1908年请假回国。总计,其在中国任海关总税务司达48年之久。

   赫德的出生地是爱尔兰亚尔马郡波达当,18岁毕业于王后高等学校,1854年来华。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字,爱好东方文化,爱穿中国的朝衣朝服,去世后被清政府追赠为太子太保。建国前上海江海关一带立有赫德的铜像,铜像底座上的文字是:“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乙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海灯楼,资矜式于邦人、备咨询于政府,诚恳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休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志不忘。”[23]

   在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署中任职获得高级别官品的不只赫德一人。比如美国人马士(1855-1934),其在赫德手下供职达35年之久,在清朝官至二品。马士退休后移居英国,潜心著书立说,是系统研究中国晚近外交史的第一位西方学者。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635-1834),在西方汉学界影响甚大。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不仅像以上铜像介绍词里讲的,赫德对中国的全国邮政和海灯楼建设有贡献,赫德而且还是最早提出中国应走开放之路的外国友人。1865年,他曾向清政府呈送一篇《局外旁观论》,建议清政府履行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准许外商在华筑路、开矿等。次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也曾向清政府提出过一篇《新议略论》,建议清政府内改政治外笃友谊。内改政治的建议包括清政府同意修筑铁路、敷设电线、开采矿产、训练海陆军、开办学堂等。其中并且讲到,如果经费困难,可向各国借款。在这里,威妥玛已经提出了引进外资的问题。但是,与后来的某些当权者一样,对于如此的善意,颟顸至极的清统治者是不会采纳的。

   与赫德一样,丁韙良(1827-1916)也曾长期担任清政府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丁韙良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在基督教长老派神学校毕业之后,于1850年来到中国。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1865年成为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任同文馆总教习。1898至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其间,丁韙良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早在1885年,他就是大清国的三品官员,1898年又晋升为二品。

   丁韙良当时不但直接为中国培养外语人才,而且还翻译了国际法、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早在1860年代中期,丁韙良就把美国国际法专家惠顿的《国际法概要》(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ow)一书翻译成了中文。该书的作用,就像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演讲《近代中国法律演变琐谈》中说的:“我们第一次发现,哎哟,这帮蛮夷也讲规矩。这本书刚翻译成中文,当时中国政府在解决涉及外国船只的渤海问题时候就引用了《万国公法》,外国人说,你说得对,然后就走了。中国人大不为解啊,外国鬼子也讲规则?过去一直把他们视为蛮夷嘛。”[24]

   英国人马格里(1833-1906)也是为当时的政府服务之后,获得了高级官品的外国人。

   马格里出生于苏格兰,入中国籍之后字清臣,以示对清廷的忠贞。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之后参加英军任联队军医,1858年来到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辞掉军职,于1863年参加淮军,任张遇春统领的春字营炮队教习,并率队随李鸿章在上海、昆山、苏州等地同太平军作战,深得李的信任。1864年,马格里因教练洋枪、制造火器得力,被清政府赏三品顶戴。1896年,经李鸿章、曾纪泽等推荐,以三品衔候选道充任三等翻译官,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协助设立中国使馆。此间,马格里因熟悉中英各事,对郭多所襄助。另外,其对郭嵩焘整个改革开放进步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马格里对我国近代军工事业的奠基与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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