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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贵华:佛教与科学

更新时间:2014-11-11 23:23:38
作者: 周贵华 (进入专栏)  
自然界变成了按科学规律运行的机器。在经典物理时代思想界普遍有这种思想。在牛顿的规律提出以后,英国的一个诗人就说,过去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都隐藏在黑暗之中,牛顿就像一道光,一出现就把自然界的全部规律揭示出来了。自然界就这样失去神秘,走下了神坛。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甚至认为人也是一种机器。尽管自然界的威力巨大,但发现了规律,就等于给烈马套上了笼头,人类开始试图驾驭它了。作为被约束的自然界,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成为美的源泉。举月亮为例。传统的几乎每一种文化都把月亮当成冰清玉洁的美的象征,或者是一种智慧的境界,比如佛教经常把月亮当成一种清凉的胜境,消除了烦恼的一种境界。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月亮不可能是美的化身,它上边没有水,也没有生物和植物,非常荒凉、寒冷,比地球上的沙漠还乏生意。甚至在沙漠上,只要愿意,经过人的不懈努力,就可以植起一片绿洲,但在月球上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现时代的人,已经很少再写歌颂月亮的诗篇了。人类不再认为宇宙具有无限生意,很沮丧地发现只有地球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的生存空间被永远地局限在有限的地球上。换言之,恰恰只有地球的这个特定的生态环境才诞生了人类,如果离开了地球这个生存空间,人类就不会出现。因此,人类的生命不可能像过去宗教或文化所描述的,来自轮回投胎,或者由上帝发配而来等等。这就把人作为一种更偶然的二级产物,作为自然变化的一种产物。这种“祛魅”效应是科学直接引发的。即使是现代科学容许现象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与非决定性,但仍然在现象世界寻找与凸现的是事物的单面特征,结果只是给经典科学“祛魅”后的现象世界添上了一抹怪诞的色彩。

   另外,人与自然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割断。过去的自然界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过去的农耕文化,即使是过去的游牧文化,他们的活动范围都非常小。古典世界的人们面对的自然,远远大于人类的生存环境。过去人们的居住环境有森林、草原、河流,有新鲜的空气,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的依靠的地位无人置疑。但是现在,自然界无处可觅。地球上哪里还有自然界的踪影?首先森林都被破坏殆尽,即使是所谓保留下来的森林必须以国家公园的名义才能够得以幸存。而国家公园通常是在那个地方生态已遭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才作为保护性措施建立的。地球整个的生态自然圈都在人的股掌之间,已经被人类用技术手段一览无余,它不再是超越人类思维与控制的一种存在。这种生存方式显得实在太平凡了。不像在古典时代,那时候寻求心灵的安宁与解脱的首要方式是逃进大自然的怀抱。人们可以直接亲近大自然,富人可以通过在野外修筑别墅去获得一种高级休闲,而厌世的人可以通过出家等脱离社会的方式,过一种远遁孤栖、放浪形骸的生活。但现代人已经无处可逃。

   任何一种文化,包括现代的科学,也都认为人类生存要依靠自然界,人是聚集、寄生在自然界上的。但是由于人类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人类就把自然界当作是一个可以操纵的机器,对它为所欲为。人类操控自然界的愿望随着科学规律的出现变得可行了。这导致人类的慢心与贪欲的无限膨胀。人类要它多产粮食,就拼命开荒,想让它产出何物,就对它进行某种压榨。自然界急速地缩小,最终变成了人类的操作域。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异位,反过来成为了人的奴隶。结果,自然界观念被消解。这种消解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破坏了人类文化的源泉,颠覆了人类的传统文化,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的生存基础。自然界作为被征服与调控的对象,已经无助地裸露在人们面前呻吟挣扎。现在展现出这样一幅图像:环境污染、森林消失、江河枯竭、物种灭绝。

   (3)对传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解消

   从政治、文化角度看,神、天的意志遭到否定。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以上帝为一切的核心,认为这个世界由上帝所创造,人类有罪的生存形态,以及可能的救赎,都是由上帝完成的。东方文化比如中国文化,强调与较玄妙的天相应,认为万物的生长,人类的生衍,都是要与天道相合。科学出现以后,这些观念的光环销蚀褪尽。首先是打倒了上帝与超能力的神。科学规律在手,人就可以操控自然界,上帝已经不起作用,上帝成为一个多余的观念。如果硬要给上帝留一个位置,上帝的作用仅仅限于创造这些规律。如果把规律看作是一种永恒的存在,那么上帝的存在就完全多余。拉普拉斯曾说,自然界就像一个钟表,上帝的作用就是给它上了一个发条。发条一上,上帝说:“走!”钟表就运转起来,上帝即成无用。因此,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神与上帝已经退出了舞台。按照佛教的立场,创造天地的救世主上帝被清除毫不足惜,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人类暗弱心灵的虚构。但彻底否定超能力的存在物如神,则显现出科学文化的浅薄。

   另外,天的观念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在传统思想的观念中天虽然是无言的,无为的,但毕竟可以通过事物的运行体现出来。但是科学兴起后,天观念即遭遇末日,除非你把天解释为规律,不过非常牵强,因为天的形而上层次比规律要高,或者说得更玄妙一点,它超越一般的规律性,不能通过给出预言的方式用可控的实验验证。

   对天、神观念的解消,影响了政治理念与结构形态,比如君权神(指上帝)授或天授的观念。过去一个王朝的统治可以延续数百年,就是因为君权神(天)授的观念根植人心。西方认为统治权是上帝赐予的,统治者秉承神意统治、主持世间的秩序。东方比如中国则认为统治权顺合承奉天道,是天授的。周朝的政治思想家把天的概念抬出来,也就是告诉臣民统治者的统治是神圣的,合于天道,具有神圣性。统治阶级的统治要标榜奉了天道,老百姓起义也要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科学时代将这类意识一网打尽。因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天或神的意志为转移。这样,传统的君权神授、君权天授的观念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同时,圣人的观念被同时消解。过去人的理想是要成为圣人,不管在东方西方,古典文化中都有圣人理想。在我们中国尤其如此。这是古代文化的核心观念,但在科学时代不复存在。前面已说,科学注重现象,也就导致科学文化注重人当下的个体存在,注重当下感性的东西,而在传统视界中人的感觉、欲望、感受却因与圣人相距太远而遭否定。大家知道,人要违背这种东西、超越这种东西才能成为圣人,而科学文化却关注当下的个体存在、当下世界的存在形式,将之合理化,这样圣人的理想就被排斥出去。甚至断言不可能有圣人存在。如果承认有圣人,也仅是对凡人的一种称号,褒奖他能够对欲望进行适当的平衡与调节而已。作为现实的存在、一个感官物不可能没有欲望。因此,认为道家所谓的无知无欲是不可能的,认为佛教的无分别智、对贪嗔痴的超越完全是一种欺骗性的宗教理想。这就是说,圣人也有欲望,有七情六欲,圣人只不过是能够合理地调节这种欲望,不至于让哪一种欲望过胜,失去平衡,从而扰乱人的心态与行为。圣人变成了一种调节功能的代称。只要平衡与调节能力比较好的,都可以称为圣人。但这种圣人还是圣人吗?所以近现代很少听说有圣人出世,大家可以查历史书,在近世三百年中,圣人似乎已经绝迹。现代被广泛称颂的"圣雄"甘地,在印度认为是圣人,但也只是一派人给的封号,从别的角度考察可能就会带来疑问。科学文化放大了个体欲望的意义,不认为有超越欲望的可能。因此古代一切圣人都受到了现代文化的置疑。圣人在大众眼里已经失去了信誉,甚至成为一个贬义词。在古典文化的场景中,释迦牟尼佛虽然吃喝、生老病死,但是人们不从这个角度解读释迦牟尼佛,而认为他在本质上已经超凡入圣,只是方便示现而已。但是我们现代的观念认为,没有超越,没有“示现”,他表现出来的吃喝等就是他的意欲,他娶妻生子也说明他有这个欲望,一切所行皆如所显示的那样,没有超越性。由此,圣人的理想彻底给消除了。没有圣人理想,每个人都以凡夫自居,而且都以是实实在在的凡夫而自豪。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像王朔,声称“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倒成为了潇洒的代语。圣人理想就让位于这种类似五毒俱全的潇洒。虽然古典文化中伪圣人层出不穷,但一旦没有圣人理想,人类的生存意义就只剩唯一的价值判摄——向下的堕落。

   换言之,神圣性和世俗性的二元张力被取消。在古典文化中,有神圣的东西和世俗的东西的区分,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发展,我们文化的发展,个体的提升都是通过超越世俗性、进入神圣性来实现的。它有一套关于神圣的概念框架,像我们上面讲的神、天、圣人都属神圣性范畴。对整个意识形态都规定有神圣性,有超越境界与凡俗境界。在凡夫的眼里,神圣性与世俗性构成二元对立,凡夫局于此岸,而圣人已达彼岸。实际上圣人可以自在游弋于两者之间,佛说任运自在,甚至孔子亦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因为他们已经超越某种境界。但必须有神圣性的东西高悬在凡夫头上,启示、教诫与引导凡夫趋向圣人境界。在座各位是学唯识的,都知道染净的差别必须要讲清楚。我们对中国佛教的批评也是批评它把染净的区别在凡夫的层次上给取消了。这种取消对那些层次比较低的凡夫会造成误导。换言之,对高层次的佛菩萨而言,在境界上染净的差别是没有的,但是在凡夫的层次上,必须要有染净的严格区分,凡夫要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思想境界是杂染的,起心动念皆有问题,得改过迁善。在这种二元价值张力的引导下,凡夫慢慢往上走,到了一定的境界,比如佛教在见道以后,就有清净圣境的光透过来。现代社会的这种染净、神圣和世俗的区分与张力完全被解消,贻害无穷。结果是取消了向神圣性的进趋,只有对世俗性的大肯定,以凡夫的形态为神圣。这直接解构了传统世俗文化的教化功能与传统宗教的救度作用。

   (4)科学的“客观、中立性”的影响

   显然,由科学的价值观引起的“多米诺”式解消效应,不仅自然界,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皆遭“祛魅”,最终彻底摧毁了古典文化悠久的传统。没有科学肯定现象存在,进而推动肯定当下人的存在与世俗的欲望,不会导致这样彻底的世俗化结果。对已经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人们而言,在骨子里习惯于对科学的肯定,会毫不犹豫断定它描述的东西一定千真万确。换言之,科学是真理的观念在现时代一般老百姓的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他们感同身受地体会到科学是最有用的、最有效的、最具威力的东西。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对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盲从。在此意义上,科学与现代世界意识形态的牢固联盟,构成了对人心的最大束缚。

   在另一方面,科学看世界的方式,貌似“客观、中立”,宣称对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个体心灵的价值存在不偏不倚,成为现代文化的内在价值范式。以此作为内在动力与模范参照,现代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节节败退中逐渐确立了我们上面所说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宗教世俗化、社会多元化等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些表面上与科学没有直接联系,但实际上标志着科学价值观的胜利,使它以一种一般老百姓不易察觉的方式入主意识形态领域。所以,现代文化根本就是一种科学文化,这是现代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也是佛教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根本特征。

   我在前面略提了科学的技术威力,这是大家有切实体会的。但科学的意识形态霸权,大家一般意识不到。科学通过它的技术威力以及科学世界观,彻底改造并重新塑造了人类社会。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它内在的科学价值观的体现。因此,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奥秘就是对科学的信任,对它的真理性的肯定。但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科学的东西真具有真理性吗?下面我就谈这个问题。我在前几年讲过一篇《科学能认识真理吗》,大家可以参考。

   二、佛教与科学关系中的佛教本位

上面已述,佛教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形成,从根本上看,是直接体现为科学体系的成功与技术的威力的科学价值观推动的结果。由此,现代社会成为一种科学文化系统,并由强大的技术作为支撑。在这样一个强势的科学文化之中,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遭到“祛魅”与解构,当然,佛教也不能幸免,其教度功能已经被边缘化。佛教以空性相应缘起法应世,应该是可以与时俱变,随缘安立的,但凡夫在取消了染净等价值二元张力的文化环境中不易随顺佛陀教诲。对此,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经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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