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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彭海涛:声音系统的权力实践——春晚主持人分析

更新时间:2014-11-09 20:45:43
作者: 潘知常 (进入专栏)   彭海涛  

  现代“神父”:主持人的诞生

  

  宋丹丹:我十分想念赵忠祥!

  赵本山:赵忠祥是你的偶像,倪萍就是我的梦中情人!(1999年)

  宋丹丹和赵本山以他们独有的口音十分严重的台词,表达了现代媒介进入中国大众生活后全新偶像主持人的树立。在春节联欢晚会这一特殊的舞台上,当且仅当以声音取胜的正是主持人这个特殊的类别。

  自80年代初期以来,以“中央电视台”、“春节”和“联欢晚会”三种元素融为一体的大众媒介形式成为了中国最为特别的一道风景。央视春晚以其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席卷全国横扫万民,甚至于演化成为新时期新中国的新民俗一种只是以传统民俗时间为标点的而非以民俗内容为依照的全新生活方式。央视春晚将除夕夜的中国人民固定在现代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机的跟前,使中国人不再为“年”这种神话怪物进入到原始的恐惧、狂欢之中,在一个同“禁鞭令”保持一致的现代文明气息中歆享全新的体验和感受。

  春节联欢晚会这个特殊的舞台自然调度起人们对春晚的每个环节的想象。刘兰芳的《评书贯口》(1995年)以传统评书的形式如此描述,春节的今天是一个喜气洋洋、万家灯火、大地繁华似锦、长空星光闪烁、灿烂无比的特殊日子,参加晚会的人们来自世界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新闻界、戏曲界、美术界等各界、歌曲家、美术家等各家齐聚于此,使这里成为一个万众平等共享快乐幸福的大同世界,“这儿可没有野心家”。刘兰芳继续说道,在央视春晚上,真情、厚意、喜庆、欢乐随着电波飞往世界各地,飞越长城、飞越大河飞越莽岭飞越长空,飞到千家万户,飞到亿万人心中。刘兰芳以一种直接的叙述方式设定和漏露了人们对春晚的想象和欲望,赋予了春晚特别的意义。

  像一个处于永远开启状态的魔盒,央视春晚春节晚会以它独有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力量制造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的符号,制造着不计其数的新闻和小道消息,制造着深入千家万户的歌星、影星、笑星、名人和声名狼藉的罪犯。除了大型的钢铁、石油、水泥等现代化企业之外,央视春晚也承担着现代化工厂的艰巨任务。它动用各种科技文化的资源,不断调整演进,时而收缩时而扩张,时而吞吐时而细嚼慢咽,大批的明星产品出炉,同时大批的流星象次品一样陨落。春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具有着绝对的意义,恰似一座想象的宫殿,深陷泥沼的赵忠祥2004年还仍然想念着辉煌的春晚主持人之路,表示自己有意参加鸡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1黄宏甚至在春晚的当天向在春晚所有的主持人、演员和观众发出了可怕的呼吁:“离春晚366天”!

  总之,只要是在这个央视春晚的舞台上站立哪怕是一秒钟,也会成为街头巷议茶余饭后的谈资,其理由的简单性就好像白岩松的比喻:俺是央视的一条狗,每天拉出来遛遛就出名了。在春晚的大背景下,主持人想不出名都难。央视春晚的主持人同各色演艺明星一样,毫无疑问成为了特殊的焦点。

  央视春晚主持人的诞生还有着其独特的轨迹。主持人的兴盛得益于电视等大众媒介的现代特性:现代传播方式,人们在电视机前在同一时间但在不同的地点共享这个舞台。弥合电视和人们之间的距离,无疑需要如同在神和人之间充当中介的神父,主持人无疑是现代神父的化身。

  “春节电视联欢晚会”是中央电视台于1983设立、1984年正式开播的一个节目。这个时间恰值文化大革命结束,解放思想的开始,它的出现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这就是“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学艺术家要与人民建立血肉联系,并且明确指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他认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在于,文学艺术家应该“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意味着,共产党把管理监督文艺创作的权力交还给了人民。这确实体现了邓小平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认识与一定程度的承认,即艺术创作与欣赏批评是艺术家和接受者自己的事情,他们之间的互动构成一个独立的领域:艺术家有权决定写什么和怎样写;人民或接受者有权决定欣赏批评什么和不接受批评什么。2

  央视春晚应运而生,主持人成为了人民艺术工作者,沟通着艺术家、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情感。剧场演出形式的音乐晚会第一次以电子媒介的方式传播出来:全国人民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方共享同一场表演,开了电视晚会的先例,电视台因此成为中国现代传播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介之一。3但是,这种超出那个时代理解力的媒体,人们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仍然未能意识到它的力量。84/85年春节,马季、姜昆等相声演员以及港台明星演员陈思思等成为了央视春晚的所谓的主持人,他们的主持风格在现在看来实在是太过僵硬。总体上而言,受到时代、技术条件等的限制,主持在当时的春晚那里带有很多的传统传播痕迹“广播”性质而非现在所说的“深播”“窄播”,它面向中国所有大众,并且带有收音机模式报幕、播新闻的特点。我们看到,马季等相声演员在表演相声后,然后又操起另一副业:“刚才是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拍电影》,现在请看……”。直至90年前,这种松散的主持串场方式仍然被运用着,姜昆、侯跃文等非专业人士还会在人群堆中观众席里突然站起报一个节目名、演员姓氏等等。主持人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时并不十分显著。

  这样一种所谓的主持人的设置方式以及运作方式有着显而易见的弊端,其中最大的问题正是真正主持人的缺席和无语。人们只是看到单个节目的上演落幕,却深深有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人们不能预期下一个人从那个板凳上跳起来,未免又多了几分担心;而权威评价的缺失只能是轻佻有余威严不足,画龙仍然缺了眼睛。类似于以下的表演,这种表演之后就不再兴盛了。

  姜昆:“马季同志,你听,刚才响起的音乐,什么歌”

  马季:“那还用听啊,洪湖赤卫队插曲”

  姜昆:“仔细听”

  马季:“江姐插曲”

  姜昆:“我让你听什么曲”

  马季:“泸州大曲”

  姜昆:“喝酒啊”

  马季:“我是音盲,你问我干什么啊”

  姜昆:“我跟说,这是电视剧《芳草心》里的一首歌曲叫《小草》”

  马季:“是吗”

  姜昆:“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大家请听前线歌舞团的王馨华演唱的《小草》,她的歌声能为我们体育馆铺上一层绿绿的青草!”(85年)

  姜昆和马季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变成了一种具有自恋性质的局限于小文艺圈内的自弹自唱。虽然需要抒情,但是没有联结起人民受众,没有引导人民受众明确的主题线索,依然是空无所归。

  主持人的现代神学角色只能在国家、社会、个体受众之间建立真正的关联,才能完成它的彻底转变。而这个转换过程直至90年代才真正得以实现。在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社会改革进程的加速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文化界、知识界普遍出现“失语”状态的同时,主持人这个行当却由于“得势”得以盛行。虽然即使在那个时候,主持人的意义仍然不为人们清楚的理解,但人们已经开始觉醒。据传,在某著名学院的主持人专业招生现场,那些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因此排成了绵延几公里的队伍,而湖南台的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残酷的PK大赛和争先恐后的后生,主持人的魔力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央视春晚多年的实践终于使现代“神父”主持人——诞生了。

  

  春晚主持人的神性:主持和声音

  

  春晚虽然不是中国主持人的发源地,但是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专业色彩主持人的创造者,也是中国版主持人的创造者。类似于人神天地四域的中介媒质,主持人具有功能性和结构性特点。主持人的神秘在于:它把世界打散又重新联结起来,使部分之间互相沟通然后又制定出相应的秩序和准则,主持人自由地自如地穿梭驻足,忽而代表了农民,忽而代表了工人,忽而回到远古,忽而飞向未来。主持人牵动的是整个舞台世界,时而是红娘,时而又成为城隍庙的陆判。

  1994年,倪萍的一次出场给了我们全新的感受。

  (全家福)

  倪萍:“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长大以后就经常手捧一本相册,从一张张的照片当中寻找自己童年的足迹,寻找那往事如烟的昨天。(音乐起)1950年,那个时候全国刚刚解放,第一天当上摄影师的徐永辉到嘉兴去采访,一阵孩子的歌声把他带到农民叶根土一家的门前,他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感拍下了这张全家福。(舞台上摆出大幅照片,以下类推)您瞧,虽然还是衣衫褴褛,但是翻身做了主人的叶根土笑得是多么的开心啊,徐永辉被深深地感染了。13年之后,也就是1963年,徐永辉几经周折又在黄岩山区找到了叶根土一家,拍下了第二张全家福。这个时候女儿就要出嫁了,瞧,儿子长得比妈妈还高了。徐永辉为山上的巨变深深感动了,为这张照片取名叫‘合家欢’。又过了十六年,也就是1979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刚刚召开三中全会,徐永辉想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农村变化一定非常大,于是又背起了照相机,再次找到了叶根土,拍下了第三张全家福。遗憾的是,根土老人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但是家里又多了三口人,两个儿媳妇和一个闺女女婿,依然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又过了一个十六年,也就是1994年的新春之际,徐永辉即将要退休了,他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照相机,又翻山越岭地找到了叶根土家,拍下了这张彩色的全家福。朋友们,这四幅照片已经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历史见证。”

  (请徐永辉出场,说了几句话)

  倪萍:“我想,徐永辉把他想要说的话拍进了照片,他真的是没有想过要出名,一个人要出名等不了四十年,徐永辉同志真的是饱含了对人民无尽的爱,四十年来始终如一日的把镜头对准了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再次地感谢他!”

  据报导,徐永辉,14岁时偶然看到有人拍照,听到咔嚓、咔嚓声,觉得好玩,就进入万籁鸣相馆当了三年学徒,得到中国卡通创始人万籁鸣、万古蟾孪生兄弟的亲传。当时此店是地下党联络点,徐永辉自然就接受了党的教育,之后,他进入第七兵团政治部摄影组,不久考入杭州新闻学校,20岁毕业时,分配到浙江日报任助理摄影记者。人生本来都是如此,但1994年,徐永辉,这个当时业已退休的摄影记者,在倪萍这个主持人的点化下开始了新一轮的人生。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亮相,徐永辉一夜之间成为“民星”;之后,他又成为中国新闻界惟一的代表入选《50年,人民的记忆》10集系列大型新闻文献片。徐永辉在他以后的感言中说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徐永辉的今天。一个出色的记者,绝对不能把金钱摆在第一位,应将人民的满意度放在第一位。人民满意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我要用相机展示一个真实的历史。”4

  倪萍第一次将主持人的春晚角色凸现了出来,春晚再也不能让主持人可有可无了,这种模式几乎成为后来主持人在春晚上以及在其它节目中必备的模式。倪萍像一个熟练的绣花女在这里进行着空间、时间和个体的穿针引线,在国家、社会、知识分子、农民之间搭建桥梁,为我们精细地展示出社会、历史的大织锦。它花团锦簇,又丝毫不影响其枝叶分明;它针脚细密,又丝毫不影响它纹理清晰。这种形式以前也并非没有,早在89年春晚中,孙正平、鞠萍对聂卫平和他得了癌症的姐姐进行了声情并茂的现场的解说,这样的尝试已经突破了传统主持的范围,但是由于其目的的一目了然,其中的机巧仍显粗糙,不能称之为圆满。而倪萍使春晚的主持人具有了神性。从此,主持人在中国现代社会中能够点物、化物和造物,是通神的主体。

  主持人的神性在于其两大特性:主持和声音。这两大特性建立了两个不等式:“主持≠播音”以及“声音≠语音”。倪萍作为主持,摆脱了以《新闻联播》所开创的播音性质。同西方社会主持人进程不同,西方社会由新闻特别是新闻评论节目成为现代主持人的发生地,而中国社会却是由这个春晚引而发之。5同罗京、邢质斌等人不同,主持人不在于播音或报幕,而在于主持,不在于传递简单的消息,而在于把信息转化为文化上的内容。在春晚,有着公然转化的契机和缘由。春晚本身就是一个大型舞台,它准许戏剧(drama)上演,它不是简单的对世界忠实的记录,而是描叙戏剧性力量和行动的舞台;它只存在在历史性的时间和记忆当中,在我们假定的自我认同的社会角色之上,经常相邀你我入住其中。传统的只能算是播音员,而非主持人。播音员就像艺术中的透视法那样,他构成了一种理想的视图,凭空想象成由一个一动不动的独眼龙所见的景象,它使观者成了神人,成了全世界都汇聚在一人之身,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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