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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玲:执政为民与政府治理转型

更新时间:2014-11-09 18:01:58
作者: 赵秀玲  
2.推进基层民主自治。以执政为民思想为指导原则,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还表现在对于民主的诉求上,因为民主与法制犹如车之双轮和机之两翼,是不能离开的两部分。就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2]146不过,在执政为民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基层民主自治是政府治理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是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创举,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肯定。邓小平甚至站在战略的高度来谈这一问题。他说:“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12]252。胡锦涛也指出:“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8]30习近平提出:“基层既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疏导各种矛盾的‘茬口’。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基层历来是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和实验田,有效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要更多地有赖于基层。”[13]

   之所以党和政府对基层民主政治如此重视,原因有三点:第一,基层是幅员辽阔的中国之根本;第二,基层民主是执政为民和政府治理方式转变的出发点、立足点、目的和归属,没有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就是空话;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民主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令人振奋,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不可小觑。可以说,它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与风貌。有学者曾这样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威权主义传统,联系这个历史背景来看农村选举,毫无疑问,村民选举是中国向更自由的体制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而且我们从每一轮选举都可以窥见其进步。”[14]最重要的是,伴随着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活动的拓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经济基础、思想水平、文化素养等都有明显提高。也就是说,基层群众正在逐渐走出原来的封闭、保守和落后状态,开始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上来。从这个方面说,基层民主自治功不可没,而政府在其中发挥的引导、服务功能也不可忽视,关于这一点,将会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3.重视民生。这是执政为民思想在政府治理方式上最突出、最有效的表现,因为近些年来党和国家对民生问题最为重视,所花的气力最大,所取得的成果最为明显。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指出我们的发展理念是“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5]后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又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于改善民生的重视程度。胡锦涛曾说:“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8]37习近平将民生问题看成是“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起点”[16],并用了十个“更”来概括民生:“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7]这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对民生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不仅如此,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关注民生建设,如原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将民生作为全省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并将“着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民生工作的重点[18]。最能体现党和政府重视民生的是关于农民工的问题。2003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决定自2004年起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的工资问题。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又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其中涉及工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一系列善待农民工的新政策。此后,各地提高农民工待遇、改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措施也陆续出台,农民外出务工的环境和条件逐步改善,输出输入地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已经建立,全社会理解、关心、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大环境正在形成。长期困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农民工问题正在逐渐得到解决,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大大增加。从表面来看,民生是一个“小问题”,尤其对于政府管理来说是如此;但从执政为民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个大问题,关系到为谁执政、怎样执政和执政效果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正是抓住了民生这一敏感的“社会神经”,政府治理之路才能走向开阔和通畅,执政为民思想才能落到实处、见到成效,并深得人民的拥护。

   4.突发事件的应对。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小事中可见一个服务型政府的能力与可信度,但对于社会中的突发事件,政府的作为则是其服务水准的一个风向标。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上不仅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能力,更表现出执政为民的服务型品质,这是有目共睹的。就国家和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表现来看,有五个突出特点:第一,高度重视。政府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对历来十分重视,但总体而言没达到一定的高度,更缺乏理性的自觉,因而还谈不上防患于未然。2003年“非典”的发生,为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突发事件“预案”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层面的有《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区域层面的有各省、市、区的预案,还有不同行业部门的预案。如防恐、卫生安全,甚至在2009年还制定了关于高考的应急预案。这充分说明,突发事件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第二,全力相救。近年来,对于发生的任何灾害,党和政府都不遗余力、全力以赴地救灾。其中,各级政府起了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论是物力、人力、财力甚至个人生命都毫不顾惜,这是服务型政府的集中体现。第三,行动迅速。对待突发性事件,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反应快、行动快,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救灾中的表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第四,措施得力。因为中国政府将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所以面对突发性事件,往往不需要各种讨论和审批程序,而是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2003年的“非典”为例,由于党和政府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准备,所以“非典”发生初期一度陷入被动境地,但很快就采取了“隔离”等有效措施,从而避免了灾情的进一步蔓延。假如中国政府当时措施不利,其灾难性后果不可想象。第五,富有成效。正是由于坚持执政为民这一总纲,党和政府才能充分发挥服务于民的作用,并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从客观角度而言,每次突发性事件都是一次灾难;但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每次突发事件又都是一次机会,它使中国政府逐渐走向成熟,逐渐获得服务于民的信念、能力和经验。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日益复杂化,其程度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不过,正因为执政为民思想深入人心,政府的治理方式已由行政管控型开始向服务型转变,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呈现出光明的前景。可见,执政为民思想正是通过依法行政、基层民主自治、重视民生和突发事件应对等途径才得以实施,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的。事实上,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矛盾丛生的形势下,中国的方方面面发展始终向好,这与党和政府在执政为民思想指导下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直接相关。

    

   三、走出困境与健康发展

   中国政府在执政为民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治理方式的转型,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但这并不是说这种转型已经完成。事实上,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为民思想的落实和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还处于初始阶段,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和努力。概括起来,现在面临的三大困境应当给予关注。

   1.官本位思想的流毒。相比于中国古代,受市场经济和现代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渐渐超越了官本位思想,不过也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和消除的,它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因此,我们今天仍能从中国社会中看到残留的官本位现象。例如,买官卖官的官场腐败现象,许多官员不务正业、官僚习气严重,每年有数量庞大的博士毕业生争做公务员,等等。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呈爆炸式增长。据人社部全国公务员考试数据显示,2008年有64万人通过审核参加考试,考录比约为46∶1;2009年报考人数飙升至百万,考录比例为73∶1。公务员职业吸引力之大、竞争之激烈令人惊讶[19]。公务员虽算不上“官员”,但人们如此非理性地争跳公务员的“龙门”,亦可透视国人心中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试想,当全民都将官员和公务员视为“美差”和“金饭碗”而不遗余力地追求时,我们的执政为民和服务型政府就很容易变味,至少会大打折扣。因此,要使执政为民思想走向深入,使服务型政府更加真实有效,就必须在政策、思想、文化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开拓和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观念问题。

   2.特权阶层势力坐大。执政为民思想的核心即“心系”广大人民群众,官民平等,甚至官员甘作人民的公仆,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广大干部像国民党官员一样“做老爷”,那么执政为民和服务型政府就会失信于民,甚至会变得滑稽可笑。就目前情况来看,最为百姓痛恨的是官员腐败。从整体来看,腐败官员虽然只占少数,但就是这些少数人对执政为民思想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应该说,随着反腐倡廉的开展,党和人民加大了对权力腐败的打击力度,但也应该承认,腐败现象的真正好转并不容易,需要有更加切实可行的措施,更加彻底的思想、道德、精神洗礼。与官场腐败的显性特权相比,还有一种隐性特权值得注意。例如,国家干部和公务员的待遇一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近期有一件事情可做参照。深圳颁布的《深圳市行政机关干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试行)》中有这样的规定: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统称执法员,他们从高到低分为七级,按不同级别拿不同的薪水。执法员共分53个薪级,其中职级最低的见习执法员入职薪级为1级,起薪为7000元,一级执法员对应最高薪级为53级,标准为15720元[20]。且不说同一个城市的执法公务员竟分出这么多等级,就是看这些执法公务员的收入,就会令普通小民瞠目结舌。当执法公务员的月收入几乎是一个下岗工人一年的收入时,这让弱势群体如何相信执政为民!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特权和不平等是政府的“明文规定”。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看来,“特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邓小平曾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2]111他还说:“我们反对特殊化,其实就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2]269。在1985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严申“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12]144,145。显然,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但问题的关键是要落实,要从思想观念上杜绝特权和腐败的滋生。与此相关的是国家的公平正义问题,这都是执政为民思想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3.公民素质有待提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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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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