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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贵华:在信仰与学术之间——对释印顺佛教思想的再反思

更新时间:2014-11-09 16:25:24
作者: 周贵华 (进入专栏)  
具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可称为温和版第二型,或者称印顺版的“大乘非佛说”。

   印顺法师将整个大小乘佛教的展开划成三分,即佛法、大乘佛法与秘密大乘佛法,也对应佛教开展的三个阶段。佛法包含了阿含佛教和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包含早期和中期的大乘,也就是般若中观思想,如来藏思想和唯识思想,秘密大乘佛法则是大乘密宗。由三分判教,他就从性质与历史阶段角度将佛教在印度的流布作了一个判分。

   但在这三分里面印顺法师有一个基本判定:佛法是整个佛教的基础,大乘是其发展与流变态,而秘密大乘是佛教大乘的进一步畸变。在其中,佛教的本色部分,称为佛法。具体而言,阿含佛教代表了佛陀的本怀,为根本之教,具有纯正性,所以他称为根本佛法,或者随顺学界的作法,称原始佛教。这是佛法的核心。对其的直接阐扬,即部派佛教,是对阿含佛教的邻近的发展,保存了根本佛法的特色,所以仍属佛法。大乘佛法虽然对佛法有进一步深化与系统化,但是也有许多变异之处,而对佛陀本怀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违背。秘密大乘佛教保留佛陀本怀之处较少,属于严重的畸变之物。在这样的判教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印顺法师对大乘以及秘密大乘佛法的态度:对大乘而言,需要抉择、洗练,而有所取舍,但对秘密大乘佛法,则主要是要批判了。

   三分判教的核心立场有二,一是许可阿含佛法多存佛陀亲说之教,乃佛陀本怀,二是主张“大乘非佛说”,即大乘佛法以及秘密大乘佛法绝非佛陀亲说之教。在其中,印顺法师作为大乘信仰者,在中国佛教中首倡“大乘非佛说”,[1]将大乘经作为佛亲说之教的地位予以消解,从而将大乘佛法完全归之于阿含佛法为中心的佛法的展开与流变、异化。

   2、古今的“大乘非佛说”

   迄今,“大乘非佛说”有两个阶段较为盛行,一是在印度大乘佛教早期阶段,部派佛教中一部分弟子持有此说,著名的世亲大师在没有回小向大时候,也持此说,并试图破斥大乘;二是在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本主义盛行,此说几成学术界的共许,而且在佛教界即使是大乘的信奉者,在认识上也大多自觉不自觉地持有此说,在中国的代表就是印顺法师。

   在历史上大乘早期阶段,“大乘非佛说”有两类版本,即激烈版与温和版。激烈版的“大乘非佛说”在部派佛教时期就已出现。这是部派佛教一部分人的主张。他们认为,大乘经性质迥异于阿含经典,而且是在佛圆寂几百年后出现的,所以绝不是佛亲说,即不属佛陀圣教量性,并且进一步断言,所谓的大乘经是恶魔为了破坏佛教所说。也因此,大乘的出现伴随着对此激烈版的批判,比如在大乘初期中期论著中,有对这种思想的驳斥,有以不同方式对大乘是佛亲说的论证。在初期中期大乘经中,也提到激烈版的“大乘非佛说”。

   温和版是“大乘非佛说”的另一种普遍形态,最初也是部派佛教一部分人的立场。这种版本同样否认大乘经是佛亲说,而且大乘道不具独立的道性,但是不认为大乘经是恶魔恶意造的,而恰恰佛教徒善意地造出来,以弘扬佛教,而且其中虽然充满文学藻饰之词,以及种种神话境界,但这些撰造并非无所根据,多有根据阿含佛教、部派佛教的精神而展开之处,所以不无道理。

   现今的“大乘非佛说”也有激烈版与温和版之分,但具有与当代的“大乘非佛说”不同的特点。具体而言,古代与现代“大乘非佛说”盛行的时代背景与佛教内部状况不同,在针对性以及内容方面也相应有所差别。当然,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此说发生有其针对的一个基本前提,即部派佛教承许自己是佛陀安立的解脱道,而大乘佛教承许自己是佛陀安立的菩提道,这二者的道性从各自的界定看,是相别的。

   古代“大乘非佛说”针对的时代背景是印度古代社会文化背景,大乘佛教处于兴起阶段,而部派佛教处于兴盛到衰落的转变时期。在部派佛教的本位立场看来,解脱道由阿含经奠定,是佛陀圣教量性,即佛陀直接安立性,而大乘道其道性不同,又是在佛灭后的数百年才出现,所以绝非佛陀圣教量性。换言之,大乘经中揭示的大乘道就其自己的道性而言,并非直接来源于佛陀,不具佛教的“合法性”。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大乘非佛说”。这意味,从大乘道的非圣教量性,可进一步断言大乘经非是佛所亲说。这样,一分部派佛教学人极力否定大乘的圣教量性,否定其佛教的“合法性”就可理解了。总之,这个阶段的大乘是否为佛说的论争,发生在佛教内部,带有了鲜明的佛教意识形态形态论争的色彩。

   但到近现代,处于科学与人本精神主导的文化时代,一切信仰问题以及真理问题,转化为了知识问题,“大乘非佛说”也就失去了在最初出现时的信仰与真理的合理性的维度,遭到了所谓的“祛魅”。与此相应,在佛教内部,“大乘非佛说”问题也主要成为了在知识论意义上的大乘“合法性”问题。科学主义、经验历史主义与人本主义消解了神、圣的存在性以及出世境界的可能性,大乘道在其本位意义上似乎已无立足之处,大乘经作为佛陀亲说的可能性在科学的经验意义上也似乎完全不可辩护。因此,在这个时代,大乘的圣教量性即使是针对相当多大乘信仰者而言,在知识论意义上已经不再可信。这样,是否许可大乘为佛亲说,在越来越多的大乘信仰者那里成为了是否为迷信的试金石。换言之,“大乘非佛说”在众多大乘信仰者的观念中已成为了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定论。大乘是否为佛亲说的论争事实上关涉的是佛教内部与外部间关于知识与佛教真理是否一致的澄清的问题。

   3、释印顺与温和版“大乘非佛说”第二型

   温和版有两种形式,第一型与第二型。温和版第一型不仅认为大乘经非佛亲说,而且其中所诠的大乘道也非佛陀安立,非能成佛之道,只是凡夫之人的善意构造。这样,对大乘经以及大乘道的圣教量性都一体否定。

   温和版第二型虽然也否定大乘经及其所阐的大乘道是佛陀圣教量即佛亲说性,但认为此大乘道是有根据的,是真正的成佛之道。印顺法师的“大乘非佛说”就是这样版本。在印顺法师看来,大乘经非佛所亲说,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他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但他也认为大乘经是一些信仰、怀念、追慕佛陀之人善意撰造的,而且大乘经的主要思想是随顺佛法的道理发展出来的,在此意义上虽非佛亲说,但也可称佛说,即在佛等说的意义上可称佛说。他还主张,大乘教理在相当方面是对佛法道理的深化,比如大乘的缘起与空的思想要比阿含或部派的缘起与空的思想要讲得深刻和透彻,当然也有变异,如以佛性如来藏说面目出现的天佛一如的思想,以在天上成佛为前提的佛三身说等。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虽然印顺法师否认大乘经是佛所亲说,但是许可大乘经中系统建立的大乘道。这就显得吊诡了。因为阿含经里虽有提及佛乘,但是没有具体阐明。既然大乘经不是佛亲说,那大乘道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真的能够成就佛果之道,因为不是已成就佛果者所说。但印顺法师坚持认为,大乘道虽然不是佛亲说的,但是从阿含和部派佛教推阐过来,在这个角度说它是真的,而且是能够成佛的。这正是其思想的内在矛盾之所在。

   其实按照其人本、经验历史观,印顺法师理应否认大乘道,但是他对大乘道的信仰又很坚定,所以又把大乘道保留了下来。由此他对大乘的起源作了这样的因果解释:大乘既然非佛所亲说,当然就不是像大乘典籍所传说的那样,从龙宫、雪山等处取来的,而应该是一些佛弟子在佛去世以后无限地怀念佛陀、追慕佛陀,在把佛陀的形象无限地拔高后,撰著的。拔高意味神化,把本来是人间成就而具有人本性的佛陀抬尊为超越性的存在,超越人间,乃至超越三界。这样的神化,乃至理论整体的深化,在印顺法师看来,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在部派佛教阶段开了先河。在佛圆寂后,其舍利作为佛体的表征与延续,就在后继的佛教徒那里由于怀念、追慕佛陀引起了舍利崇拜,启发了佛身的永恒性与超越性的观念,比如大众部认为佛的寿量无限,佛身完全清净无漏。这再进一步就出现了大乘佛陀观。又将本生等中的佛陀的过去身作菩萨时修的一切行理想化、系统化,而建构出菩萨行、菩萨道。而阿含经与部派佛教中的缘起与空的观念的深化与普遍化,则导致大乘的缘起与空的思想。大乘就在佛教信仰者中,通过阿含与部派佛教演变出来,换言之,这样的大乘道虽然并非佛陀所亲说,但就基于佛亲说阿含教而逐渐成立起来。这是印顺法师的大乘起源说。

   4、简评

   印顺法师的“大乘非佛说”温和版第二型是有内在矛盾的。首先是大乘经和大乘道的关系问题。如果大乘经非是佛所亲说,大乘经中所阐的大乘道也定非佛陀所亲说。但这是否意味此大乘道不能成立,换言之,众生不能够据此成就佛果?他却不这么认为。在印顺法师看来,他所许可为佛亲说的阿含经中提到有声闻乘、独觉乘,还有佛乘即如来乘,也就是大乘,部派佛教也许可有三乘,包括大乘,所以大乘道是存在的,大乘经中的大乘道就是对这样的大乘道的阐明,因而此大乘道不仅有根据,而且是真正能够成佛之道。印顺法师自己就整理出有大乘道,其最后的定论人间佛教也是试图成立一个特殊的大乘道。

   但印顺法师忽略了阿含佛教中的大乘道并没有显示具体内容,大乘经中对大乘道的系统阐发,按照印顺法师,都非佛所亲说,既然不是佛果的成就者即佛陀所直接安立,而是凡夫所安立,如何能够成立为成佛之道?因为佛是从大乘道成佛的,只有佛才有资格、才有可能安立大乘道,这实际已成一种共识。大乘经中的大乘道作为凡夫所立不能成立,但印顺法师又认为能够成立,就出现了矛盾。这反映了其思想中的内在矛盾,即前文所说其三重精神品格之间的紧张。大乘经中的大乘道不能成立,因而印顺法师自己安立的人间佛教的大乘道也不能成立,因为都非佛陀这样的佛果成就者所安立。结果,印顺法师实际上消解了大乘道在佛教中的合法性,造成了与自己信仰的直接对立。

   其次,印顺法师的“大乘非佛说”,是从人本、经验的立场建立的,如果这个立场能够普世成立,而能无限地应用,意味一切的一切都逃不过其检验,在这个意义上,印顺法师的“大乘非佛说”在某些方面确实能够成立。但是我们知道,按照佛教的本位立场,不论是依据古代圣贤的实践,还是当下众生内心中的善根的现起,这种人本与经验观纵使在某种情况下可用,也是有边界的,并非针对一切皆准。确立这个边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将佛教的内证境界与圣者乃至佛的存在性搁在界限之外。佛教真理,比如像真如,依据这种立场是无法判定的,也就是说,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宗教或者传统思想所谈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不可比拟的胜义境界超越于人的有限经验,用经验与人本立场是无法检验的。另外,圣者与佛超越于人本位,也无法判定。既然在佛教本位意义上的殊胜境界、圣者的存在,都无法用人本和经验立场判定,大乘非佛说就不能成立。如果要硬性用这种立场去考量,就不再允许殊胜境界与圣者的存在,佛教整体就会遭到削足适履地阉割、肢解,而成平面化,失去其本来面目。不仅大乘,同样作为成就圣者之道的小乘佛教也将被消解。这明显越过了印顺法师的信仰底线,他自己也是不能接受的。

   退一步,即使要使用人本与经验观来考量大乘经的起源,也不能排除大乘经是佛亲所说的可能性。可以这么认为,在阿含佛教的时候佛陀秘密地给一些大乘弟子们宣说大乘经,他们口耳相传,一代一代直传到几百年以后大乘因缘成熟之时,再通过龙树菩萨等传出来。或者,在佛圆寂以后,还有圣者没有圆寂,他们观察众生大乘因缘成熟了,就将从佛那里听闻的教说传给一些菩萨,比如说传给龙树菩萨,再由他们传出来。这样传出来的教说就是大乘经。这是完全可能的,人本或经验历史观也无法否定。换言之,不可能真正排除大乘经是佛亲说,或者部分是佛亲说的可能性。既然有这种可能性在,“大乘非佛说”就不能真正成立。在此意义上,阿含佛教也就不能真正称为原始佛教,或者根本佛教。

    

   四、印顺版的“人间佛教”说

自上世纪太虚法师提出“人生佛教”思想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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