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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业军: 翟业军答“支点文学网”

更新时间:2014-11-07 14:51:42
作者: 翟业军  
我相信这样的人只是站在某种立场说话,或者说他所说的话只是代表了某种立场而已,里面是没有他个人的体温和真实的感觉的。

   我不相信任何常识。从事这么多年文学研究,我很少去看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千疮百孔、问题很多的,大多数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做着无意义的重复,同水平的同义反复而已,卑之无甚高论。当下的文学研究界对一百年以来的文学认识是非常肤浅的,虽然好像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但哪怕是对于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这样一些貌似已经被看透的作家,我们其实还完全不懂他们,更加不用说尚在不断发现新的材料,会开启对这样一些作家新的认知,比如说关于沈从文、张爱玲,特别是张爱玲。所以说,我怀疑任何常识,常识是有毒的,要把这个毒挤出来。而同时要说明的是,我并非是为怀疑而怀疑,而是每当我试图去关注、研究一个东西,都发现目前的研究是有问题的。

   刘卫东:我看你的分析方法来自新批评,特别注意文本,但是你又注意近似文本间的差异化,从对读入手。你的方法是自觉的吗,这样做出自什么考虑?

   翟业军:我没有认真地关注过“新批评”的批评路径,只看过韦勒克《文学理论》、《批评的诸种概念》之类的书,对这些理论也没有什么兴趣,当时看的时候只有一种感觉就是很琐碎。但像刚才说的,我非常关注文本,这个文本倒不是来自于新批评,而首先是来自于我个人的天性。我前段时间在扬州开会的时候还说到,我比较细腻,因为比较细腻所以比较柔软,因为比较柔软所以是个好人(笑)。因为细腻所以我不太相信任何的大的空洞的东西。我比较喜欢沉入文本的内里去感受它,刚开始的时候,是拣喜欢的看,首先是感受,然后说出感受,我以前曾经一度以为文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说出优秀作品的优秀之所在,说出优秀作家优秀动人之所在。但现在不一样,哪怕不喜欢我也会认真去看它,因为不喜欢的东西里面可能包含着更多的症候,更多有趣的讯息和启示,哪怕是一些很差的作品可能都是有意义的。

   我注意文本的第二个原因源自扬州大学,我硕士是在扬州大学念的。我的几个导师,像曾华鹏,他和苏州大学的范伯群教授是49年以后第一篇作家论《郁达夫论》的作者。从49年之后很多年是没有人写作家论的,因为你不能够给一个人去树碑立传,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曾华鹏他们就开始做这些工作,之后他们做了很多,像《郁达夫评传》、《冰心评传》、《王鲁彦论》这样一些专著。所以说扬州大学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关注作家、关注作品,这个在80年代看来好像没什么,但是80年代以后这样的传统看来是非常动人的,它可能很拙、很笨,可能显得很小家子气,但是非常的有用、灵动而新鲜。因为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把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变成西方思想的跑马场,一会用詹明信,一会用德里达,一会用福柯,更加不用说伊格尔顿啊这样一些人。我们中国文学研究变成了他们的跑马场,而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本身的内涵却完全被忽视,所以从80年代中后期到目前为止的文学研究,或者说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没有什么进展,因为他们在用另外一套话语系统自说自话,根本是不及物的。而扬州大学那样一种传统是“以鲁释鲁”、“以老释老”,它是真的在发现问题。

   说到从对读入手,我写了一系列“对照记”,比如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启蒙时代》,《西望长安》和《假如我是真的》,《哦,香雪》和《谁能让我害羞》等等。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人们想象这个世界的方法和模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人类的可能性本身就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作家们试图去面对和描摹一个对象、一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想象模式几乎是如出一辙的,这就注定了无数作品之间它们的相似性。我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我们所有的人走的是同一条路,趟的是同一条河,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同样的难题。既然问题是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解答问题的方法也不会太多,所以我非常注重文本之间的相似性,而且每每能够找到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品之间致命的相似性,比如之前所说的那几篇。然而这毕竟是不同作家本着不同心性去探讨的,他们即便用的同一个模式,同样的想象方法,但在每一次进行想象的时候,这一次的想象必定是独一无二的,必定能够反映出这个作家属于自己的东西来,这和别的作家就会有根本的差异性。当把这个“同中之异”发掘出来以后,我们首先就能看到一个想象的模式化,能看到不同时代之间的类似性,也能看到同一个时代不同作家之间的相似性,甚至能看到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代一以贯之的类似性,我们能够看到“同”。同时我们更能看到“异”,这个差异可以属于不同时代,也可以属于同一个时代不同作家,甚至可以属于一个作家本身的分裂。我坚信,“同中之异”的这种方法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太多的真相。比如我当年在写《蔼然仁者辨——沈从文与汪曾祺比较》的时候,跟我导师讲《边城》的结尾和《大淖记事》的结尾的同中之异,他非常开心:貌似一样的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

   刘卫东:我看到你写的一篇《我看当代文学评价之争》的文章,有个观点是“说好比说坏难”?

   翟业军:《辽宁日报》这里把我的正标题给删了,我本来的题目是《“照眼的好”——我看当代文学评价之争》,这是胡兰成夸赞朱天文的一句赞语,我觉得拿这句赞语转送给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说好比说坏难”,我确实持这样一个观点。骂人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一部作品出来了,你说它不好那太容易了。比如他说这个世界是白的,你说不是,这个世界是黑的,太容易了,我见过太多这样“骂派”的批评家。而我想说的就是,“说好”并非是无原则地吹捧,我们很多批评家,只要一部作品出来,就是“啊,这是伟大的民族史诗”,“这表现了一个人苦难史”,全是这样的废话,所有的批评文字拿到一起看你会发现它就是一篇表扬稿,这样的东西那不叫写作,连炮制都算不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需要“敬惜字纸”,赵树理他们家就有这样的习惯,要敬畏。那么我所说的“好”是你要说出这部作品它好在哪,把这个说出来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你要说出它好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说是近乎赌博式的。我常说张爱玲在40年代只被大家认为是一个通俗作家,很多作品发在那些通俗杂志报刊上面,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到了60年代,夏志清去做《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他近乎赌博式地说,《金锁记》这部中篇小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他说对了,从此以后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就奠定了。关于夏志清,我觉得他受意识形态以及本人才情的限制,能力并不是太强,他无法真正把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说得很清楚,但是他那本书,哪怕只要发现一两个作家,其实就够了,因为那样的发现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而很多批评家“说坏”,那是太容易了。(后加)[挑上几部不好的作品鞑伐一番,就一叶障目地宣判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或者拉来一部名家名篇,像语法老师一样寻摘出一两个语法错误,像扫黄队员一样翻检出一两段性描写,就欢天喜地地宣称该名家粗陋、肮脏和欺世盗名。久而久之,批评界不仅丧失了说好的能力,更消泯了说好的冲动,批评家成了一群“闻过则喜”的怪物。]

   刘卫东:一次文学批评会议上,你对目前批评现状做了抨击,尤其是学院批评。你现在在大学任教,为什么会对学院批评有意见?你觉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翟业军:我首先回答怎样解决,“肉食者谋之”,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考虑也没有用,这个问题不是就事论事可以解决的,它是整个体制的问题。我虽然也在大学里任教,但我跟大学是没有什么本质关系的。整个学院批评完全的体制化,人们从来不看说了什么,说得好不好,说得有没有道理,我们的学院评价机制就是你说了多少,我指的是你一年发表了多少,你在哪说的,我指的是你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发表的。每个文学院里的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学者成了一个生产流水线,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其实是一个学术工业,在不停去炮制出符合模式的标准化的产品,这也就是为什么二三十年来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没有进展的原因之所在。你想指望流水线能够突破,有个性化,能够对从前定论进行挑战和颠覆,那是不可能的。指望学院能够对学术有什么建树和推动,完全是痴人说梦。更加严重的是,(这一点我可能会得罪很多学生,)我们现在的学院批评的来源大体都是一些硕士、博士,因为学术已经科层化了,必须取得学位才能在学院里,而我们绝大多数硕博士都是通过考试进来的,英语比较好,文学史背的比较清楚,所以他们能够考上名牌高校的硕博士,可以在高校里任教。但很多在高校里任教的青年教师,一辈子不懂文学为何物,并不太明白他们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过一丁点的感动和愤怒,只会划一块小圈子,然后在里面精耕细作,而对象究竟是什么,他们也从来不想弄清楚,细作好了以后,对于学术界又有什么意义,也从来不去考虑。他们只要有一个对象去研究,就可以获得安身立命的资本了,其他都无所谓。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教育制度的问题,这我就不多说了。

   刘卫东:你的批评文字很犀利也很感性,有自己风格,与学院派的四平八稳不太一样,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

   翟业军:卫东你看过我很多文章,曾经也表扬过我的文章彻底的是“非学报体”,我是很鄙视那种“学报体”的。真正的批评一定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当你把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后,这个问题本身一定是刺激着你,感动着你,逼迫着你,要你去解决的,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一定也是被某种情绪和压迫感驱策着朝前走的。所以我无法做到“学院体”要求的一上来就先做一个研究综述,一个回顾,然后说出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之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不需要这样的起点。真正的批评文字应该不是从前人的非常可疑的研究现状出发的,这可能是我们当下批评或者说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的区别之所在。我们不需要那样一个可疑的研究起点,我们应该是被问题所驱策着,我所发现的问题是我真正的起点,我只被这个问题所感动,我只为自己认为很重要的问题负责,所以我当然会很犀利,当然也会很感性,正是这样我认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也是给目前一潭死水式的研究现状的一点启示、一点警醒。

    3、批评家的批评伦理与作家的写作伦理

   刘卫东:文学固然有自身评价标准,但是具体到每个批评家,又会有自己衡量作品的标准。你做文学批评的时候,是怎样的标准?

   翟业军:一个固定的标准肯定是没有的,一个文学批评家肯定不能做一个刻舟求剑的傻子,而且我也从来不相信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标准的答案,我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明确的答案都是一个给傻瓜的陷阱。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就在于它有无数可能性,正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才使我着迷,使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这也是文学在当下能够活着的理由。

当我们进入当前的科层制社会以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可能性的扼杀,越是朝后现代走,朝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走,这种可能性就愈益消失殆尽。我们每天似乎面临着无限的可能,其实我们的可能性少得可怜。就像我们如果打开一只iphone手机,会发现里面太有趣,有无数种可能,其实我们只有一种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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