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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

更新时间:2014-11-02 23:22:38
作者: 甘阳 (进入专栏)   秋风 (进入专栏)   陈明 (进入专栏)   陈壁生 (进入专栏)   刘小枫 (进入专栏)    
如果有人说“两考”主要是写给士大夫看的,与奏折呈给皇帝不同,也只能解释部分因素,毕竟经学的政治意义与君主制的关联在重要性上不亚于其与士大夫官僚制的关联。我们不能把“两考”仅仅看作是戊戌变法的一个思想工具。他对于儒教教化制度的转型有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考虑,当然这个考虑仍然是放在一个更为整体的政治制度改革框架里的,这一点没有问题。

   至于流亡时期以及民国以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主要聚焦于孔教与中国的关系上。我不再详细展开,他的基本思路并不是直接以经学建国,而是以经学建教,然后以教建国。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曾亦、陈壁生的理解略有不同,我觉得他们两人的理解更接近廖平的思路,就是直接的经学建国,而康有为其实不是这样。在他那里,国与教的关系是通过一个国教的概念联系起来的。教是超越国界的,但历史地看,中国与孔教有特殊的关系,孔教自汉以来就是国教,在现代以来也应当且能够成为中国的国教。这里面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仅仅从政治上考虑建国问题是不足的,所以,他的孔教国教论实际上是想说,孔教应当且能够成为维系中国的一个主导性的力量。由此可以总结康有为对于现代中国的基本构想,其中有三个要素是必须充分注意的。一个当然是共和,这涉及康有为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既是古今问题,也是中西问题。第二个就是君主制的意义,第三个就是孔教作为国教的意义。前段时间在上海开会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既不是孙中山,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章太炎,康有为才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立法者的意义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以后才能被真正认识到,且在当时还可能是个失败者,因为立法者不一定有武装,可以是个没有武装的先知。而如果我们以此来看现代中国的话,就会发现,章太炎也好,孙中山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的思路都在康有为思想的笼罩之下。因此在我看来,目前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康有为作为现代中国立法者的地位给确立下来,其他问题才可以高水平地展开讨论。

   接下来讲一下马一浮。康有为对于政治的热衷使得他提倡的孔教主张在实践领域中没有取得实质的成功。民国前后,随着科学的观念日益获得空前的权威,现代大学兴起,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就成了接引传统的一个主要方式。而民国以来唯一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保持清醒、一贯的批评态度的,就是马一浮。一个重要事件是,马一浮在接受蔡元培邀请任职教育部不久,就辞职了。原因是蔡元培主导的教育部要废经学。马一浮对此反对情绪非常强烈,同年他去新加坡道南学堂看到那里开经学,还专门写了一篇《新加坡道南学堂记》来表明心迹。所以,后来北大、浙大几次请他,他压根就不去,这也是基于他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批判意识。后来他在浙大讲学,有处境所迫的成分,但即使那样也还是讲了一个条件,就是要以大师的名义请他。这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他个性的孤傲,而是有客观的义理考虑。马一浮首重六艺之教与六艺之学,认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应当以六艺之学为基础,而不是相反,以方法论的名义将作为一个整体的六艺之学裁剪、割裂。这里我着重谈谈他的书院理念,原始材料见于他的《寒江雁影录》。他说他要建构的书院是仿效佛、耶,“在中土如佛氏丛林,在西洋如基督教会”,其主要的考虑是为了保持教统的不辍而要求新的建制必须“超然于政制之外”:“二氏之学虽衰微,而其徒犹有守之弗失者,以能超然于政制之外。昔之人王,但为外护而不予干涉也。”因此,他说书院的设置既不同于旧时与科举制有关联的书院,也不同于现在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大学研究所,“比之大学文科哲学系,比之国文专修馆,比之存古学堂,则为拟于不伦”。对于如何治经学,他有一个分别,就是通治门与别治门。通治门即群经通治,具体来说,以《孝经》、《论语》为主,再加上理学家的心性工夫理论。别治门即各经别治,要以群经通治为基础,就各个具体经典展开研究。前面我提到康有为的理学背景,虽然他对理学的批评很尖锐。可以看到,马一浮的思路也是非常注重理学,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和康有为的思路有很大的接近之处,尽管他对康有为有很多批评。在康有为那里,关键词是孔教会与今文经学,在马一浮那里,关键词是书院和六艺之学,虽然具体内容有很多差异,但如果放在一个历史脉络里看,可以说具有相承关系。甚至在工夫问题上,二者都有相似的归宿,即都是归宗于朱子。因此我们看到,关于书院的目的,马一浮说:“书院确立六艺之教,昌明圣学。始于读书穷理,反身修德,终于穷神知化,践形知性。”与此相应,“其教学方法,体验重于思索,涵养重于察识,践履重于知解,悟证重于讲说。务令深造自得,不贵一偏一曲之知”。但这种注重心性的思路并不意味着马一浮的书院理念中完全失去了对“儒效”的考虑,他认为恰恰是通过这个方法才能挺立夷夏大防,并遥望天下太平:“所以立夷夏之大防,拯生民于水火,将使淳风被于万国,令闻垂于无穷。”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处境中,他还提出了“破山中之夷狄易,破心中之夷狄难”的说法。

   在评价过去的教化制度时,马一浮提出了两点批评。一个是说过去的“儒者不得位不能行其道,故不能离仕宦。其仕也,每为小人所排抑”。一个是说过去的“儒者有室家之累,不能不为生事计,其治生又别无他途,不免徇微禄,故每为生事所困”。因此他提出,“今欲学者深入,纵不能令其出家,必须决意仕宦,方可与议”。这里一定会有一个质疑,就是说如果连家国的责任都要放弃,那还成儒家吗?仔细体会马一浮的意思,我觉得他并不是说让所有学儒者都这样,而是说,他要培养一批专门从事儒教教育和传播的人,这些人不要去做官,而且最好家庭的负担也要轻。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思路要与基督教的制度来类比的话其实不太像教会,更像修道院加神学院,他培养的其实是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又可以再去教化民间。与康有为的全盘性思路相比,马一浮没有明确地考虑过国教的问题。但在“五四”以后的环境里,可以说马一浮的思路是与康有为的孔教论最为接近的一个,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这些都能够在儒教的教化制度改革方面给我们一些启发。

  

   张翔:《孔子改制考》的政治含义

  

   我对唐文明兄的发言有一个补充。《孔子改制考》在政治上有怎样的含义?有一条材料或可帮助分析。黄彰健在《戊戌变法史研究》的一开头就引用了康有为1901年左右写的《致赵曰生书》。根据我的有限阅读,康有为在这封给赵必振的信里很少见地检讨了他在寻求变法过程中的错误。康有为指出,在见到光绪帝之前和之后,他有一个变化。在没见到光绪帝之前,写《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的时期,他认为清朝没什么希望,于是“不得于上,则欲争于下”,大倡民权等等。而在见到光绪帝之后,他觉得可以有希望,一定要保持对光绪帝的信心。目前见到的这封信是残稿,但1903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弟子辩论的主要要点在这封信里都有了。他自己并不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改制或变法太快,他认为当时有快速改革的条件;他觉得失误在于当时不知道可以寄希望于光绪帝,于是企图经营湖南,“留为黄种之苗”。为什么保守派在湖南反弹最大?因为梁启超他们在湖南办学办报的启蒙,戊戌年春湖南已在传播“自立易种”的革命言论。从这封信反推,《孔子改制考》应该还是有它的政治企图的。

   甘阳:问题是要用什么东西教化

   我也对唐文明的问题提一点疑问,即康有为提庶民之教的问题我觉得从根本上不过是梁启超“新民说”的意思而已。康有为认为儒家历来没有庶民之教实在是很奇怪的说法,儒家怎么可能没有庶民之教?根本的问题在康有为不满意儒家传统的庶民之教,而希望有“新教”,所以我说他根本上不过是和梁启超一样希望造就“新民”。儒家传统当然历来有其庶民之教,而且儒家的全部成功就在于其庶民之教极为普及,早已在中国深入人心。这个庶民之教不过就是两个字,“孝悌”二字足矣!问题就在于,康有为认为这不够,他认为不行,所以他认为儒家对庶民是没有教育。而这恰恰从根基上颠覆了儒家对庶民的教育,而不是说儒家对庶民没有教育。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恰恰是比较可疑而值得商榷的,康有为的前后期是一个问题,这里面恰恰意味着他从头到尾对儒学都有背离之嫌。我觉得这非常需要检讨,包括他以后的国教也是这个问题。全部的问题是要教育什么?教化什么?用什么东西教化?如果离开了传统儒家以“孝悌为本”的庶民之教而另起炉灶搞新的庶民教化,这当然会引出太多的问题,例如与梁启超“新民说”有何区别的问题。我感觉这似乎恰恰是他最激进的地方,而不是他保守的地方。我就想提这个问题,请文明考虑。谢谢!

  

   白彤东:全民教育与庶民教育

  

   唐教授讲康有为的书我读过。我一直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你对康有为的庶民教育这个说法怎么评价?因为如果放大来看的话,以我自己的理解,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更多的是西方的工业化所要求的全民基础教育,而不是康有为所讲的庶民教育。你在书里面也说,宋明理学那套启迪民智的办法,看起来要比制度化的办法更有效些。我觉得,传统儒家可以接受工业化所要求的全民教育,但是对于以彻底平等为结果的庶民教育,不一定能接受。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判断。讲得不对,还请纠正一下。

  

   唐文明:狭义的政治改革配合上教化制度改革最好

  

   我简单地回应一下。第一个是张翔提到的,其实我不是要推翻旧论,只是要说明:过去我们把《孔子改制考》都作为一种变法的工具,这个理解太过了。我觉得康有为对教化制度的改革有很深的考虑,否则他不会因为这个而去耽误他的政改。当然,在他看来,教化制度的改革也是有政治意义的。他的意思是说,狭义的政治改革配合上教化制度改革最好。比如说,对比一下张之洞的主张就很清楚。张之洞的意思就是政治改革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教化改革。这里的差别恰恰在于,康有为意识到,直面时代的变迁,教化制度也需要改革。

    甘老师提的问题,涉及到康有为的看法和我们如何评价这些看法两个层次。康有为的看法如我前面所说,一方面,他认为宋明理学已经意味着儒学走向民间道路,特别是乡约。这个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沟口雄三有一个说法,大约可以粗略地表达这个意思,他说宋明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儒学教化中心的转移,宋代是从原来的君主转到士大夫阶层,明代则是从士大夫转到庶民。这个看法不是没有问题,但大概也说明了宋明时代的社会转型与理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康有为对宋明理学的教化方式和思路又有激烈批评,认为乡约的路走不下去了,必须走宗教式的教化道路。但他有这个想法也不是仅仅为了回应基督教的挑战,而是与他对儒学的理解和体验为基础的。联系到白彤东提的问题,因为他在西樵山静坐有强烈的宗教体验,所以说他的孔教论并非空穴来风,西樵山静坐对他的孔教论至关重要。所以他当然是觉得宋明理学比汉唐儒学更能启迪民智、成就民德,但民德的修成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必然要上升到宗教的层次,即使其核心内容是孝悌、仁义这些看起来比较简单的规范与美德。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很难说是一种颠覆,除非把宋明理学认为是对儒学的颠覆。但这个义理上的问题与制度问题又不完全对应。我想甘老师的意思可能是说古代的政治结构特别是君主制和科举制,在制度上保障了儒家对庶民的教育。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康有为意识到在新的时代里无法按照原来的构想去实施儒门教化。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他的思路是对古代儒家的制度落实方式的一个颠覆。我在前面提到过,康有为年轻时把朱子比作基督教的马丁·路德和佛教的惠能,后来则自况为孔教的马丁·路德。这里包含着他的教化改革的一个自觉意识。某种意义上说,宋明理学相对于汉唐经学的变化,可以类比于天主教到新教的变化,特别是从注重礼乐制度到注重心性工夫的转变,是儒学变革史上非常重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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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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