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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揭示并重建人性

更新时间:2014-10-29 17:15:54
作者: 韦大林  

  

  

   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揭示并重建人性

  

  

   韦大林

  

   一说到文学艺术的作用和功能,一般的说法是认识、教育和审美,进而还会延伸到为某种政治(主义、制度、权力、政策等等)或某些阶级服务。如同真正的爱(母爱、性爱等)无外在目的性,只是人的天性的自然流露一样,真正的文学艺术也无外在目的性,只是人的至性真情在一定感性形式中的自然流露和宣泄。汉代的《毛诗序》虽然奉行儒家“文以载道”的原则,强调诗歌“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政治教化功能,但也不得不承认,诗歌是产生于情感的萌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政治教化其实只是统治者对诗歌的利用,并非诗歌创作的初衷。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人的至性真情莫过于亲情和爱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多么坦荡执着的爱情。《诗经·蒹葭》中一位秋水边纯情少女飘忽不定的倩影,穿越三千年风尘,至今仍那么楚楚动人。中国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诗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游子与家人虽天各一方,却共享月光,令人遐想无限,仿佛听到了家乡门前小河潺潺的流水声,看到了亲人们在一起暖意融融的欢聚场景。游子的乡愁和少年的怀春,正是一种超越任何阶级和政治的使人永远割舍不下的情感。据说乾隆帝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多为夸赞皇权文治武功、威加四海,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今天有谁还记得乾隆的哪怕是一首诗呢(如果那也算是诗)?文学艺术能够感染人、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涌动其中的人类共通的至性真情。

  

   “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水浒》、《红楼》所表现的历史场面和政治斗争,早已远离我们而去。真正使我们难以忘怀、感叹不已的只是曹操、张飞、诸葛亮、鲁智深、李逵、王熙凤、林黛玉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所体现出的人性、人情和人的命运。“说曹操曹操就到”,历史上的曹操残忍奸诈,使人感到恐惧,《三国演义》褒刘(备)贬曹,刘备是作者树立的正面形象,寄寓了作者的政治性标准,而曹操则被刻画成一代奸雄。但是人们还是更喜欢艺术形象的曹操,因为他独特而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更深刻地映照出人性的某个方面,较之于刘备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对文学艺术的鉴赏,人们永远是把审美和人性的标准放在第一位的。人的至性真情是文学艺术的灵魂。“爱”中如果掺杂了某种功利(金钱、地位等等)目的,立刻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变味。艺术作品如果不能表现人的至性真情,只是一味充当服务于某个政治权力和阶级利益的工具,同样也会变质变味,最终难逃被淘汰的结局。

  

   人皆有动物性的欲求,人的生存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利益、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但是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具有超越动物性、商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的追求真理、崇尚道德的自由理性精神,形成了以自由理性为核心的人性。自由理性使人具有主体性,成为文明历史的创造者。人创造了历史,人就成为历史活动的中心。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人自身,构建人的主体性和人性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人改造了自然,建立了社会,人就成为自然(真)和社会(善)的“立法者”(发现规律、设立道德)。人创造了经济和政治,创造了民族、阶级和国家,人就高于经济和政治,高于民族、阶级和国家。人性就高于民族性、阶级性、政治性和国家性。“文学是人学”(高尔基),文学艺术就是对象化、形式(节奏、韵律、色彩、线条、形象等等)化的人性。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立法者”,文学艺术之“美”就是“真”和“善”的最高准则。人性高于民族性、阶级性、政治性和国家性,民族、阶级、政治和国家就必须接受文学艺术的最高裁决,而不是相反,使文学艺术成为服务于民族、阶级、政治和国家的工具。

  

   人性和人的情感在世俗生活中,会迷失、淹没在各种感官欲求、功利目的和繁杂的事务中,而文学艺术则在“形式化”的虚拟世界中,把脱离现实功利目的的,纯粹的人的情感、性格和命运过滤、定格、展示出来,把人的至性真情直接呈现出来。文学艺术激活了人的真情,唤醒并重建了人性。艺术形象能够产生美感,是由于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宛若惊鸿照影,使人看到自己情感、性格和命运的某个侧面,几欲置身其中,喜忧与共,一击三叹,唏嘘不已。拨动了你心中最幽深处的人性之弦,油然而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惊异和欣喜。在艺术形象的观照中,人撕下伪装,暴露出自己赤裸裸的人性真相,人的灵魂因而得到澄清和净化。色情化、商业化、阶级化和政治化都会污染、扭曲甚至完全埋没文学艺术的人性内涵,使人丧失自由澄澈的赤子之心而沦为欲望、金钱和权力的奴隶。色情化、商业化、阶级化和政治化都会导致文学艺术的“低俗化”。

  

   要求文学艺术唤醒、重建人性,表现人的至性真情,当然不是要让文学艺术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人的七情六欲,脱离现实的政治和经济,脱离对真假、善恶的认知判断,推卸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人性不是一种空洞的抽象物,人的情感、性格和命运只有在具体生动的历史活动、生活境遇、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中才能显现出来,才具有生命的活力和张力。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它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密切关注着人的情感、命运和生存状况,密切关注着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密切关注着国民大众的呼声和要求,敢于直面现实的问题、矛盾、曲折、苦难和伤痛,无情地揭露假恶丑,热烈地赞扬真善美。一切剥夺损害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和尊严的势力现象都是文学艺术不可调和的敌人。

  

   问题在于,文学艺术虽源于生活,却必须高于生活。文学艺术面向生活、关注生活,不是要解决具体的矛盾和问题,不是为达到某个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不是为某些人(某个阶级、阶层、民族、种族)服务而反对另一些人,不是对某些具体的人和事直接做出道德、法律或政治上的结论。文学艺术联系生活的方式,不是直接参与生活的实际过程,只是从生活撷取感性“形式”的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再以直观“形式”(虚拟的艺术形象)为生活提供审美和人性的导向。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独特的功能作用和创作手法,要求它始终只能从“形式”上保持与生活的联系。

  

   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一视同仁地看待不同民族、种族、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对任何人抱有偏见和歧视,他唯一的立场就是人和人性的立场,他唯一的倾向性就是人文关怀的倾向性。文学艺术的真正任务是,从生活的事件和纠纷中,发现并演绎人性的“价值”被扼杀毁灭的悲剧性和人性的“无价值”被涂上神圣油彩、招摇过市的喜剧性,用生活素材塑造艺术形象,对现实生活的真与假、善与恶用人性的尺度和审美的眼光给予最高的裁决和评判,重建更高尚、更健康和更完美的人性。文学艺术在道德、法律和政治上的倾向性,是服从于它的人性裁决和审美评判的。更高层次的人性尺度和审美眼光使道德、法律和政治有了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温度和导向。如果文学艺术放弃了人性尺度和审美眼光,犹如法官放弃了法律,当然就不再有资格裁决评判生活了。人性问题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枢纽,揭示了人性问题,就是最深刻地反映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解决了人性问题,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文学艺术越能排除色情化、商业化、阶级化和政治化的干扰,始终保持与生活“形式”上的联系,坚持人性尺度和审美眼光,就越能承担起它应当承担的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作家都是现实中的人,不可能没有现实利益的考虑,不可能没有一定阶级和政治的倾向性。但是真正伟大的作家都具有宽广博大的人文情怀,一定会冲破自身阶级和政治的局限性,在自己的作品中毫不犹豫地坚持人性和审美的评判尺度。但丁是一个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基督教徒,但他却在《神曲》中以丰富奇特的想象力,借助于宗教形式(地狱、炼狱、天堂)描绘出一副揭露宗教虚伪、黑暗,反映意大利现实生活的图景,无情地抨击了宗教的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竟然让教皇成为罪犯,与贪官污吏、盗贼等一起下了地狱。他在诗人维吉尔的带领下,经过阴森恐怖的地狱、炼狱,最后进入阳光明媚、花雨缤纷的天堂,终于见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贝雅特丽齐。象征着只有理性和知识才能引导人类走向光明和幸福。但丁超越贵族和宗教的局限,热情地讴歌人的理性和纯洁的爱情,使他成为文艺复兴新时代将要来临的一位伟大的预言者。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真正的不朽处,不在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而在屈原遭受猜忌、诬陷和迫害,在逆境和险境中仍然不肯向权贵低头,不愿放弃对真理追求的磊落胸怀、无私品格和坚贞气节。雨果的《九三年》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为救大火中村妇的三个孩子,落入共和军之手,共和军司令郭文因被朗德纳克的“慈悲心”感动而释放了他,郭文自己却被共和军判处了死刑。雨果认为,革命用暴力摧毁反动势力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革命仅有暴力是不够的,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在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人性和人道主义价值应当高于一切。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通过贵族聂赫留朵夫,因对少女卡秋莎“始乱终弃”导致她堕落而要求赎罪的曲折经历,暴露了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以及政治和法律的腐败、伪善。同时也揭示了人性中“灵与肉”的矛盾,认为人的堕落是源于人性的“原罪”,因此,人应当宽恕他人,进行灵魂的自我救赎和自我完善。贝多芬家境贫困,少年丧母,青年失聪,恋爱屡遭失败,作为一个热情奔放的音乐天才,命运对他真是太不公平了。贝多芬终生都在向苦难的命运作不屈不挠地抗争,他曾说:“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于是我们听到了《命运交响曲》那如泣如诉、如诗如歌、悲怆雄浑的旋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遗世而独立,茫然而无依。在天地之间,人是自由的,也是孤独的,人的软弱和强大都是源于他的孤独。这是先行的孤独、卓越的孤独,更是人性的孤独。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把人性彻骨的孤独感抒发得淋漓尽致。《离骚》、《九三年》、《复活》、《命运交响曲》、《登幽州台歌》以及《春江花月夜》、《蒙娜丽莎》、《哈姆雷特》、《浮士德》、《堂吉诃德》、《高老头》、《阿Q正传》等等,都是一座座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人性(情感、性格和命运)的永恒丰碑。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推崇巴尔扎克。恩格斯指出:“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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