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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我在中央苏区

更新时间:2014-10-28 23:40:08
作者: 杨尚昆  

  

   我是1933年1月底春节期间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的。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立。到1934年10月,我随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先后一年又八个月时间。

   在瑞金,我首先见到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美丽牌香烟交给她,这是联络的“介绍信”。接着见到了刘少奇同志,他在中央苏区仍做工会工作,住在瑞金城里。我被分配到临时中央宣传部。临时中央机关设在瑞金下肖区观音山,办公和宿舍都在一个大祠堂里。祠堂前临池塘,水清见底,塘边种着垂柳。村子不大,松林掩映下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环境十分幽静。张闻天、罗迈(李维汉)和吴亮平等同志都住在这里。我到时,闻天同志正在作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同志本来住在叶坪,宁都会议后,毛主席请病假在福建养病,朱、周和王稼祥在反“围剿”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局只有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等同志在。不久,博古、陈云也到了。李伯钊进苏区后,先在闽西苏区做宣传工作,1931年10月调到瑞金。我们的小家庭又团聚了。

  

   初识毛泽东与反“罗明路线”

  

   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是张闻天,我给他当助手。

   宣传部最重要的工作是办好党的一刊一报。苏区的宣传工作那时还在初创时期,张闻天同志是有建树的。《斗争》原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创办的机关刊物。进入苏区后不久,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央局原来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两刊合并改名《斗争》,在1933年2月4日出版,由张闻天任主编。为了区别于上海版,刊次从第一期开始。前六期《斗争》中,我共撰写署名文章七篇,除第五期外,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红色中华》是一张四开的周报,创刊于1931年12月,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主编是王观澜;1933年2月4日起,改成三日报,成为党、团、政府和工会合办的机关报,主编先是王观澜,以后是当过张闻天秘书的谢然之(这个人后来叛变了)。从《红色中华》改版之日起到3月20日的一个半月内,我用“昆”的笔名撰写社论六篇,那时撰写社论的还有博古、洛甫、谢然之、李一氓、潘汉年和沙可夫、吴亮平等,这一刊一报是临时中央指导工作的重要工具。我初到苏区,对农村的情况不熟悉,对游击战争更没有实际经验,撰写的社论和文章只能记录和表述临时中央的基本意图。在中宣部的四个多月内共发文十三篇,可以算是“多产”了。

   那么夏耕将到,为了写《关于夏耕运动》的文章,我采访了毛主席。那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对访问毛主席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时,他刚结束休养,从福建回到江西瑞金,仍住在叶坪村的一个祠堂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春耕大忙时拉开战幕的,在后方主持苏维埃临时政府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尽最大可能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前方。他和项英一起先后发出向群众借粮供给红军、调剂民食接济军粮,以及动员群众为干部家属代耕等命令和指示,保障了战争需要又不违农时。4月下旬,苏维埃政府又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我为此走访了毛主席。

   毛主席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我回答:四川。他又问:你们四川有一位杨?公你知道吗?我说:他是我的四哥!他便深情地询问烈士遗属的情况。我说有一子一女,四哥遇难时,大女儿一岁半,儿子才40天。现在由我四嫂抚养着。这一来,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加贴近了。我说,《红色中华》要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这篇文章应该怎样写才好?他便侃侃而谈,告诉我应该怎么写,怎么写。那时,因为战争勤务工作繁重,中央政府下令:苏区18岁到40岁的青壮年“全体自动要以革命的办法,把在乡村的劳动力和辅助劳力尽可能地发动起来,投入夏耕”。文章强调要依靠党支部和贫农团,组织耕田队,帮助有困难的农户和乡村,对红军的公田还应组织特别耕田队,同时要订立公约,开展竞赛和组织“轻骑队”,反对消极怠工分子和官僚主义。

   临时中央对所谓“右倾主要危险”的毛泽东的不满由来已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认为形势“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扩大苏区,攻打中心城市。毛主席认为这是轻视强敌、不顾革命主观力量的冒险主义。宁都会议后,毛主席虽然被迫离开军队,但在广大干部中的威望仍很高,成为临时中央推行“进攻路线”的主要障碍。反“罗明路线”实际的目的是打击支持毛主席的干部,消除他的政治影响。为了推行这条“进攻路线”,临时中央到苏区不到一个半月,政治上有两大“雷厉风行”的举动:一是2月8日下达指示,要求在人口不满1000万的全国苏区和游击区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二是2月11日至15日五天内撤销了两个省委书记的职务。先在2月11日撤销王首道的湘赣省委书记,“罪名”是对肃反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动摇”,15日又撤销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职务。

   罗明的“罪名”是什么?那时,闽西苏区因主力红军第十二军和地方独立师被抽调到江西作战,当粤军陈济棠的部队进犯时,不得不撤离苏区部分地区;罗明又认为在赤白交界的边缘地区,党的政策应该不同于根据地巩固地区。临时中央便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违反“进攻路线”的“逃跑”主义。于是,作出决议,说福建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又由博古亲自出面,在红军学校作声讨“罗明路线”的长篇报告;《斗争》也出版“反罗明路线专号”;责令罗明从上杭赶回瑞金,接受批斗;要福建省委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批判罗明的错误。一时间,掀起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

   在这场风暴中,我写了两篇文章,都是批判“罗明路线”的:2月19日,为《红色中华》写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的社论,内容是根据15日博古长篇报告的思想和逻辑,硬说“罗明路线”的真面目是“不要扩大红军”,“不要扩大地方武装”,“唯一的出路是逃跑”,所以必须用“布尔什维克的火力残酷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逃跑路线”。28日,《斗争》出版“反罗明路线专号”,内容刊登:《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博古在红军学校的报告(部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洛甫的长文“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我写的“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反对自由主义指的是什么?中央局的决议原来指责整个福建省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中央局分工主管福建省委工作的任弼时同志不同意这种打倒一切的做法,决议便在行文上作了些修饰,叫做省委内部“一小部分同志”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刘晓等“大多数同志”对罗明有“部分的反对与批评”。我的文章就是着重批评那“大多数同志”没有给罗明以“残酷无情”的打击,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错误。

   3月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升级,开始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对象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撤了他们的职。以后,又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把萧劲光同志抓了起来,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在江西、福建、湘赣三个苏区内,凡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达高峰。

   在反“罗明路线”的政治压力下,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践踏。弼时同志却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中,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他说:不应把“进攻路线”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这是公开发表的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为如此,博古认为他“不合手”,两个月后,把他调离中央苏区到湘赣省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见到罗明同志,谈到这件一直使我感到内疚的往事,他对我说:“你那时对我还起了点缓解的作用。”他说:在瑞金检讨时,有一天晚上,中央机关召开批判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气氛很紧张,不断地呼口号。有位年轻干部提出要枪毙罗明,后来,你上台讲话,说还是党内问题,气氛才缓和下来。他在《罗明回忆录》中也写到了这件事。

   1933年3月,中央局创办了一所名字很大的学校,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代替原苏区中央局党校,原党校校长任弼时调湘赣去后,共大由张闻天任校长,我任副校长,董老任教育长。课程有中国革命形势、苏维埃建设、党的建设等。校址先在瑞金的洋溪村,是三栋砖瓦房,四周有围墙。不久又迁到沙洲坝的黄竹堪村,借用一个大祠堂和附近的民房做校舍。说是“大学”,实际上是训练班,学员从最基层的干部到省级干部都有,谭启龙是高级班的学员,也有好多学员是文盲。我在学校里又干行政工作又教书,教员中有人请假时,我就代课,成了“万金油”。罗明同志经过批判后,调到党校任教务处长,兼班主任。长征时,他率领一百多名学员,编入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的中央后勤纵队,参加长征。

  

   军事战略的一场争论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召开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陈云、周恩来、朱德、毛主席、邓颖超和我。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肯定了前一段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是正确的,肯定了军事上“两个拳头打人”等口号,准备去福建打两个大胜仗。过去毛主席领导作战时,一军团和三军团都是集中起来作战的。有一次,林彪领导一军团单独打了一次胜仗。那是部队在前进中打的遭遇战,歼敌一个旅,但博古等没有全局的设想,为一时的局部胜利所迷惑,胜利冲昏了头脑,出来了一个“两个拳头打人”的“理论”。为了集中军事大权,这次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前方时,决定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前方成立一方面军司令部,辖红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后来又有八军团、九军团。朱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政委。我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徐梦秋,秘书长萧向荣。当时,五次反“围剿”战争尚未开始,主力红军正在休整。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原来是周以栗。周病逝后,由王稼祥接任。王稼祥是随任弼时一起到苏区的。他也是莫期科中山大学的,到莫斯科的时间比我早一年,后来又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思想开阔,到苏区后和毛主席接触多,毛很看重他。我在瑞金时,稼祥同志在前方,后来他因为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在福建建宁住医院。后来,他回瑞金,我又随朱、周到一方面军去了,部队转战在江西的石城、宁都,福建的建宁、泰宁地区。所以,尽管一个是主任,一个是副主任,两个人其实没有在一起工作。

   宁都那次会议后,红军的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博古根本不懂军事。项英在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时,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对他曾有“领导战争能力弱”的评价。后来,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在军事上都听他的。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事行动上争论迭起:

   第一次,是1933年六、七月间。中央决定了要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人”,于是,以三军团为基干,成立“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认为“绝对不应该”分兵入闽,“酷暑远征”。博古和项英不听,反而来电训斥:“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并派我随彭德怀同志率东方军入闽。这时,三军团的政委仍是滕代远同志。博古、项英和以后的李德下命令时,朝令夕改,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述电报,他们也不理睬。周恩来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他的不满情绪,但我们看得出来。

第二次,是同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不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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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百年潮》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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