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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中国传播学,掠影三十年

更新时间:2014-10-28 19:39:13
作者: 李彬  
在批判性的欧陆传播领域多有创获,他的长文《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1998年在《国外社会科学》刊发并被《新华文摘》收录,等等。

   总体看来,这些"点"上的进展兵分两路,一是基础理论建设,一是实际问题研究。前者成果举要如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以十年磨一剑的精深研究和笔触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观进行了系统阐发,为把握传播及传播学提供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龚文庠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说服学》(东方出版社,1993年),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人心与传播,独辟蹊径,立论新颖。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孙旭培研究员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传播视角对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展开全面探究,揭示了一系列植根中国的命题。陆扬、王毅的《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对文化研究以及批判性传播研究做了细致入微的探究。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体大思深,视野宏阔,辨析了传播学知识谱系的思想逻辑,并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出发,阐述了中国现代化的传播战略。

   这方面"新世纪传播学丛书"尤为系统详备,不仅在理论上向纵深推进,而且也在总体上折射第三代学人的学术旨趣及其水平。这套丛书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列入"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按照计划,丛书一共五部,分别针对拉斯韦尔勾勒的五大研究进行穷根究底的"深描",以期为既往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坚实基础。五部专著由五位学者承担,计划实施之初包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国良(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创意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郭庆光(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杭州大学新闻传播系系主任黄旦(现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系主任李彬(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教授张咏华(现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截至目前,这套丛书已有四部问世: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2012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再版,更名《传播符号论》;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除了"点"上突进,第三代学者在一般理论上也多有建树。如下著述各有千秋,各擅胜场,成为通行的传播学教科书或参考书: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段京肃等《基础传播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如《传播学教程》,体系完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述精当,问世以来一直深得学界与学子嘉许,2012年又出版了"第二版"。

   与基础理论建设形成双峰并峙之势的,是大量实际问题以及分门别类的专业探讨。媒介批评、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广告传播、公关传播、网络传播、手机传播、商业传播、文化传播、农业传播、科技传播、体育传播、危机传播、跨文化传播、健康传播、公共传播……一派"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红火景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传播科技的强力推动下,媒介经济学和新媒体研究更成为两大学科"热点"。透过层层灼人热浪,一批切合中国问题的研究及著述格外引人注目:王君超博士的学位论文《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方晓红教授的专著《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张昆教授的博士论文《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郭建斌教授的博士论文《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吴飞教授的专著《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张国良教授主编的"中国发展传播学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维佳博士的学位论文《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何威博士的学位论文《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

   如果说第一代的标志是1982年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第二代的象征为1986年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那么第三代的崛起不妨以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为契机。这次会议与上一次相隔七年,传播学者再次汇聚一堂时,发现"火炬已经传到新一代手中"(the torch has been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这次会议后,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定为两年一次,而每开一次,新人就多出一批,1999年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时,面临新世纪的传播学已经新桃换旧符了。

   随着第三代崛起,国际间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更加密集,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高僧"络绎于途,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播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有两项进展尤为突出,影响广泛。一是西方传播学经典的系统引进。新华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等,都推出各自"译丛"以及"原版"系列。如今,传播学名家名作,大都登陆中国。二是潘忠党、赵月枝、祝建华、赵心树等出身中国而留学海外的学者,以横跨中外、熔铸东西的社会经历与学术背景,为中国传播学走自己的路提供了切实的路线图与推动力。1990年代后,他们纷纷参与国内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留下独特的思想印记与学术足迹。如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月枝,以中文版《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以及英文版Communication in China、Global Communications等著述,不仅提供了国际水准的学术思想、理论视野以及研究方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传播学"唯人马首是瞻"的取向。

  

   追寻几代传播学者的探索历程,总结中国传播研究的利弊得失,下一步进展日渐面临两个全局性的偏差或瓶颈,需要冷静反思并着力扭转或突破。

   其一,在继续引进、吸收、消化种种舶来理论之际,突破学科壁垒与知识藩篱,以学术自觉和问题意识为导向,探究中国社会与传播的演化状况,揭示信息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的自身规律,由此确立、形成并完善中国本色的传播理论。借用韩少功的话说:

   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丰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献索引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正如科技知识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实验作为依据,人文知识也许更需要作者的切身经验,确保言说的原生性和有效信息含量,确保这本书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而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大脑,来自其他人大脑中其他人的大脑。[3]

   不待多言,在"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五千年文明历程中,包括费正清所言"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中国的传播实践创造了别开生面的格局,社会的信息系统呈现了独领风骚的状貌,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异常丰富而复杂费解的思想、体制、传统等,包括民本意识与天下归心、政党政治与党性原则、人民主体与群众办报、舆论导向与市场取向等。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代新闻人马星野,抗战后期曾经针对《大公报》"中国文化从没有过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说法,著文分析《诗经》《春秋》等讽谏政治、伸张民意等历史,将"自由与独立"视为中国传播中最可宝贵的传统: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中国四千年来一贯的民本主义精神,一贯的反对暴君,一贯的尊重清议,一贯的有是非善恶,如果我们一笔抹杀,以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是舶来品,这种荒漠如何能培育出新的花朵?[4]

   中国传播学是否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归根结底就在于能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此作出自己的思想建树,将如此丰厚的专业遗产化解为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学理与学统,并在世界确立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为人类学术共同体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局限于、满足于国际接轨与理论旅行,乃至等而下之的张冠李戴、指鹿为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在2011年中国文化论坛上就政体问题而谈的观点:前人创造的历史功勋既是我们学术来源的根本所在,也给我们留下了如何解说它、化解它的学术命题。[5]倘能如此,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传播与传播学都将具有重大意义,正如中国道路为人类发展开辟的愿景。相蓝欣教授在《理不屈而词穷--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困境》一文中的如下提醒,只需将"国际关系"替换为"传播",对我们也不啻为一种"三言二拍":

   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我国同经济学一样,原是无源之水,既无基础理论,更无自身特色,一向是在新闻学和文史哲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的,但近年来时来运转,却突然成了显学,究其原因,不过是靠了"国际"两个字罢了。实际上,国际关系学的处境很是尴尬,专家们的信息来源不如在第一线的新闻记者,在象牙塔中又缺乏其他学科认可的学术规范,学理上很难站住脚,国际上也缺少影响力,只是在炒西方的学术冷饭而已。

   在中国大国地位上升的历史时刻,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却停留在只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货栈的水平上;一门在概念系统和话语系统上全盘西化的学科,其前景着实令人担忧。[6]

   其二,在重视研究方法包括计量统计方法之际,突破方法论拜物教的思想桎梏,尤其是对"科学"的顶礼膜拜,一方面破解"兵马未动,方法先行"、"悠悠万世,科学唯大"、"何以研究,唯有量化"等教条,一方面打通社会科学的各路方法,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针对不同问题,选取不同方法。既然条条大道通罗马,何必一条小路走到黑。

   作为工具,研究方法本应结合各种研究对象因地制宜,旨在探究问题,揭示规律,创造新知。而时下新潮似将方法抽离于研究对象并置于社会历史之上,"科学"更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仿佛"芝麻开门"的神奇咒语,轻轻一念,就能打开金山银山的传播宝库。更莫名其妙的是,还人为划分了一个质化量化的南北朝,并有意无意地将质化视若南下牧马、五胡乱华的匈奴,而量化才属于文明开化的正统,求学问道只有统计、问卷、量表才叫"科学",否则就不科学,至少是前科学、浅科学云云。如此说来,戈公振、徐宝璜、甘惜分、王中、拉斯韦尔、麦克卢汉、鲍德里亚等传播大家不知该当何论,且不说老子、庄子、释迦摩尼、穆罕默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名山之作。西谚说得好,如果唯一的工具是锤子,那么就会把所有的问题看作钉子。

   在2008年的中国文化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王绍光教授针对中国政治学的批评,对中国传播学上述两大问题也颇有启发:

我感觉现在年轻学者,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老想用中国的数据来印证、检验某一个外来的理念。我经常跟他们说,先把理论忘掉,先看你的实际材料,然后再去抽象化,找出概念,想办法解释它。理论是次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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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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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大复印资料201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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