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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雷:阶层分化、富人治村与基层治理的重构——村庄社会关联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4-10-26 22:31:00
作者: 张建雷  

    

   一、问题的提出

   阶层分化是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职业取向、经济收入、社会关系和政治态度上日益分化成差异极大的不同阶层。阶层分化使得农村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复杂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对于基层治理构成了新的挑战。

   农村阶层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村阶层的划分标准和现状的研究,如陆学艺、张厚义(1989)依据职业和生产资料的差异将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民分为八个阶层[1];毛丹、任强(2003)以社会资源作为分层标准将农民分为精英、代理人、普通村民和弱势群体四个阶层[2];二是对农村阶层分化的诱因分析,如侯麟科(2010)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3];陈柏峰(2009)、王德福(2012)、刘锐(2013)等人则从土地流转的角度,讨论了土地流转后农村阶层结构的变化[4][5][6];三是对阶层分化的社会后果及对基层治理的影响研究,如卢福营(2006)从阶层博弈的视角考察了村庄权力结构的类型和博弈关系[7];林炳玉(2005)分析了农村阶层分化给村党组织建设带来的新的问题和挑战[8];贺雪峰(2011)、杨华(2012)等人考察了中农阶层的兴起以及中农阶层对于整合农村的阶层关系、稳定农村秩序的功能[9][10];刘东杰、张长立研究了农村经济能人对农村政治的浅层介入[11];袁松(2012)研究了富人阶层的崛起及村庄权力结构寡头化的政治后果[12]。

   上述研究展示了转型期农村阶层分化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对于理解当前农村阶层的现状、成因、特点和后果等具有很大帮助。但这些研究多采用的是实体论视角,偏重于静态的阶层结构研究,忽视了对阶层关系的动态考察,进而难以揭示农村阶层分化的内在逻辑及重塑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鉴于此,本文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视角考察农村阶层结构的关系状态和互动机制,分析了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村庄阶层关系的特质及其后果,进而对基层治理的重构做出解释。

    

   二、农村阶层分化及社会确认机制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及所在团队2013年10月在浙北D镇Z村20天的驻村调查[①]。D镇位于浙江省北部,是著名的工业强镇,村庄工业较为发达。Z村现有人口3474人,1265户,水田3347亩。20世纪70年代开始,Z村开始发展乡镇企业,主要生产五金产品。1990年以后随着村庄工业的发展,村庄中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因此,村庄服务业也得到发展,主要是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如小饭店、小商店等。市场经济的充分展开,使得经济关系成为村民的主要关联形式,村庄的血缘关系网络已经收缩至三代以内。

   (一)村庄的阶层分化状况与特点

   本文主要借鉴了毛丹的农村阶层划分标准,即以社会资源作为分层标准。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本文将社会资源分解为经济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和声望资源,并分别操作化为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网及其规模、身份和政治权力。据此,本文将村庄的农民划分为四个阶层:富裕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

   富裕阶层以村庄中开办工厂的老板为主构成,年收入在100万以上。由于他们的工厂都是置办在村庄中,这批先富阶层并没有脱离村庄社会、迁往城市的需求。虽然这个阶层的人数比较少,但是积累的财富却远远超过其他阶层,因而高居村庄阶层结构的顶端。富裕阶层的社会关系网络较广,长期的经商也使得他们有着较强的建构和扩展社会关系的需求和能力。并且,由于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都是存在于村庄之中,该阶层还有着强烈的参与村庄政治的愿望和需求。2000年以后,村两委会的主职干部都是由富裕阶层的成员来担任。

   中等阶层以村庄中的家庭作坊主为主构成,家庭年收入在20-40万元之间。Z村目前共有100多个家庭作坊,占人口比例的10%。在家庭作坊经济中,家庭成员也同样作为主要劳动力参与生产劳动,主要以夫妻合作的形式,妻子负责记账,丈夫负责生产和管理。中等阶层对富裕阶层的依赖性较大,如需要富裕阶层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等。中等阶层的社会关系规模不大,主要是以亲戚和业务上往来的朋友为主。由于经济上对富裕阶层的依赖,在村庄选举中,中等阶层通常会帮助富裕阶层进行政治动员,为富裕阶层提供政治和社会关系支持。

   中下阶层主要以打工家庭、个体工商户和种田大户为主,家庭年收入在5-10万元之间。这个阶层构成村庄人口的多数,占80%。打工者主要是在镇和村庄中的工厂里打工,月工资在3000-5000元之间,家庭年收入维持在5-10万元之间。个体工商户主要包括村庄中的商店、小饭店、理发地、小摊贩等,许多个体工商户都是采取兼业的方式,如夫妻两人中,一个开商店,一个打工。种田大户指种田规模在20亩以上的家庭,村庄中共有18户种田大户。中下阶层的社会关系网较小,主要包括夫妻双方的直系亲属和少数朋友关系。中下阶层忙于生计,很少有闲暇时间,既没有建构社会关系的时间和经历,也没有扩展社会关系的需求和能力。在村庄政治上,中下阶层并不关心村庄选举,是富裕阶层的政治动员对象。

   贫弱阶层主要包括村庄中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以及困难户,这部分人占村庄家庭户比例的5%,他们几乎没有收入来源,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困难户主要因病或残致使没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收入。村庄中多数70岁以上的老人则是由于子女不养,生活陷入困境沦为村庄的底层。除少数直系亲戚外,贫弱阶层就不再有其它的社会关系。贫弱阶层是村庄社会的边缘群体。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概括出村庄阶层分化的两个特点:

   1、各阶层之间界限明确,并有固化的趋势。阶层界限的明确,既体现在各阶层间的经济差距上,也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地位上。富裕阶层遥遥领先于其它阶层,中等阶层次之,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则被远远甩开。并且,阶层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区隔”,这体现在消费、社会交往和村庄政治等多个层面。阶层的“区隔”机制使得农民很容易将自己与其他农户划分在不同的阶层,形成阶层的自我确认。

   2、阶层之间呈现出高度分化状态,阶层关系呈现出权力与支配关系。富裕阶层基于其强大的社会资源优势而成为村庄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中等阶层依附于富裕阶层。并且,由于村庄工业的特点,在富裕阶层、中等阶层与中下阶层之间,形成了老板和打工者的身份区别。富裕阶层成为村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中心。

   (二)消费:阶层的社会确认机制

   消费是体现人们所处的社会层次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学者将消费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和划分依据,如李培林、张翼(2000)以衡量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为标准,将社会人群划分为七个消费阶层[13];李春玲(2007)依据家庭耐用品消费指数将社会人群划分为五个消费阶层[14]。在村庄“场域”中,消费既是区分不同阶层的社会符号,也是阶层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即在消费过程中完成了阶层的社会确认。笔者将农民的消费行为划分为两个层次:日常消费和社会性消费,并据此考察阶层的社会确认过程。

   第一,日常消费:阶层自我确认。日常消费是指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消费,主要包括日常饮食、休闲和娱乐等。日常消费是农民的生活方式的体现。在传统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是“过日子”的逻辑,在农业剩余有限的条件下,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省吃俭用,以能顺利把“日子”过下去。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消费结构得到改善,但同时也呈现出了阶层分化。

   总体来看,不同阶层之间在日常消费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休闲和娱乐上,主要有两点:一是休闲时间,二是休闲方式。在休闲时间上,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圈子有着大量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对于中下阶层而言,受制于工厂制度和生存压力的约束,几乎没有休闲娱乐的时间和精力。在休闲方式上,中下阶层的闲暇时间多是用于看电视和打麻将。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的老板们更加注重提升生活的品味,并自觉地同中下阶层的生活拉开距离。聚餐、钓鱼、喝茶以及到镇里的休闲会所洗澡、泡脚等,这些构成了富人的日常消费方式,中等阶层则经常性地参与到富裕阶层的休闲活动之中。近些年,D镇的各个村都兴起了许多舞蹈队,但这些舞蹈队多是“老板娘”队(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的妇女),并有一定的“身价”,只参加政府举办的大型文艺活动。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村民自觉地区分出了自己所处的阶层位置:

   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在工厂里打工的,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准备上班,晚上很早就要睡觉了。而晚上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晚上基本都是两三点钟才睡觉,晚上跟朋友们一起喝喝茶、打打牌。有钱的跟有钱的一个圈子,没有钱的,跟不牢我们。我们出去玩,开销也很大的,他们也吃不消。(同工厂老板朱阿东的访谈)

   第二,社会性消费:阶层的社会确认。社会性消费是指农民在建构社会关系时所进行的消费活动,这类消费具有社会礼仪性质,最基本的形式就是红白喜事上的人情消费。人情关系所体现的是最基本的互助关系,农民经常将人情往来称为“人情债”,意思即在于人情是作为一种生活中的互助机制。在1980年代,Z村还保持有这种传统的互助性的人情关系,办红白喜事时,亲戚和四邻都要过去帮忙(如:买菜、做饭、借桌椅板凳等)。1990年代以后,人情的互助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邻居之间的人情交往开始货币化,朋友关系开始成为人情关系的主要成份,人情消费呈现出阶层差异。

   富裕阶层的人情消费规模最大、标准最高,这主要是基于富裕阶层庞大的朋友关系网络和强大的社会关系建构能力。如Z村的书记朱东强在儿子结婚时办了约100桌酒席,其中,80%是朋友关系,20%是亲戚和邻居,并且,酒席的档次很高,一桌酒席的成本已经超过了3000元。作为社会仪式的人情消费成为富裕阶层彰显其财富和社会关系的展示舞台。中等阶层人情消费的规模和标准都远低于富裕阶层,酒席规模一般在40桌左右,这显然是受其经济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但是,中等阶层的人情消费必须要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规模和标准,以同中下阶层拉开差距,不然的话,会“掉了面子,被人看不起”。中下阶层的人情消费规模最小、标准最低,一般包括夫妻双方的直系亲属和部分关系较好的朋友,酒席的规模不会超过20桌。由于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不断提高了人情标准,许多中下阶层家庭都在不断压缩自己的人情圈,以减少人情负担,如退出同邻居、关系一般的朋友的人情关系,或结婚时不办酒席等。

   社会性消费不同于日常消费,日常消费是在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进行的,社会性消费则发生于村庄的公共生活领域,具有公共的礼仪规则属性。因此,社会性消费内含有村庄社会评价和社会规范的意义。正如村民所说的“人情的规模越大,就越有面子,说明你这个人可以。”因此,人情是一种社会认可机制,人情消费的阶层性所体现的是阶层的社会确认,即村庄社会对其成员所处的阶层结构位置的确认。

    

   三、村庄社会关联与阶层关系分析

   (一)村庄社会关联

村庄社会关联是指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的村庄内部关系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行动能力的总称(贺雪峰、仝志辉,2002)[15]。在结构层面,村庄社会关联是指在村庄内部产生的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宗亲和姻亲)、基于共同经历(如同学、战友、生意上的伙伴)和经济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如雇主与雇工)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和权威关系等村民之间联系的总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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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白学刊》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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