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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建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更新时间:2014-10-23 20:28:36
作者: 卞建林  
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根据我国国情,当前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除了那些公众关注的大案要案外,大都集中于以下几种类型的案件:司法、执法机关对于应当追究的案件而不追究,被害人告状无门,冤屈难伸的;或者司法、执法机关知法违法,执法犯法,判决结果或诉讼程序显失公正的;或者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行政干预司法的;或者办案人员非法取证,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等等。这些案件通常在媒体的披露报道下,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者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例如,1995年发生在山西省临汾地区被委托人家属伙同他人殴打残害代理律师的案件。犯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律师事务所行凶,殴打残害临汾市律师事务所主任马海旺律师。案发一个月后,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此案经中央和地方各级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后,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最终惊动中央高层领导多次批示,才将犯罪人起诉审判〔8〕。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

   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例如,对某地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处理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该案中,被告人因行为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最终被处极刑。然而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煽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显然不无影响。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在法庭审判前实际已失去对被告人公正审理的程序保障。本案最终以数罪并罚处被告人死刑,在我国对交通肇事罪的处理中显属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这里,法律的天平严重倾斜。据报道,被告人在审理过程中,便曾强烈要求主审法官不要受新闻舆论的影响。而且,在此之前,同一地区发生一起情节大体相同的案件,犯罪人最终仅以交通肇事罪判刑两年零六个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媒体舆论可能对司法造成的消极影响深刻地进行反思。

   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要尽可能地消除媒体大量覆盖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这就需要探索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需要将媒体监督纳入法制的轨道。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重要的是要寻求法律所保护的各种权益之间的平衡。审判公开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原则,公众和媒体了解司法是宪法赋予的一项重要权利,与此同时,还要考虑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社会的安全,国家秘密,被害人、证人的权益,等等。从媒体的角度,要加强自律,报道司法活动要采取对法律负责的态度,遵守新闻工作的要求,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文责自负。从司法执法机关的角度,要主动配合媒体报道,提供方便。要参考国外有关做法,在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建立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由专门的机构或人员定期适时地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以便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要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要形成一套制度和规则,以便媒体和司法执法机关共同遵守。在此方面,美国有一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美国律师协会制定有一套"关于职业行为的道德准则",分别对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执业中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作了详细规定,其中就有关于法官、检察官、警官处理与公众和媒体关系的专门规定,包括办案人员发布与案件有关信息应考虑的因素和注意事项〔9〕。美国联邦司法部也有专门关于"媒体关系"的政策宣言即部颁规章,内容包括制定的目的;必须平衡的利益;保密的需要;新闻自由和审判公开的需要;一般责任;新闻发言人的指定和责任;在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中可以公开的信息和不予透露的信息;协助新闻媒体等,非常广泛和具体,使全国的联邦检察系统和司法部其他下属部门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时,有章可循,职责明确。总的原则是要求检察官在透露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时,要实现公众知情权、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和政府能够有效执法和司法这三者间的平衡〔10〕。这同样应是我们在正确处理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时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

   四、法庭录像与电视转播

   自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对十大电影厂提起的电影版权侵权损害赔偿案和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的开庭审理后,一时之间电视转播法庭审理成为时尚,同时也引发了法学界对电视转播庭审利弊的讨论。

   从传统上看,为维护法庭的神圣和权威,一般是禁止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的,更不用说是现场转播了。美国联邦法院系统,迄今为止不许录音录像设备进入法庭。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审理公开进行,但不允许摄影和录像,而是专门有两名画师在庭上作速写,然后将速写画提供给各新闻媒体发表。法国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自开庭时起,禁止使用任何录音和放音设备、电视或电影摄影机以及照相机,违者处以罚款〔11〕。《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69条规定:"在法庭上进行的程序,包括宣布判决和判令都是公开的。无线电和电视传递以及为后来传播其内容的录音和拍片,均不允许。"

   然而,法庭排斥摄影、录像的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伊始,纽约州法院法官约瑟夫·特里希(Justice Joseph Teresi)便宣布,将允许电视台转播轰动一时的四名纽约警察枪杀黑人青年阿马德·迪阿罗(Amadou Diallo)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从而结束了48年来纽约州法禁止电视台进入法庭的历史。

   1952年,纽约州通过了自己的民权法,其中第52条规定:禁止照相机以及摄影器材进入州法庭。1987年,纽约州法院法第218条规定,法庭可以有限制地对新闻媒体开放,试行期为10年。而今,特里希法官终于宣布纽约州法的有关禁令违背了美国宪法和纽约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从而将迪阿罗案的法庭审理置于电视的镁光灯下。(注:中国检察日报国际网站2000年2月2日报道:"审判公开的潮流挡不住--美国纽约州法院许可庭审直播"。)

   在对《法庭电视》(Court TV)的申请作出的裁决中,特里希法官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求所有的刑事审判,除具有强制的和明显的不应公开的理由外,必须对媒体和公众开放。纽约州宪法第1条第8款也保障媒体和公众观察法庭审判的权利。"

   据报道,目前美国已有48个州允许新闻媒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录音录像报道,其中37个州准许电视台对法庭审理进行转播〔12〕。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州法院系统是否允许进行转播或录像态度不是很明朗,而且先后有过一些变化。在伊斯迪(Estes)一案中〔13〕,最高法院认为广播电视媒体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享有不受限制接近法庭的权利。多数法官甚至认为,仅凭摄像机在法庭出现便侵犯了被告由第六宪法修正案所保障的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随后,在卡兰德勒(Chandler)一案中,最高法院摒弃了在伊斯迪案件中的立场,确认宪法并不禁止录音录像进入法庭〔14〕。

   对电视设备进入法庭持批评态度的人担心,这样做会危害被告人的利益。他们认为,证人可能在电视观众面前改变其证词;录像设备可能转移或分散法官、律师和其他法庭人员的注意力;电视的公开可能导致陪审团得出流行的裁决;案件的选择、镜头的角度和现场直播的其他方面可能会做迎合观众的处理。这些问题将影响到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特别是电视对庭前程序的报道,将使得寻找公正的陪审员几乎不可能。

   赞成电视报道庭审过程的人则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公众了解法庭审理情况的权利,宪法第六修正案保障被告人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他们都要求录像镜头作为文字媒体的必要补充来报道司法制度,他们能够对法庭审理作最客观的展现。摄影录像设备进入法庭,可以对公众进行司法程序的教育,促进公众对大家关心的案件的处理增强信心〔15〕。

   当然,允许录音录像设备进入法庭,决不意味着法官在法庭上权威的削弱。相反,需要加强法官对庭审的主导和控制。首先,就具体个案而言,是否允许摄像机进入法庭,由主审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加以确定。允许镜头进入法庭不是绝对的,并非所有的案件都适宜进行电视转播或录音录像。其次,在允许电视转播的案件审理中,为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法官要加强对法庭审理活动的主导和法庭秩序的维护,不能失去对法庭的有效控制。关于这一点,常常被作为反面典型而被引用的便是加州最高法院对O.J.辛普森案的审判。人们一致认为主审法官必须对失去对法庭的有效控制负责。在美国司法界,一项无可置疑的原则便是法官是法庭的主宰,必须对法庭中发生的一切负责。(注:美国法院法规定:法庭和法庭的一切设施受法庭控制。刑法规定:法庭有权控制有关刑事审判的公开程度;报纸、电台和电视对刑事审判的过度报道,连同新闻媒体在法庭设置的本身,剥夺了被告人在司法中依法享有的尊严和宁静。)美国法院法规定:法庭和法庭中的一切受法庭的控制。刑法规定:法庭有权控制有关刑事审判的公开程度。在此方面,美国最高法院的经典案例便是发生在1966年的美国诉谢帕德(U.S.V.Sheppard)一案。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州主审法官在谋杀案的审理中未能保护被告人获得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公正审判权利,未能保护被告人不受审前弥漫全社区的偏见和在法庭审理中因媒体报道而产生的不良影响的伤害。这一案件成为联邦法院系统不许录音录像进入法庭的重要判例。

   综上所述,在我国实行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审判对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开放,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方面,新闻媒体增强对司法活动的关注和报道是一种可喜的趋向,体现了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并进而体现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可以起到促进司法改革、减少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大量的新闻报道、偏颇的公众舆论,可能对司法机关的工作产生负面的不良影响。舆论的导向和社会的压力可能影响办案人员独立地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社会舆论的过于关注可能引起党政部门对司法机关对社会热点案件的处理加以干涉,从而妨碍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动摇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因此,在新形势下,探索既能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又能避免大众传媒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能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能维护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司法的权威的途径,是法学界和新闻界需要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参阅程味秋、周士敏.论审判公开[A].刑事诉讼法专论[C].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3]林山田.刑事诉讼法[M].

   [4]肖扬院长如是说[N].南方周末,1998.5.29,(5)

   [5]贺卫方.对电视直播庭审过程的异议[J].中国律师,1998,(9).

   [6]Mauro Cappelletti, "Who watches the watchmen--A Comparative Study 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1985 b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7]季立新.关于当前处理新闻纠纷的原则[J].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12).

   [8]中国律师.1996,(3、4).

   [9]American Bar Association:"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1995 ed.)

   [10]USAM 1-7.00.Media Relations.

   [11]法国刑事诉讼法典[Z].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2]Jennifer L. Reichert: NEW YORK JUDGE RULES BAN ON CAMERAS IN COURT UNCONSTITUTIONA

   [13]Estes V. Texas,381 U.S.532(1965).

   [14]Chandler V. Florida,449 U.S.560(1981).

   [15]Jennifer L. Reichert: NEW YORK JUDGE RULES BAN ON CAMERAS INCOURT UNCONSTITUT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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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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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京)200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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