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欧树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14-10-19 21:06:27
作者: 欧树军  
“新穷人”越来越多,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只有高收入群体、大富豪群体的收入所得、投资所得、固定资产在大幅增长,所有其他的小银行家、小企业主、工人、农民和其他靠工资和微薄的收入生存的群体,他们的收入都在减少,绝对意义上也许增加了,但与富人阶层的相对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学构想的橄榄社会,即中产社会,曾经有过,但很快就萎缩了。

   民主化浪潮就是对这种两极分化的回应。美国的民主化高涨时期,女权运动、环保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此起彼伏,两极分化的确受到遏制,特别是二战以后的1945到1968年这段时间,英法德美这些国家两极分化程度都降低了,收入最高的10%占有的社会财富比例从50%降到了20%左右,这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结构。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保守主义思潮开始反思民主化进程,反思民主化对美国法律和秩序的严重破坏,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复兴,在思想舆论、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层面获得了对美国政治体系的控制权,资本的力量缓过劲来,开始重新回到主导者和支配者的位置,其合理化理由就是要为美国恢复法律和秩序。

   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之后,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的分离这样一个原则被放弃了,经济自由与自由放任的重新融合,这是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动向,遗产税被抛弃了,处在最高收入层面的人获得了最大份额的税收减免。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真正实现了波兰尼所分析的市场经济逻辑向非经济领域的全面扩张,真正确立了市场社会。这个政治进程与经济进程是同步的,最终让美国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到了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重新拥有了总财富的50%。整个资本的力量或者说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再一次完成了逆转,无数人对此忧心忡忡,这就是皮克提《21世纪的资本论》风行于世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大转型

   人类社会能否从这悲剧性的倒退中突围,“整个世界成为中国的市场”之后会怎样,这是理解中国的大转型及其意义的前提。由此可以说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三十年:从1919年到1949年,从1949年到1979,从1979到2013年,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这三个三十年之间的关系。不太严谨的说,第一个30年是经济自由主义彻底压倒政府干预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政治结构不完整,国家构建非常失败,政治正当性也微乎其微,自由主义并未建立其自己的“国家理由”。第二个三十年是政府干预主义胜过经济自由主义,政府变成了无所不为的“全能政府”,社会主义的“国家理由”得到全面探索。第三个三十年则是经济自由主义胜过政府干预主义,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体制、制度、机制实验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三个三十年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此消彼长。

   那么,第四个三十年,中国向何处去?抉择又再次回到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间的协调。目前看来,这两种方向都有可能,并因此引发了政治决策和法律政策层面的一些矛盾冲突,社会思想领域也出现了不同的设想。因此,理解中国的未来,越发不仅需要理解当代中国的第二、第三个三十年,也需要回到第一个三十年,理解中国革命及其世界背景。在1834年到1914年这关键的八十年里,西方社会内部实现了普遍和平和集体富足,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内部矛盾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移到了外部,转移到西方社会在全球建立的殖民体系内部,并因此引发了第三世界的国家与社会革命。

   苏东剧变以来,中国的大转型与世界的大转型是同步的,这就是自由放任和有干预、有组织的经济自由的融合,自由放任重新回到了影响决策的意识形态领域,自由放任这种博物馆经济学复活之后,带来的并不是普遍繁荣和集体富足,而是政府干预变得十分保守,意识形态上不断弱化,社会思想文化上产生巨大分歧,这种进程及其后果实际上是世界性的,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有没有更为光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道路有没有新的可能性。我们当然不能用制造寡头的方式去重蹈苏东剧变的覆辙,同时,如果没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态和伦理秩序、社会团结机制的再造重构,如果没有政治相对于行政、政治权力相对于资本权力、政府相对于市场、全国性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的高度自主性,中国也不大可能开创中国与世界的光明未来。

   在已经过去的三个三十年当中,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进程紧密关联。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中国与西方世界有两次遭遇战,第一次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果是西方占了上风。第二次发生在朝鲜战争,结果是中国人恢复了中国文明自成一体的自信和自觉。因此,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谁能协调好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关系,取决于自由主义治理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治理的合理性之间的融通,取决于“为市场而治理”和“因为市场而治理”之间的平衡。

   这些需要协调、融通、平衡的方面,都不完全是新命题,但无疑都是非常艰巨的大课题。无论是已经发生的三个三十年,还是正在发生的第四个三十年乃至更为长远的未来,所有问题都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所不同的是主次关系,曾经的依附者正在向着核心进发,曾经的主导者正在走向边缘。如果说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合理性是“为市场而治理”,那么,社会主义治理术的合理性是不是“因为市场而治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大转型背后政治理论的激荡与扬弃,必然需要从“两个三十年”走向“三个三十年”,无论是向后看、回到革命的源头,还是向前看、探索中国的未来,都需要探究当代中国极端缺乏关注的社会主义的“治理的合理性”,需要思考我们需要 “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来源:经略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905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