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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国华:转型中国的司法价值观

更新时间:2014-10-17 23:59:48
作者: 江国华  

   其一,既然司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得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目的,即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种逻辑之下,司法不是一种技术性活动 ,而是一项政治任务。[31]因此,司法人员的工作重点不在于其技术性和专业性 ,而在于其政治性和阶级性,政治正确成为司法工作人员的首要追求。其结果是,司法过程完全偏离居 中、专业裁断的价值导向,并因此逐渐丧失其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断者 的权威性。经验表明,司法一旦偏离居中立场并丧失应有权威 ,其本身沦落为政治附庸之命运殊难改变,国家和社会也难免因此陷入“无法无天”的动荡险境。

   其二 ,既然司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 1957年9月4日召开的中央法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强调:政法机关这个专政的武器必须牢固地掌握在党的手里 ;党委应当领导政法机关的全部工作(包括所有案件),各级政法部门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委 (包括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加强向党委的请示报告。[32]既然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那么一切主张审判独立的观点都是反对党的领导 ,是以法抗党,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

   其三,既然司法是党的驯服工具,党的意志便具有高于法律的权威。1955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先后两次明确指示 :“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 ,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 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正是这种主张使党权无限膨胀 ,任意毁弃法制,最终导致滥施专政,政治清洗不断,国无宁日,亿万人民身受其害 。[33]

   二、经济司法价值观: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的战略决策”。[34]从此以后,中国司法被定位为“为经济建设服务”,[35]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成为该时期司法的重要甚至首要目标。[36]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历史阶段的司法价值观可称其为经济司法价值观。

   (一)描述性背景

   其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逐渐迈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历程。从 中共十二大到十六大 ,都将经济作为首要议题,并用大量篇幅阐述其经济建设的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

   其二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明确指 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支撑。[37]具体而言,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一致的,界定了国家的主要矛盾也就规定了国家的主要任务。国家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正是立基于《决议》将国家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变为生产矛盾的历史性论断。就其本质而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具体表现 ,因而也是生产与需要矛盾的基本反映。为解决这个矛盾,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集中力量搞建设。若将主要矛盾定基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逻辑上就不可能推导出集中力量搞建设的基本任务。[38]

   其三,颁布新宪法,将以经济建设为基本内核的“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根本任务写进宪法,并规定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制度:(1)宪法序言第7段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意旨有如 1982年11月彭真在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所指出的: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战略方针,就是把 国家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39](2)宪法明确规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即除规定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外 ,还规定了个体经济等经济形式的法律地位和国家政策,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所有制越单一越好、越大越公越好的观点。宪法还规定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可依法经营。这意味着 以根本法的形式向全世界明确宣告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3)宪法明确 提出了实行承包责任制和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从而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 “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此外,宪法还初步承认市场的作用,否定了单纯强调计划经济等做法,规定保护公共财产和私人合法财产所有权。上述规定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实行改革开放成为一项基本的“宪法政策”。[40]

   其四,中共十三大明确将国家发展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其要义有三:(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经济建设中心论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 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 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 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41](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意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 、民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项建设中,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其它各项建设都要 围绕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3)坚持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 ,搞好经济建设,必须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和环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前提。它规定了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规定了我们国家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42]

   (二)分析性促因

   在“经济建设”被设定为国家根本任务的大背景之下,政治、社会和学术等都在不同层面对经济司法价值观的形成产生过推助作用。

   其一,维护执政党绩效合法性是经济司法价值观形成的政治动因。所谓绩效合法性,即政治统治的有效性,是指通过发展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基本需求而获得的政治认同;其最低限度是对现有政治秩序之默认态度。[43]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主要建构于经济效果之上。[44]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45]因此,经济司法价值观名义上是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实质则在于为政治的合法性保驾护航。政治绩效对于一个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立起来 的社会主义政权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其合法性最为有力 的支持和证明。[46]。

   其二,以“猫论”[47]为标准的司法评价文化是促成经济司法价值观的社会动因。“文革”结束后,面对积贫积乱而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整个社会蕴藏着一股巨大的乱极求治、穷则思变的冲动,但僵化而强大的体制及其理论体系仍极具统治力。由此 ,求变急富的社会心理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形成尖锐对立 ,势同水火。在此背景下,“猫论”再度流行 ,并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和各项工作的核心评价标准。对司法而言,“猫论”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1)在法院内部,改变了过去凡事都要先以意识形态考量、凡事都要先从政治着眼、凡事都要先问教条的工作模式 ,其基本理念逐渐 由过去的为政治服务转向为经济服务;(2)在法院外部,人们对于司法的评价已经逐渐 由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变,“只有能够有效地解决人们实际问题的法院才是好法院”渐成社会共识。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压抑已久的社会在短时间内爆发 出来的求变急富诉求,在摧毁旧的意识形态和僵化体制的同时 ,又为社会治理带来巨大压力。故此,法院将主要精力转向社会最迫切需要服务的经济领域可谓顺势而为。

   其三,“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的论断为经济司法价值观提供学理支撑。自1993年修宪之后,法学界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法律应当怎样发展的问题作了大量研究 ,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命题。[48]其要义有三:(1)法律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调整手段,是实现市场经济高速运转的主要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治经济 ,其发育程度标志着社会现代化(包括法治现代化)发展的状况。[4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制定适合于自身需要的法律体系,以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主体的行为 (包括政府引导、干预、调整市场活动的行为),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50]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51](3)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司法不能缺位。因为,市场运行过程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 ,以及市场参与主体间的相互博弈都内在地要求司法制度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52]市场主体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需要司法 的确认,市场竞争中的规则以及市场交易活动和交易中的诚实信用需要司法来维系,开放统一的市场体系及其秩序需要司法来规范,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也离不开司法的保障。[53]

   (三)解释性表征

   其一,经济审判机构的设立。根据1979年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以及部分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底以前相继建设了经济审判庭。1983年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人民法院组织法作了修改,决定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应普遍设置经济审判庭,[54]据此,全国各基层法院也相继设立专门的经济审判庭。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受案范围的初步意见》 (1980年)的规定,经济审判工作的任务,就是通过处理经济纠纷、经济犯罪和涉外经济案件 ,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其受案范围包括经济纠纷案件、经济犯罪案件和涉外经济案件等。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报告 ,截止1991年5月,全国从事经济审判业务的队伍人数达到 2.4万余人。至此,一套与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并存的完整的经济审判体系基本形成。

   其二,法院审判重心由刑事审判向经济审判漂移。1982年伊始,中共中央便提出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 ,并把它列为全国当年的中心任务之一。3月813,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3月1531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该项《决定》,把审判经济犯罪案件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在 7月召开的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座谈会上 ,对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问题,又作了研究部署。1982年 l2月6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中,有关经济审判的篇幅超过60%。其后每年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均有重要篇幅,就经济审判情况作专 门报告,直至经济庭被撤销。同时,经济庭的受案率也在 逐年走高。经济案件上升,意味着经济纠纷的解决方式实现了由行政解决向司法解决的转变。[55]

其三,在自我角色定位上,人民法院逐渐从纯粹的政治角色向经济角色转变。这一点 ,可以从历届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中找到例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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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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