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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萧军日记里的二萧

更新时间:2014-10-13 00:13:27
作者: 叶君  

  

   从1932年7月至1938年4月,萧红和萧军共同生活了差不多六年时间。二萧“浪漫”的结合,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名以及让人扼腕的劳燕分飞,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萧红的人生经历被一再叙述,初步统计,其传记多达60余种。拘囿于能够见到的材料,以往人们对于二萧分手前的情感状态,很大程度上充满想象与讹传。近年,《萧军全集》公布了1937年5月4日至1942年底的部分日记。1937年4月23日前后,萧红结束当年1月为抚平萧军1936年上半年的情感出轨而带来的情感创痛的东京之旅不久,因不堪再次面对对方更为严重的情感出轨,独自离沪北上,开始又一次疗治心灵之伤的旅行。在萧红传记研究上,二萧平沪间往还的书信(萧红自北平致上海七通,萧军上海致北平四通)素来被人忽视或误解,但却是了解萧红从日本归国后情感波动及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参照此期及以后的萧军日记,则更有助于揭示二萧真实的情感世界,为今人理性认知二萧的最终分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无论东渡扶桑,还是北上北平,萧红作为女性之“弱”在于,萧军与陈涓、许粤华等的情感纠葛,不仅给她带来心灵巨创,更扰乱了她作为一个痴迷于创作的作家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这是非常无情的双重困扰和折磨。每一次逃离是追求“眼不见为净”的自我麻痹;而更主要的是为寻得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进入写作状态,以达到对现实的暂时忘记。因而,无论东京还是北平,对于萧红来说是逃离更是找寻,伤痛和焦虑始终伴随着她。1937年5月3日在致萧军的第三封信里,她自述,“心情又和在日本差不多,虽然有两个熟人,也还是差不多”,同时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我一定应该工作的,工作起来,就一切充实了”。[1](P115)

   收读前两信后,萧军于5月2日回信提及,送萧红北上当晚回家,日记里记下当时心情:“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1](P136)对比晚年萧军对萧红北上缘起的讳饰(如为了访友、怀旧),青年萧军当时的回信,坦率说出了其内心的愧疚,以及对萧红情感世界的真切感知。他也谈到自身心境烦乱,还有无法开始工作的焦虑。

   也许,二萧同在上海期间,萧红无法当面向萧军直陈内心的伤痛。一旦时空间隔,萧红再次独自面对自我,终于有机会通过纸笔向对方倾诉。5月4日第四封信基本上没有了前三封信里的寒暄,直接表达内心苦痛的深巨。这在二萧往来书信中实属罕见: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做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1](P116-118)

   很显然,萧红让长久以来郁积的隐痛,有了一次痛快“说”出的机会,文字因情感起伏而错落有致,但是痛诉里亦充满理性,不再如此前组诗《苦杯》或《沙粒》那般哀怨。这封信是她与自身拉开距离之后的深刻观照。某种意义上,痛苦让萧红对自己甚至女性的命运有了更深切的认知。这封信似乎成为逼着晚年萧军无法回避萧红痛苦呼号的根源。1978年9月19日,他注释此信时坦承自己爱情上对萧红曾有“不忠实”发生:“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1](P119-120)他对因此给萧红带去的“刺痛”引为终身遗憾,但随即还是极力对几十年前的逝者,尽可能保持那份道德优胜:“除此以外,我对于她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对于她凡属我能尽心尽力的全尽过所有的心和力了!”[1](P120)人之晚年,似乎恩怨早该平淡,但萧军却仍力图从有限的自责中,尽力找到对于萧红的道德优胜,从而达到心理平衡。

   晚年萧军所谓与某君“恋爱”,虽发生于萧红旅日期间,但后续影响却持续于萧红返沪后很长时间之内。自东京返沪,二萧的生活、写作都陷于巨大混乱,萧红再次离沪其实是他们力图重新厘清头绪、调整生活的努力。作为无辜者,如果说萧红此时是独自品尝伤痛的话,那么,作为当事人的萧军,则再次陷于“失恋”的苦痛。1937年5月4日萧军日记载有,头天许广平劝其珍惜才华,“不要为了爱就害了自己”,应该“把失恋的痛苦放到工作方面去”。对于许的劝告,他亦坦率相告:“我但愿自己渐渐就会好起来的,不过,自己总是不能把握自己的热情……”[2](P8)为了让自己早日超离“失恋”的痛苦和人事纠缠,萧军5月5日日记载有其自创的摆脱痛苦的方法:每日晨起告诫自己要“健康”、“安宁”、“快乐”。而正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他,次日更反省到自己“不适于做一个丈夫,却应该永久做个情人”[2](P10)。6日,他回复一封长信,将自己所认为的作为一个作家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情感变故的态度,介绍给萧红:

   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与,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纪录下来。这是有用的。[1](P140)

   这段规训意味浓郁的文字,居高临下地传达出一个极其怪异的逻辑:规训者的情感出轨,对于被规训者同时也是无辜受伤者及他自己这种“从事艺术的人”,都是一种很有益的经验,应该坦然接受并“好好分析”。命令的语气(“好好分析”、“逐日逐时”还带有着重号)和霸道的逻辑,自然让萧红难以接受。这一方面归之于萧军成名后的狂妄、自恋;另一方面,又源于二萧结合之初,他当年对张廼莹那“爱的哲学”的告知。

   萧军此时的自恋之态常流露于日记:5月15日,他首先对萧红作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判断,认为她“是一个不能创造自己生活环境的人,而自尊心很强,这样人将要痛苦一生”;接着更有一段对镜自怜:“我有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这使我欢喜,也是我苦痛的根源。晨间在镜子,看到自己的面容,很美丽,更是那两条迷人的唇……清澈的眼睛,不染半点俗气,那时我的心胸也正澄清。”[2](P13)所谓“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应该是他常常情感出轨的根源所在。可见,青年萧军将自己的多情视为可炫耀的浪漫。渐近中年,其心态或许有所变化,1941年4月身在延安的萧军,听说黄源死于“皖南事变”,心有所感地在26日的日记里写道:“听说黄源在乱军中死了!不知道是否真确。我对他是抱着终身歉疚的。”[2](P417)正因狂妄与自恋,萧军无从体察自己给萧红带去的到底是什么。6日信中,在大段规训之后,还有类似“领导视察工作”般的指示:“注意,现在安下心好好工作罢,那时(指大约两个月后萧军自己也来北平——论者注)我要看您的成绩咧!”

   5月9日在对萧军6日信进行回复之前,萧红述及收读对方两信哭了两回,6日自己也有一封信,只是因为流着眼泪写的没有寄出,怕自己的恶劣心绪影响对方。然而,等到情绪稍稍平复回复萧军,此信却是另番滋味。对方的规训、命令,令其大为反感。对于萧军所谓每天看天一小时变成美人的建议,她不无讥讽地回应道:“这个是办不到的,说起来很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喜欢看,但我并没有变成美人,若是真是,我又何能东西奔波呢?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1](P121)而对那即将视察其长篇创作计划的“命令”,萧红更是将新旧账算在一起反唇相讥道: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就是忘性命也是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1](P121)

   据书信原件,萧红将最末一句划掉了,并在旁边注明:“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1](P122)在日本期间,萧红读到萧军小说《为了爱的缘故》引起不快。在那部关于二萧结合之初的自传性的小说里,萧军所传达的宏大而庄严的理想,让他自己即便卑怯的行为也变得无比冠冕;现如今,萧红似乎看穿了他那在革命、女色面前所表现出的空洞与虚伪。很显然,经历此前种种,萧红对萧军已然拥有另一层面的认知。这封信显然伤及萧军的骄傲,萧红的话真切戳到其痛处,令他不知如何回复。于是,13日日记载有:“昨晚吟有信来,语多哀怨,我即刻去信,要她回来。”[2](P13)萧军令萧红返沪的信只有寥寥数语,诸如“见信后,束装来沪”,原因是他“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并说“本欲拍电给你,怕你吃惊,故仍写信”。[1](P146)这显然是萧军急令萧红返沪而编造的借口,6日信中他还叮嘱萧红租房,两人准备在北平过冬。

   萧军骄傲而难有自责并非偶然。这出于他对“情”与“欲”的认知。1937年5月11日,他在日记里认识到“获得‘性’是容易的,获得爱情是艰难的。我宁可做个失败的情人,占有她的灵魂,却不乐意做个胜利的丈夫……”[2](P12)正如前文他对自己所谓的“热情”的认知,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对于自己的情感出轨给他人所带来的苦痛的认识,亦非常有限。这自然让他不可能从萧红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作为。正因如此,他回复萧红5月4日那封充满痛苦呼告的来信,更充斥居高临下的规训。信头由惯常的“吟”一变而为“孩子”。或许在他眼中,萧红永远只是一个需要庇护的“孩子”,眼下责任就是开出一个让她脱离痛苦的处方。在他,处方似乎早就有了,所以开头一段就自信地写道:“收到这封信——我想你的情绪一定会好一些。”[1](P142)而“处方”很简单,就是勇敢面对。相对于前信,此信的规训意味更加明显,满篇都是诸如“应该”、“不要”、“希望”、“要”之类带有命令语气的词汇,道理却极其宏大、空洞。收读这样的回信,萧红或许更加意识到在一个如此自恋的男人面前,已经无法达成真正的沟通。她所等待的,或许只是对方一声发自内心的道歉。但萧军此时没有这个意识,骄傲如他,“道歉”不在他的词典里。萧红也就觉得跟这样的男人说出更多真实所想也没有意义。5月15日,针对萧军的长信,她只作了一个极简短的回复,对萧军那热烈而庄严的规劝,冷淡回应道:“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1](P125)不过,晚年萧军注释说,这不过是萧红的“反话”。

然而,多年来,在萧红传记研究中,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站在萧军立场上来理解萧红。即便对萧军此信的解读亦是如此,无视二萧平沪书信往还的大语境,甚至对萧军的注释也不在意。丁言昭认为萧军这封信“写得有情有理有节,任何人看了都会动心,因此萧红收到这封‘规劝的信’,说:‘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3](P158)。季红真更认为:“萧军的这封信既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也坦然地表达了对萧红情感的看法,重修旧好的愿望是明显的。萧红收到他的信以后,情绪有了好转:‘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4](P279)两位萧红传记作者之所以出现纰漏,除了对材料语境的疏忽之外,还与对萧红此时思想状态的认知不足有关。很显然,如此回应萧军,源于萧红独处东京的历练与女性意识的生成。某种意义上,萧军霸道的逻辑和居高临下的规训早已令其厌烦,她在寻求人格独立。或许,她由此看到在狂妄、自恋的萧军面前,与之心灵通约的不可能。一年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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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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