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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义:体·元·维:对82宪法的宏观性与体系化解释

更新时间:2014-10-11 09:46:23
作者: 韩秀义  

    

   摘要:  在宪法学界,虽然对82宪法的解释模式众多,但共存的一个缺陷是解释框架的缺失。依托“一体二元三维”解释框架,从“体”、“元”、“维”三个角度出发,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和“政体”三个核心概念,可以把82宪法宏观性地解释为:就“一体”中国而言,中国宪法典通过“确认逻辑”、“展望逻辑”和“规定逻辑”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建构;就“国体”而言,中国宪法典规定了国体Ⅰ和国体Ⅱ;就“政体”而言,中国宪法典规定了政体Ⅰ和政体Ⅱ。宪法制度的“二元性”存在构成了中国宪法典的核心制度特征。由于“二元性”制度特征的存在,中国宪法典就具有了“强政治性宪法”、“弱政治性宪法”和“弱规范性宪法”三个真实面相。

   关键词:  82宪法解释;体;元;维;中国宪法(典)面相

    

   “认真对待宪法”这一表述的内涵可谓极为丰富:一方面可以表明倡导者对于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的重视,否则,就可能陷入宪法虚无主义的泥潭;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倡导者对于宪法理想及相应宪政蓝图的执着期盼和坚定憧憬,否则,就可能陷入宪法价值相对主义的逻辑陷阱。在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怎样强调“认真对待宪法”,恐怕都不为过。换言之,“认真对待宪法”这一学术态度至少具有方向上的正当性甚至“政治正确性”。

   尽管如此,“认真对待宪法”这种方向正当的学术倾向还是需要转化为学术上的现实操作,否则,就可能由于这种学术主张或倡导仅仅止于“宏大”而削弱其自身所应具有的功能和意义。因此,就有必要对“认真对待宪法”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继续推进。而就推进的方向与着力点而言,“认真对待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或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事实上,民国之初,社会各界也表现出对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的重视与所持有的热望。比如,冯国璋虽然对国会过去的制宪业绩不满,但在当时仍然表示:

   今兹急务,仍在速定民国可久可长之宪法。宪法早一日公布,则约法早一日废止,法律增一分健全,则国家增一分治理······约法不得已而暂复,宪法即不可以多延,速开国会,速开宪法起草委员会,速开宪法会议,速定宪法。[①]

   较之于民国初年,目前的中国毕竟已有颁行30余年的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即82宪法),这便为“认真对待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提供了客观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政治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声明“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的话语和政治背景之下,把“认真对待”的学术目光更有针对性地聚焦在82宪法文本及宪法制度,挖掘其特有的文本意涵和制度特色,从而为中国宪法的规范实施贡献出经由“认真对待”所产生的成果,无疑更为迫切和更加必要。

   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引领下,笔者将首先对既有的解读模式做出归类和评价;其次,笔者将在“体”与“元”两个层面,运用“三维”方法,[②]对82宪法做出宏观性和体系化解释。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和展现这种宏观性和体系化解释所可能具有的重大学理意义,在解释过程中,笔者也将针对人们十分熟知的宪法条文及宪法制度的精准含义做出“新”的或另一种意义的诠释。

    

   一、理论化解释框架的缺失:对既有解读模式的梳理和评价

   根据有限的阅读,笔者把中国宪法学者对中国宪法典文本的解读提炼为四种模式,即“具体宪法规定解读模式”、“根本法式解读模式”、“结构化解读模式”和“有机体式解读模式”。

   所谓“具体宪法规定解读模式”,是指对中国宪法典的具体规定进行解析,从而明确相应宪法规定之含义的解读模式。在具体学术操作上,可能有如下几种情形:直接针对某个宪法条文做出解释;针对相关或相类的宪法条文做出解释;立足于宪法典整体而对具体宪法条文做出解释。

   这种解释模式优点是能够十分清晰地(但不一定“正确”或“合理”)认识解释对象的内涵;其缺点或不足是具体认识结论可能片面甚至不准确。对于优点来说,似乎无需做过多论证,而对于缺点或不足则需要详加解释。

   在中国宪法学领域中,笔者认为“具体宪法规定解读模式”的代表性学者是已故的蔡定剑教授,代表性作品是《宪法精解》。蔡定剑教授的解读模式在形式上是立足于中国宪法典整体,在实质上则是对中国宪法典具体规定的解析。虽然蔡定剑教授对于中国宪法典具体规定的解释非常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获得的解释结论必然合理与“精准”。比如蔡定剑教授在总体或整体上是这样解释宪法第二条内容的:

   本条是对我国政体和政权组织形式的规定。

   对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法学界有一不同的看法,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作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但是,自何华辉教授提出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是不同的概念以后,得到很多学者的赞成。政体是指政权的宏观体制,政体则重于体制,说明权力的组织过程和基本形态。政权组织形式则重于政权机关,说明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政体可分类于君主制、共和制、贵族制、民主制等,政权组织形式分为总统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委员会制、半总统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我国的政体是人民共和国,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③]

   这里不去涉及把“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做出区分的学术合理性,而仅就“我国的政体是人民共和国,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样解释结论的合理性做出评析。为什么将第二条解释成关于中国政体和政权组织形式的规定呢?对于“政体”的解释结论,从文本依据上说,毫无疑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规定,更为具体地说,是来自于其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达。可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达不仅出现在宪法第二条之中,在宪法第一条第一款中也存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在宪法序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达也至少出现四次。那么,为什么只在宪法第二条的解释中认为规定了中国政体问题呢?可能会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质疑:之所以在宪法第二条中解读出中国政体内容,其依据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述,还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但这样的质疑在文本依据上是无效的。因为宪法序言第五段也有内容相同的表述,即“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表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文本内涵上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笔者并不反对从宪法第二条中解读出关于中国政体的内涵或规定,只是认为这种解释存在着不足。如果按照笔者的“二元论”方法,对于“政体”之内涵可以初步解释为(详尽解释随后即做出)有两种:一是政治主权系统中的“政体”,一是治理主权系统中的“政体”。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亦有两类:一是政治主权系统中的“政权组织形式”,一是治理主权系统中的“政权组织形式”。

   如果暂且认为笔者的看法是合理的,那么,“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片面的。

   对宪法第二条第三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的“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之具体内涵,蔡定剑教授解释说:

   这一款与上一款相对应,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不仅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途径,还有许多其他的途径和方式。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途径还有:⑴人民可以通过“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⑵通过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形式,参与国家管理;⑶通过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等形式,管理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如通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形式管理基层社会事务;⑷通过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政治权利的行使,如言论、出版、游行、示威和政府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等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管理。[④]

   “这一款与上一款”[⑤]乃至第一款不仅是对应的,而且还是递进的。可不管怎样对应和递进,宪法第二条都是围绕“人民代表大会”而设置的。所以,蔡定剑教授的“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不仅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途径,还有许多其他的途径和方式”的解释结论就有不当的扩大解释之嫌。而按照笔者的看法,更为合理的解释应是:人民可以采取各种合法形式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管理国家事务。这里的各种形式就是蔡定剑教授所列举的第⑵、⑶、⑷项,而第⑴项则不在此列。因为“人民可以通过‘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应该在政治主权系统之中。

   如果笔者对蔡定剑教授相关解释结论的评价不是“吹毛求疵”的话,那么,由此可以发现所谓“具体宪法规定解读模式”的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定性片面、内涵不准确。而造成这些缺陷的核心原因是:在解释中国宪法典文本时缺乏真正的“整体性”。这里的“整体性”不仅指要全面地解释中国宪法典,而且也是指要以某种整体性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来结构化、体系化地解读中国宪法典。

   所谓“根本法式解读模式”,是指立足于“根本法”与“高级法”的两个重要宪法学概念的分析,提炼和抽象出中国宪法的“根本法”,从而在宏观上完成了对中国宪法的根本解读。这种模式的代表性学者是陈端洪教授。

   陈端洪教授基于中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关于“根本法”的陈述并结合宪法文本的其他内容,按照优先顺序提炼出中国宪法内含的五个根本法,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⑥]

   在笔者看来,中国宪法之五个根本法的提炼,至少具有如下转折性意蕴:其一,以宪法序言为基点,从整体角度完成了对中国宪法文本根本法内容的梳理与解析;其二,立足于中国政治、社会、法律发展的现实,凭借多元的宪法观念,完成了对中国宪法内含的根本法的抽象与提炼;其三,通过五个根本法内容的剖析,将中国宪法在整体上定位于政治法,并进而指出了中国政治立宪主义的发展方向;其四,明确指出了中国宪法与政治理论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关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法权结构理论,政治法权结构必须体现为一种具体的宪法结构,而不能停留在现在的绝对宪法和宪法律相分离的水平上。[⑦]

   正如陈端洪博士所提示的,政治法权结构理论的构造是当下之急务,从而也暗含着作者在该文之中并没有去完成这一理论建构任务,这样就使得该种模式的转折性意蕴限缩到方法与角度、宪法的政治法回归与提炼(由此对抗“宪法司法化”的学术与制度主张)等下位问题层面。同时,陈端洪教授所提炼出来的五个根本法也只是处于平面化的递进状态,也因此没有形成一个立体的、结构性的解释与分析框架,这必然会影响或限制该种解释模式的扩展功能。另外,或许由于陈端洪教授所要讨论的问题具有宏观性特点,所以,这种关于中国宪法典的解读模式及所获得的结论,对于中国宪法的微观和具体问题还缺乏明确的对应性,也因此会影响五个根本法对中国宪法具体与实际问题的辐射力和解释力。

   所谓“结构化解读模式”,是指基于某种实践或理论预设,对中国宪法典文本做出具有结构层次特点的解读。这种解读模式的代表性学者是翟志勇博士。[⑧]

   翟志勇博士对现行中国宪法典文本的解读是建立在对新中国制宪史阶段划分的基础上的。在翟志勇博士看来:

从共同纲领到现在,新中国的制宪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共同纲领时期,提出一套新民主主义宪政方案,核心是经济上多种所有制共存和政治上的联合政府;第二是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提出一套社会主义宪政方案,核心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第三是八二宪法的四个修正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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