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秀义:体·元·维:对82宪法的宏观性与体系化解释

更新时间:2014-10-11 09:46:23
作者: 韩秀义  
所提出的方案不是对前两个方案的简单补充和修正,而是一种新的宪政设计,但正在生成之中,尚未形成完整的宪政方案。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之间存在着截然的断裂,即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断裂,四个修正案和八二宪法之间虽然不存在截然的断裂,但却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开出了新的宪政观。因此,我将八二宪法正文归属于第二个阶段,而将修正案归属于第三个阶段。[⑨]

   据此,翟志勇博士对八二宪法整体内容解读为三个层次结构:

   第一层是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激进主义的大众民主,体现为宪法序言中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申说,人民未出场,只是被压制,并非被取消,激进的大众民主仍有回潮的可能;第二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现为序言中所确立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实质上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冲突,常常表现为反官僚主义,也就是德热拉斯(又译“吉拉斯”)在《新阶级》中所做的批判;第三层是今天主流的自由主义宪政传统,表现为依法治国、私有产权和人权保护,而这个传统与前两个传统在思想基础和政治伦理上,都存在诸多的抵牾。当然,这种理论上的抵牾并不意味着在现实政治中,彼此绝对不能共存,恰恰相反,中国宪法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三层结构的共存。进而言之,任何一部宪法都是一个内在矛盾的体系,而宪政的意义就在于将诸多矛盾统一起来,并通过宪法解释、宪法诉讼等技术性措施,在宪政体制内化解。[⑩]

   就翟志勇博士对八二宪法的这种结构性来说,在笔者看来,其重要或新颖之处在于:这种解释发现了现行中国宪法典的复合性以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但就这种解释的前提来说,似有再斟酌的必要。翟志勇博士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除去“修正案”)归置在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宪政方案时期。如果这四部宪法存在着共性特征,那么,能否做出这样的假设,即八二宪法修正案可以同前三部宪法尤其是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依然可以“矛盾性的共存”?对于这种假设,无论在宪法文本上还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恐怕都不能成立。因为在历史学者看来:

   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效仿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

   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进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前四次选择是传统社会主义内在的逻辑自然演进,第五次选择则具有根本的转向意义。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尚未完成,但当下的中国无论如何定义,它都与传统社会主义相去很远了。[11]

   如果暂不考虑《共同纲领》的性质及应否存续问题,而只就八二宪法来说,它实际上标示着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大转向。尽管在八二宪法文本中依然留有诸如“专政”、“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样的表达,但由于中共在执政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等方面已经开始“痛定思痛”,所以,这些表达是否还具有当初的意义就需要仔细辨析,这些表达还能否发挥往昔的功能也需要务实性的反思。在笔者看来,八二宪法并不是对五四宪法的回归,而是基于执政党相关理念和政策的变化[12]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的一种新的政治决断或宪制安排。这种政治决断并不像以往那样是一种完备性学说,而是留有许多空白。也正是这样的空白扩大了八二宪法的“容积”,因此,才能承载如翟志勇博士所说的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度。

   另外,翟志勇博士的解读方式尽管是结构性的,但依然缺乏相应理论体系的支持。同时,由于这样解读也仅止于宏观性,所以,也就缺少了对中国宪法典的微观关注。

   所谓“有机体式解读模式”,是指基于某种“有机体”的假定或对某种“有机体”观念的信奉,而对中国宪法典所做出的极富“生命”意义的解读。这种解读模式的代表性学者是强世功教授。由于强世功教授具有的“超强的叙述能力和修辞技巧”,[13]为了不破坏强世功教授的论证效果,这里,笔者将对相关内容做较大篇幅的“照录”:

   宪法的结构必须在创设不朽政治生命的意义上来理解,宪法的结构清晰地展示了“人民共和国”这个永生不灭的政治生命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没有人民不可能有宪法,但没有宪法人民共和国无法获得永生。宪法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人民共和国”这个永生的政治生命的结构。[14]

   如果我们理解了宪法的这种目的,即创立人民统治自己的宪政国家,创建一个不朽的政治生命,那么作为一种法律技术,宪法内容的排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明了这些不同的部分在这个不朽的政治生命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它们是如何围绕“人民共和国”这一永恒的政治生命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明白它们的功能和位置,就像我们不明白一个人的生命中灵魂与身体的关系而谈论灵魂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一样,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我们的宪法而言,重要的问题不是追问“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和“国家机构”究竟哪一章排在前面才显得重要,而是追问这些不同的内容对于这个政治有机体而言分别承担了怎样的功能。[15]

   对于建构国家这个政治有机体而言,《宪法》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关系实际上是“质料”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政治活动的“质料”,而国家机构的具体运作为公民的政治活动赋予了可见的“形式”,也就是说规定了公民行使权利的渠道和途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必须在国家机构的相应运作中才能反映出来,二者互动奠定了国家这个政治有机体的基本结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当于这个政治有机体的肌肉,而“国家机构”相当于这个政治有机体的骨骼。[16]

   无疑,“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是宪法的核心内容,但要使二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还需要有一个神经系统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个政治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就是宪法的“总则”,它是促使公民权利与国家机构之间辩证运动的纽带。宪法“总则”规定的基本制度或政治原则通过促使公民权利和国家机构之间的互动激活了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有机体的自动运行,公民通过积极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和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而激活了国家机构的运转,而国家机构的运转又不断地落实和丰富着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17]

   就创建政治有机体而言,宪法仅需要规定一个“总则”、“公民的权利”与“国家机构”就够了。但是,这样的政治有机体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它可能是一个没有灵魂和目的的利维坦,一个法律技术组装的机器......我们通过对《宪法》序言前五段的分析,就会发现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叙述中,这个历史已经是一个有目标、有方向的政治活动的历史,也就是说,人民通过宪法创建的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有机体本身是有政治目的的。因此,《宪法》“序言”就为这个政治有机体赋予了灵魂,为这个法律技术建构的机器赋予了生命的气息。[18]

   《宪法》最后一章中关于“国旗、国徽和首都”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宪法建构的“人民共和国”这个抽象的政治有机体提供一个可供感觉触摸的身体。“国旗、国徽和首都”就不再是普通的物体或者地理空间,而是政治生活的具体符号,是依赖宪法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的生存意义的象征符号,它不仅是政治公民对宪政秩序的认同对象,也是普通公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忠诚对象。[19]

   强世功教授对中国宪法典的解读,按照宪法典的内容顺序,可将其缩写如下:

   宪法序言是人民共和国的灵魂,宪法总则是连接“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和“国家机构”的神经系统,“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是肌肉,“国家机构”是骨骼,宪法最后一章的“国旗、国徽和首都”是人民共和国的形象化符号。灵魂、神经系统、肌肉、骨骼和形象化符号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形式意义上说,这种有机体式的解读极为精致且浑然天成。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解读效果,其核心原因是强世功教授对“有机体”这一概念的倚重,其间也渗透着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可问题是:从宪法学立场来考量,可以这样解读宪法典吗?为了回答这一疑问,这里有必要先引述奥克肖特教授的相关观点及解释:

   当“有机体”的观念被用来解释一个“国家”的性质时,表面上,它似乎是一个高度精致的观念,一种只有哲学家才能想到的东西,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明显是一个不恰当的观念。[20]

   严格说来,如果一个人类社会是一个生成的“有机体”,它就不需要政府。它就会作为一个生命单位而生活和运动,它的生命力被连续不断地分配给它的各个部分。[21]

   一种对一个“国家”集体性的解释,如果不承认有“统治者”或“政府”的容身之地,那它甚至一开始就不可能是貌似有理的。[22]

   这种对“国家”集体性的解释,最天真、最直接的版本是把它比作人体。

   但人体完全提供不了人们所寻求的那种类比——“有机物”的类比。

   因为严格说来,人的形象并不是一个有机物的形象,后者的生命力连续不断地分配给它的组成部分。它是(在柏拉图看来)一个整体的形象,借助其某一部分——大脑或精神——的运转,来获得和维护它的统一。[23]

   以奥克肖特教授的观点看,强世功教授对中国宪法典有机体式的解读分明是哲学家的想象,而不是宪法学者的解释。同时,把“宪法典”或“人民共和国”同“人”相类比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人”在根本上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有机物的那种“把生命力连续不断地分配给它的组成部分”的内涵,因而,这种类比是不恰当的,是蹩脚的。另外,这种有机体式解读模式的又一缺陷是以解读者的学术想象替代了宪法典本身所展现的多样、琐碎甚至矛盾的内涵。所以,这种解读模式与其说是在宪法学意义上解读宪法典,不如说是在哲学意义上重新构造宪法典。

   就中国宪法学者对宪法典文本的解读来看,虽然取得了相应的学术成果,但其不足和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为严重的缺陷就是不能凭借相应的理论体系来完成对中国宪法典整体的体系化、结构化的解释。

   当然,对于中国宪法典的解释可以有不同的目的指向,比如为了达到中国宪法的法律化或司法化实施之目的而进行的应用型解释,为了明了中国宪法典的本体内涵进而对相关制度做出清晰定位而进行的纯粹学理解释。笔者对中国宪法典的解释类型主要属于后者。

    

   二、“体”之三维构造:对82宪法的宏观性与体系化解释之一

   对于宪法的作用,学者们进行了相应的解释。比如美国学者萨拜因教授认为:

   宪法作为组织共同体的规则,把共同体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和谐、统一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一种生活模式,而不是一种法律结构,求得共同体的和谐是它的基本追求。[24]

   德国宪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教授认为:

   宪法是特定国家(共同体的一种形态)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的整体状态。凡是国家都必须有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必须具有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的某些原则,我们可以将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的这种整体状态称为宪法,因此宪法是国家的“灵魂”。这一宪法概念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合唱队的演唱员或演奏员会有变化,但表演的歌曲或乐曲还是原封不动。统一性和秩序在于歌曲和乐谱,正如国家的统一性和秩序在于宪法。[25]

从学者对宪法作用的认知和解释来看,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在于:宪法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构造一个共同体,而对这个共同体的抽象化表达就是“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880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