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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扬:“逻辑与罪”的“与”

更新时间:2014-10-10 20:43:06
作者: 张志扬 (进入专栏)  

  

   本文的动机因谢尔兹著作《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作中的逻辑与罪》引起。国内有译本,书名只取《逻辑与罪》①。确切地说,它正好撞在了本文先行拥有的问题意识上,可以借题发挥了。

  

   问题的提出:“逻辑与罪”的“与”是并列还是转入?

   试想,一个很早就写了《语义生成: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1989年),注意到维特根斯坦将“语言存在”划界为“说”/“显示”的人(对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者”/“存在”,即“是”/“在”),一个后来又从古代希腊悲剧精神和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中获得“伟大的知识/神圣的罪业”的人,当一眼看到《逻辑与罪》,自然会把其中的“与”读成《存在与时间》中的“与(und)”(海氏:“哲学就是同‘与’作斗争”)。那么我想,《逻辑与罪》的书名就已显示出“逻辑”向“罪”的转入(生成),如同“存在”向“时间(地平线)”的转入(生成)?

   但是,读进去,至少在谢尔兹的转述与陈述的初始动机中,维特根斯坦是把“逻辑”与“罪”分开来的,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只有出于“傲慢、怠惰和偶像崇拜”而对“上帝意志”般的逻辑语法产生“忽视”、“放弃”、“越界”,甚至“执意乖谬”的行为,才因背叛逻辑而获罪。像“忌邪的耶和华”裁定罪恶一样,“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简言之,“逻辑与罪”的“与”,不是内在地转入,而是外在的并列而仲裁,即逻辑本身非但无罪,还是罪的判定者。

   “逻辑”岂敢担当此名?

   表面上,我好象又遭遇到形而上学“一般与个别”的纠缠。任何现实的逻辑,或逻辑家以发现之名而制定的逻辑,如,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图象逻辑”,后期的“游戏逻辑”,谁能担当此名的荣耀?即或维特根斯坦的上帝耶和华保佑得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再进一步保佑得了犹太人的逻辑,再进一步联合基督教保佑得了西方世界的逻辑,它也不过众“诸神”之一,无权担当地球人类的逻辑之名。正如《圣经旧约》,绝非本雅明说的是地球“唯一的大书”、“唯一的圣器”,其他皆为它的“碎片”。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凭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犹太人这种借“隐喻”-“越界”的逻辑僭妄难道不是罹罪之源?

   但这又决不是说,人类存在或人类的语言存在,没有任何一般法则可依可循。这一般法则是什么?我们不能指望会出现一个“有形的”、“专名的”一般法则,这种指望恰恰成为上述种种“冒名顶替”者的人性根源。我们只能在现有的具体法则中,用确定其界限的临界性让一般法则虚拟其上地显示出来--它的主要职能不是确定其一般法则为一般法则,而仅仅是界定具体法则的限制。换句话说,具体法则只能生活在“当且仅当”中。

   在此意义上,任何现行的具体逻辑(如“弗雷格逻辑”、“罗素逻辑”、“维特根斯坦逻辑”、“蒯因逻辑”、“戴维森逻辑”等)本身都隐含着罪的可能,如果它越界的话。如维特根斯坦自认为可以裁定“哲学问题”的罪名而化解“哲学问题”的做法,就已可能转入即落入自己判定的罪名之中。

   罗素曾讲述了一个故事,维特根斯坦经常深夜造访,表示如得不到答案,“走出这个房间就自杀”。我不得不问:“你是在思考逻辑呢,还是你的罪?”回答:“两者都是。”然后又陷入沉默。(1-4)

   与罗素的调侃不同,谢尔兹把“逻辑与罪”看作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仅作为一个“情结”性“整体”,而且还是他异乎寻常的思考方式。(1-4、5)

   好吧,什么叫“两者都是”?罗素无疑把“逻辑”与“罪”分得清清楚楚,而维特根斯坦则与之对立,承认自己“思考逻辑”与“思考自己的罪”是一回事。

   [插语:“思考逻辑”与“思考自己的罪”不是一回事,只有当“逻辑”是不能专名化的“上帝逻辑”--不,“上帝”已是专名(“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与亚伯拉罕的上帝何干!”)--确切地说,是不能专名化的“纯粹逻辑”,才不是一回事。除此,人所思考的专名化逻辑,谁能豁免其罪的可能?]

   惟其如此,“逻辑与罪”才构成“情结整体”。事实上,“语言”,被维特根斯坦看作“原罪”,看作思想最根本的“两难”:

   世界及其语言像上帝的意志明白无误

   世界及其语言像魔鬼的意志充满诱惑

   那么,犹太人维特根斯坦怎么敢把自己所能想象的逻辑当成只是“上帝的意志”而让自己置身于语言的两难之外以逃避人的罪责?当然,维特根斯坦一方面能够想象、能够愿望“纯粹的逻辑语法就是上帝的意志”,另一方面,经历过前后期逻辑变更的维特根斯坦肯定意识到实际的逻辑操作几乎无法逃避语言的两难而往往陷入乖谬,因而才萌发终生困惑的问题:“我能不能在逻辑纯粹性的寻求中获得救赎?”--这意思就是说:“我能不能在上帝意志的知得(掌握)中获得救赎?”所以,归根结底,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的两难其实更深地隐喻着“人不能不追随(像、模仿、是)上帝/人又绝对不是上帝”的两难。而且,这个上帝是“严苛的忌邪的上帝”,以惩罚罪恶为界限。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严肃”到歇斯底里气质的信仰根源:“不是天才,就是罪人。”(1-6。注释:“不天才,毋宁死。”)

   如果维特根斯坦身陷此种困惑,那么,倾向神学与伦理的谢尔兹一方面感受着维特根斯坦身陷的困惑,另一方面又总是“辩护”维特根斯坦摆脱身陷的困惑,为此特别强调“逻辑语法”就是判定罪恶的上帝意志,维特根斯坦也如此强调似乎也就站在上帝一边而免除罪恶了,根本忽略了人“何以可能”的两难性。或者更具体地说,人,如维特根斯坦或别的什么人,是否可能做成“就是上帝意志的纯粹逻辑语法”?

   不能做成--违背上帝;能够做成--成为上帝;两者都是罪!

   总之,维特根斯坦及其研究者,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人性的可能性中的不可能性,即人性两难。不仅如此,逻辑语法或逻辑规则,同样是两难的。谢尔兹并非意识不到维特根斯坦心中的上帝是忌邪严酷可畏的上帝,一定要为人类立严刑峻法式的准则并强迫我们遵守。于是,维特根斯坦自觉主动地承担了执行的职能。

   “维特根斯坦先后通过逻辑形式和逻辑语法表述了这些准则[按,‘这些准则’是上帝直接向先知维特根斯坦启示的,还是维特根斯坦理解后的想象物?]。在这两种表述中,这些准则都允许彻底的明晰性[逻辑形式和逻辑语法体现了上帝意志的明晰性,还是维特根斯坦赋予的明晰性?比如前期一定是‘图象’般明晰,后期就只能像‘游戏’般明晰?],并且有针对我们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究竟是谁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上帝的,是先知维特根斯坦的,还是困惑于逻辑罪感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天啦,到处是这种含混中的贩运!]。为了确保直接解释学,维特根斯坦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规定有意义表达式用法的规则,通过先已存在的视阈得到了鲜明的定义。”(1-87)

   不过是维特根斯坦“描绘的世界”、不过是他“规定的法则”,还要通过先已存在的“视阈”[日常的、约定俗成的、只能显示的?]才能得到“鲜明的定义”。所有这些都还不能得到绝对的保证,因为,“不幸的是,规则就像双刃剑,正如圣经作家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养活我们的和责罚我们的,是同一个律令。一旦把逻辑语法的规定与上帝意志进行比较,问题就来到使我们直接面对罪之幽灵的层次。”(1-87。重点系引者所加。)

   原来如此!“逻辑语法的规定”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逻辑家的想象,所以,只要一旦进入“比较”,任何逻辑家都不得不“面对罪之幽灵的层次”!“逻辑与罪”中的“与”,同主观者的意志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从外在的“并列”稍不留意地就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维特根斯坦困惑,谢尔兹辩解,其他的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本节的兴趣正在于此。

  

   一、“巴别塔”不是灯塔,语言不是逻辑,逻辑不是照明宇宙的光

   对于犹太人,提起“语言”,就不能不笼罩在“巴别塔”的隐喻氛围中。在谢尔兹看来,维特根斯坦著作中的“逻辑”,根本不可能没有“罪的幽灵”游荡着。问题在于“逻辑”与“罪”中的“与”,究竟是如何“游荡”的?“引诱”也是“游荡”,外在的引诱恰恰是“由内而外”地成罪!逻辑何来之内的诱因?谢尔兹正用了圣经中“巴别塔”来引渡。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1-104)

   谢尔兹是这样读的:“这个故事既包含了一种狂妄自负的回响(撒旦因之而被逐出天庭),又预示着一种混乱,当语言不再以对天赐之职的谦卑接受为基础时,这种混乱就在世上产生了。”(1-104)谢尔兹的意思是说,这个故事的意义用“既包含,又预示”的句式分派着。“包含”什么?当然是“狂妄自负的回响”--人的狂妄自负是魔鬼撒旦的狂妄自负的回响(人可推诿于魔鬼?)。“预示”呢?“一种混乱”,用“当且仅当,必然如此”的句式规定了:“当语言不再以对天赐之职的谦卑接受为基础时”,混乱就产生了。

   后半句话相当暧昧。(很抱歉,手边没有原文,我就权当它直译吧。)“当……时”是“混乱发生”的条件状语或条件分句,状语分句的句式是“语言以……为基础”,看来语言作为主词,“以什么为基础”呢?“对天赐之职的谦卑接受”。也就是说,语言应是听命于“上帝意志”的。但语言又可能“是”或“变成”形式主词,即实际上它是被人使用的,因而“接受者”现实地是人。如果人意识到,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因而人必须以谦卑的态度聆听语言的天职或天赐之职,这样才能尊重语言的天赐逻辑语法,悉心使用,混乱才不会发生。但是,如果人意识不到呢,通常人是意识不到的,要么在习俗中不意识,要么在知识的自欺中不意识。所以,并非只有那些无知的常人意识不到,恰恰相反,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家和语言分析哲学家,更有一种模仿上帝、支配语言的“自我意识”(“自负”即“自主自治”秉性)。他们自以为发现了真理而居有命名的权能时,他们就任意使唤起语言如傀儡以为自己效力--扮演“魔鬼的游戏”。

   康德不就是这样开“人为自然立法”的先河吗?康德起初还算谨慎的,在“实体”与“认知”两个方面设置了“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的绝对限制。转而在“实践理性”中想从“二律背反”中拯救出来,赋予“自由意志”以特殊的职能,借“应该”、借“合目的的目的性”而“假设了”(“悬设了”)“上帝意志”与“灵魂不死”,使“理性的道德”必然上升到“道德宗教”的高度,从而“取信仰的上帝”而代之。

康德“先验哲学”起初面对“不可能”而问“何以可能”的“假小心真大胆”,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干脆就成了“基督教上帝创世的世俗化完成”。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模仿”当作“上帝创世”本身看待了(--相当于“语言法则”是“上帝意志”,如今又改成“数学法则”是“上帝意志”。人顽强地想发现上帝创世的秘密!)。按维特根斯坦的“划界”,黑格尔“辩证逻辑”已经越界成“罪”。维特根斯坦能鉴别黑格尔,至于康德,维特根斯坦欣赏他的“界限”,但两人也同样迷失于“界限”--谁能划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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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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