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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生:中国参政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更新时间:2014-10-09 15:05:14
作者: 张献生  
如多党制中的政党联盟和执政联盟中的政党关系。这些政党关系模式的性质和特点虽然各不相同,但不外乎竞争与非竞争两种,从本质上讲,都不重视和崇尚政党合作。在竞争关系中,合作只是竞争的一种手段、一种政治妥协,一个党一旦具备独立掌控国家政权的能力,这种合作便宣告结束;而且执政联盟中的政党,今天是合作者,明天就可能成为竞争者,合作能否维持,能维持多久,都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单独或联合执掌政权。而在非竞争关系中,特别是一党独占政权,合作基本上不存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其政权取而代之,所以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决无合作可言。在温和性一党独占政权中,虽然允许一些政党存在,但只能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党,其政党关系则是一种依附关系。可以说,政党合作在西方竞争与非竞争性政党关系中是次要的、辅助的、暂时的,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中国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和民主党派实践说明,几个政党在执掌国家政权问题上,可以进行竞争,也可以实行合作,合作是政党关系的又一种基本形式。我国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是势不两立、而是和而不同;不是彼此竞争,而是互利共赢;不是临时联合,而是稳定参与;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这种政党关系模式,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改变了把合作仅作为权宜之计的短视之见,克服了执政党单靠控制和压制来执政的专制思想,既可以避免竞争性政党关系导致的政治动荡、内耗严重等问题,也可以避免专制性政党关系导致的反抗和缺乏监督制约造成的种种弊端。它在非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框架内,解决了非执政党的政治参与和与执政党的关系问题。它说明,不同政党之间,完全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相辅相成、互利共赢,形成一种合作型的非竞争关系,使政党关系进入一个新境界。

   它丰富和深化了对民主实现形式的认识:合作也是民主的重要价值和实现方式。民主作为一种基本权利和政治制度,具有多种实现形式。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民主政治,也体现了民主的基本价值,包含着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由于政党政治兴起于西方国家,这些国家最早实行和多数实行的是以普选制、议会制为基础的竞争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因此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就被认为是具有普世性的民主价值,甚至作为民主的唯一实现形式。英美等国自称为民主国家,就是以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为主要根据。他们指责一些国家为非民主国家,其基本理由也是没有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从而在民主问题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民主就是多党竞争。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实现形式,就是允许反对党存在,进行多党竞争。

   中国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和实践说明,民主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实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我国,参政党不是作为反对党或在野党存在,而是以共识为基础,以合作为形式,在参与中实现政治诉求和政党功能。这种共识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建立在对执政党地位和重大方针政策的赞成之上,建立在致力于共同的政治目标之上,是一种深层次参与和更高程度的认同,有利于实现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权利,充分体现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这种共识,民主党派就不可能与共产党合作,也不会作为参政党来实现政治参与,更不能在这种参与中实现政党的政治诉求和存在价值。这种共识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合作之中,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结果,也是党际民主的体现。可以说,谋求共识是民主的灵魂。民主并不是制造竞争与冲突的手段,而是谋求协商与合作的一种机制。民主不应仅仅理解为自由选举和票决的理念与实践,它还应包括讨论、交流、建议、咨询、参与、协商、合作等多种形式。"民主的根基就在于能够整合分歧、达成共识,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12)事实上,竞争性政党制度也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在多党竞争中,谁能取得执政权要靠选举中的多数决定,而这个多数就是共识。没有这个共识,竞争便没有任何意义,人民的自治就不可能实现。目前,共识民主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民主形式。因此,竞争是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合作也是民主的实现方式,两者都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

   它丰富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其他党派合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历史使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3)。同时强调,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联合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斗争中,特别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取得执政地位后,如何与民主政党在国家政权中合作,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由基本国情和国内政治发展所决定,最终形成了一党制。一党制虽然有利于工人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但由于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缺乏监督和制约,造成了许多弊端,最终导致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大多数实行了多党合作制。但受苏联的影响,不少模仿苏联搞一党制,有的虽然仍实行多党合作,但限制合作的民主政党的发展,同样最终丧失执政地位,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中国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和民主党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确定非执政的民主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如何处理执政的共产党与其他民主政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探索了一个成功的政党制度模式。它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初级阶段,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不是只有一党制一种方式,一党制也不是最佳模式,甚至是不可取的一种模式;其它民主政党不仅可以存在,还可以与参与国家政权,与执政的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它既能适应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而且利于共产党长期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三

   我国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已经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在多党合作的长期实践中,参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中显示了独特的政党功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参加国家政权和政治机关,是参政党政治参与的主要体现。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是参政党发挥作用的重要机构。在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中,民主党派成员均占有一定比例。如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有6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9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35人担任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97人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有361担任市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232人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目前,在县以上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中,有3.2万名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非中共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其中,有30人担任省、区、直辖市副省长、副主席和副市长,401人担任市(州、盟、区)人民政府副市(州、盟、区)长,有36人担任省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有213人担任地市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和无党派人士陈竺分别担任国家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14)。人民政协是我国的政治协商机关,也是参政党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方面。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中,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非中共人士中,有1345人担任政协委员,占委员总数的60.1%;有195人担任常务委员,占常委总数65.4%;有13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占副主席总数52%(15)。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和政治机关,属于体制内参与,直接扩大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16)参与是民主的前提,是民主政治社会合乎逻辑的起点。参政党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果,决定着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人民民主,也决定着多大范围内扩大了共产党执政基础。苏联和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把共产党以外的党派或合并或驱逐或消灭,从而使有可能在体制内参与的积极力量,变成了体制外的反对力量。因此,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和政治机关,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不断巩固。

   优化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促进了执政党民主科学执政。审时度势,统筹兼顾,就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是执政党最基本的执政行为。我国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不是决策者,但通过参与重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能够促进执政党民主科学决策,成为执政党的参谋和助手。特别是执政党把与参政党的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执行过程中,从而使执政党的治国方略和大政方针中能够更多地包含参政党的智慧,参政党的积极参与也更多地成为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民主科学决策的重要来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制定、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重要会议及通过的文件、重大决定和举措等,中共中央都要与参政党协商、征求意见建议,比如,从1990年至2009年,仅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就达287次,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或出席有85次。参政党把建言献策作为参政议政的主要内容,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及时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建设、国家统一和安全等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建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重大建议260多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向地方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建议9万多项。

   参政党的建言献策,得到了执政党的高度重视,成为执政党决策的重要参考,并在制定政策中充分吸纳。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863"计划,就是在九三学社的倡议下制定的。1990年,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专门约见听取意见,同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建立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区的重大决策。民革中央2000年提出的《关于兴建恰甫其海水利工程的具体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很快进行立项和建设。民进中央于是2003年提出《采取切实措施救助农村计划生育贫困户》提案,促进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17)。

   发挥监督的建设性作用,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监督是民主的基本要素,是我国多党合作基本方针的重要内容,也是参政党的重要功能。由于政党制度的性质和政党的职能定位不同,发挥监督作用的性质和效能也大不相同。在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由于执政党与在野党处于势不两立的竞争状态,监督对在野党而言,是对执政党进行反对、牵制和攻击,让其出丑、迫其就范、赶其下台的重要武器。1972年,美国民主党借"水门事件"发起对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弹劾案,在众议院中获得通过,从而迫使尼克松辞职下台(18)。在我国多党合作中,由于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与执政党致力于共同事业的亲密友党,这就决定了其监督是合作的一种方式,具有建设性作用。对执政党而言,是支持而不是反对,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是帮忙而不是添乱。它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能够帮助执政党完善决策、改进工作、减少和避免失误,齐心协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从而与西方多党竞争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形成鲜明的对照。特别是参政党的监督作为一种非权力性监督,既能以意见建议的正确性和建设性,促进党和国家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防止和避免出现大的失误,又能因这种意见建议的"柔性",不会给决策和行政造成障碍,从而保证了国家行政的高效运转。

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建设性作用,与参政党的职能定位密切相关,对建立和谐政党关系、维护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主体,政党关系和谐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没有政党关系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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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京)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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