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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儒学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张力

更新时间:2014-09-30 21:20:06
作者: 胡军  
这种活动中最早也最成功的活动,是把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大部分是从埃及传来的)变成一门演绎科学——几何学。而创始者相传是米利都的泰勒斯和萨默斯的毕达哥拉斯。三百年后,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才对古代几何学加以最后的系统化。[3]这段历史回顾告诉我们,是古希腊的学者将传自古埃及的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上升至知识理论体系的。同时其他民族国家的也有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社会等方面的经验内容,却没有能力进一步构成知识理论体系。我们同样注意到的是,知识理论体系在古希腊之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实用的价值。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知识的社会价值逐渐地为人们充分的认识到了。时至今日,不少未来学家运用大量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事例表明,发达的国家已经或正在进入知识社会。人类近五百年来的历史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没有知识,或者没有能力形成新的知识理论体系的国家或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也是不可能有前途的。

   是古希腊人首先形成了学科知识理论体系。而与孟子同时的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开创了分科治学的传统。在历史上,分科治学极大地推进了各个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仅亚里士多德本人就开创了不少学科,其研究范围涉及到了十几种学科。亚里士多德创设并研究的领域涉及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动物学、植物学、逻辑学、天文、音乐等。(《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共十卷,前九卷目录如下:第一卷《工具论》,第二卷《物理学》、《论天》、《论生成和消灭》、《天象学》、《论宇宙》,第三卷《论灵魂》、《论感觉及其对象》、《论记忆》、《论睡眠》、《论梦》、《论睡眠中的征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和老年》、《论生和死》、《论呼吸》、《论气息》,第四卷《动物志》,第五卷《论动物部分》、《论动物运动》、《论动物行进》、《论动物生成》,第六卷《论颜色》、《论声音》、《体相学》、《论植物》、《奇闻集》、《机械学》、《论不可分割的线》、《论风的方位和名称》,第七卷《形而上学》,第八卷《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论善与恶》,第九卷《政治学》、《家政学》、《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雅典政制》、《残篇》) 。

   他们两人不仅研究领域相差甚大,研究方法更是完全不同。如孟子从性善推出仁政。亚里士多德却将伦理的善与国家的善区分开来。个人的善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国家的善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后来的马基雅维利、马克思·韦伯在这一问题上也与亚里士多德持基本相同的思想立场,认为政治从来都不是以道德为依据的。

   其实,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亚里士多德尤其关注思维学科及其方法论本身的研究,西方逻辑学科就诞生于他的手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著书立说、要论辩,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使我们的思维遵循一定的推导的规则。更令人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亚里士多德已经自觉地将思维的形式与思维的内容严格地区别开来,并制定了严格的三段论推导规则。而孟子则从来不关心此类问题。孟子以好辩而闻名于历史,但他的辩论却没有自觉地遵循一定的思维规则,更无思维科学的指导,而是以其情感和气势取胜。由于缺乏严格的思维规则的指导,孟子的论辩过程经常是自相矛盾的。我们文化在感悟与经验方面有过不少辉煌的成就,但在理论知识方面却没有给与应有的关注。

   当然知识在技术产品上的落实,即便在西方也在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产业革命之后,西方才在世界上长期地处于垄断或支配的地位。一般人只看到西方的产业革命的世界性影响,而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背后的科学知识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的所有的新产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都是知识产品,都有系统的新知识作为其基础。科学知识是整个工业化运动的基石。没有自牛顿之后的现代自然科学繁荣与发展,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近五百年来的世界历史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巨大变化。

   其实,现代知识的革命性变化不知发生关于自然现象研究的领域,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内也不断有着类似的变化与发展。在进化论、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等及艺术领域内有着重大的知识理论体系的突破。

   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不重视对知识的研究,所以在分科为基础的学科研究上几无所获,结果是在知识理论体系的研究上所能做的也就是人云亦云,难以创新。

   我们正处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不断前进的时代,因此如何将传统儒学思想与现代知识社会结合起来是儒学未来走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儒学就有未来,否则就步履艰难。

   儒学思想的研究,绝对不能局限于文本的解读,字句的训诂,典故的考察,而要在儒学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接着讲”,要将传统儒学思想与现代知识理论体系结合起来。应该说,这两者之间不会有根本性的冲突。我们要站在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出自己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而建构上述知识理论体系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尽快培养出极为高超的系统深入的思考能力。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不但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而且似乎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注重能力的培养,而注重记忆、背诵、模仿等能力的培养。

   产业革命的基础就是科学知识理论体系。要在科学知识理论体系方面有全面突破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我们要积极努力在某些领域要有所作为。有了属于自己的核心理论体系,我们才有可能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设备、核心人才。否则,我们也只能人云亦云、拾人牙慧。

   要在某些学科理论上有所突破,必须加强以分科治学为基础的现代性大学的建设,传统的书院制实质上不符合现代知识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基本要求。当然,分科治学有其长处,其短处也不在少数。然而克服其缺点的平台只能是在分科治学基础上的学科综合。舍此绝无他路可走。

   此外,我们还必须在法治建设、社会建构理论等方面积极努力建构自己的有着传统儒学思想特色的理论体系。

  

   附件:为什么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经验型的而不是知识性的

   一,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我国古代的科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它们基本上还是经验性的,远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缺乏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如农学,著作不可谓不多,但这些农学书大体上都是各种农业生产具体经验的记载,几乎未曾做出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又如我国古代天文学基本上就是为制定历法服务的。虽然天象观察上有许多成果,却极少探讨理论性的问题,从未认真研究过宇宙结构模型。我国古代数学成就甚大,刘徽也做过一些理论性探索,但这样的工作亦未能继续展开。像古希腊人那样对自然界的相当认真、具体、深入的理论性研究,在中国古代不曾有过。”当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之后,中国古代科技业就迅速为其所代替也是势所必然。(潘永祥主编《自然科学发展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二,古代历法缺乏实证知识的精确性。1583年利玛窦来中国之前,钦天监已经屡次对日、月蚀推测失准,钦天监官员也因此屡遭万历帝的处罚。礼部奏撰指出,可用《回回历》来进行历法改革。1629年6月21日出现日蚀,钦天监的预测与实际观察再次相左,而徐光启预先的推测的结果却与实际相合。经过7次实地对比检测,崇祯帝终于承认欧洲历法比原《大统历》更为准确。1642年,他下旨:“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但不久发生国变,西历终未实行。1644年10月顺治帝即位。12月23日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掌印官”。于是,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垄断了宫廷内部天文事务。在这样的环境中,“汤若望觉得已可以随意使用‘西’字了。”在早期颁布的《时咸历》封面上,汤若望加上了“依西洋历法印造”的字样。后来成为了杨光先攻击的一个依据。更进一步,汤若望还将《崇祯历书》重新编辑成《西洋新法历书》103卷。康熙三年杨光先上折参劾汤若望:一,潜谋造反;二,邪说惑众;三,历法荒谬。1665年4月汤若望等被判凌迟处死。后因北京地震及出现其他异常现象,汤若望等人先后被赊。1696年1月南怀仁劾奏钦天监监副吴明焕所推立法中的疏误。由于众大臣于历法说不出所以然来,不得已康熙帝拿出唯一的办法,即:共同测验。2月26日的结果是,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与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与吴明焕所称皆不合。因与汤若望案密切相关,所以康熙帝并没有轻率决定,而是下旨“再行确议”,于是3月8日重新测定。结果仍旧。于是汤若望案得到平反,杨光先革职,理应处死,念其年老,从宽处理。1677年,康熙帝令钦天监人员“学习新法”,及西洋历法。(参见田淼《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三,文法句读  如表述儒学思想的汉语四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得到语法理论的提升。马建忠早在约1898年前后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写下了《马氏文通》引用拉丁语法理论对汉语进行了语法理论的创新改造或提炼。他在《马氏文通》的后序中这样说道: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顾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计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儗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才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

   《马氏文通》“例言”又云: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葛郎玛者,音原希腊,训曰字式,犹云学文之程式也。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童蒙入学,先学切音而后授以葛郎玛,凡字之分类与所以配用或成句之式具在。明于此,无不文成字顺,而后进学格致数度,旁及舆图史乘,绰有余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后先次序皆有定程,观此书者,稍一凌躐,必至无从领悟。如能自始至终,循序渐进,将逐条详加体味,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有之妙,其于学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视自来学西文者,盖事半功倍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模仿西方传统语法学理论以整理古汉语。

四,音乐   蒙元时期 ,欧洲才有了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零星的信息。但中国音乐在欧洲的影响,却远不如明末以后西方音乐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一下四个方面:和声、复调、乐器和记谱法。我们先看一下西方专业人士对中国音乐的评价。《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利玛窦关于中国音乐的评价。“他们奏出来的音乐让欧洲人听起来肯定是走调的。”“在预演会上,这些古怪的乐器一起鸣奏,其结果是可想而知,因为声音毫不和谐,而是乱作一团。”“中国音乐对中国音乐的看法:“至于谈到声乐和伴奏的配合,我不得不说这个中国人简直一点和声的念头都没有。那首歌(从任何一个观点都是可笑而令人作呕的)停止在主音上面,和我们最平常的乐曲一样,但却从头到尾没有脱离过一开始那个调性和调式。……说到那个中国人的歌声,从来没有比这个还要怪异的东西打击过我的耳朵了,试想看那一连串鼻音、喉音、嚎叫、吓人的音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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