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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瑛: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更新时间:2014-09-29 12:43:57
作者: 肖瑛  
需要进一步洞悉的是:当前中国的道德问题与差序格局是否还有直接关联?若有关联,则要进一步追问:差序格局是当前中国道德问题的自变量还是因变量?笔者认为,当前中国道德体系的匮乏是由“差序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兴造成的。[20]

   讨论差序格局同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关系,首先需要确定理念型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最为著名的当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序言和《儒教与道教》中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界定。他指出,若只把逐利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资本主义,即使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资本主义,但只是政治的资本主义以及掠夺的资本主义,而且,“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21]。真正的资本主义即市民资本主义,或者说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或者说自由交换的资本主义,也只有在近代西方社会才拥有:“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行动就是建立在通过对各种交换机会运用来获取利润的期望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和平地获取利润的基础之上的。”[22]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并不是指不择手段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动,相反,它一方面运用理性与和平的交换方式追逐最大化利润,另一方面甚至是对上述非理性的逐利冲动的约束,至少说是一种理性的调和。这样,韦伯有效地区分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各种形形色色的逐利动机,并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文化基础是什么?

   在韦伯之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应该被视为对市场经济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的行动规范做过最为系统规定的文本。斯密想象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干预、行动者完全按照自然力量进行理性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很多人会认为斯密的这类讨论基本上是一种乌托邦。但换一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在工业革命正在深入、市场竞争一片混乱的背景下,与其说斯密是在凭空创造一个市场经济的乌托邦,毋宁说他是在对既有的市场经济行动逻辑以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尝试进行规范的一种努力,建构一种服务于自由交换的理性市场经济目标的文化形态,以此规范市场场域中不同行动者的职责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并不是一个去文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再造相关文化的过程,当然,地方性文化也可能对新文化的生产产生强劲的反动效果。

   无论是韦伯笔下的基于新教伦理的工业资本主义,还是亚当·斯密所论述的始于人性的市场经济,其核心都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是纯粹自私自利的原子,而是高度理性化、虽有竞争关系但在人格和规则上彼此尊重且无人身依附关系的个人。在这个基础之上,家庭、市场、政治和社会之间适度分离,不同领域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不同逻辑通过法治的和道德的方式被规制在相应的领域之内。惟其如此,市场的交换才会理性化与和平化,才不会诉诸其他领域的权力(强力)、情感、信仰抑或欺诈。当然,这里所建构的是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理念型,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完全纯粹的市场经济形态。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它不可能在现实中完全存在就否认其合法性,恰恰相反,它所呈现的市场经济的各种特点和逻辑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虽然在事实上会存在多种多样的市场经济形态,但只要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形态,就必须遵循它的基本要求。

   学者们和当代的怀旧者们都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始于1978年,但阅读早年的一些文献不难发现,我们今天的很多感叹实际上在上世纪20年代以来梁漱溟、钱穆、钱锺书、费孝通等学者的著作中已经广泛存在。这说明,中国的技术和市场转型及其带来的社会和道德后果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呈现了缫丝产业的工业化对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后果之一就是传统家庭结构和权力模式的松动,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催生出个人主义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滥觞。[23]但是,费孝通的陈述只是表明了个人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苗头,而没有对新生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特点及其影响做更深入的讨论。这个工作在阎云翔的研究中得以深化。阎云翔早期的研究再现了1949年以来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在工业化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下逐步解体的过程,但对这种个人主义的特点和运行逻辑的讨论,在他最近的研究中才得以清晰地呈现。在阎云翔看来,今天中国的个体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自我主义、特权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窠臼,一方面是对传统家庭结构和地方道德模式的瓦解,另一方面则是自我主义的不断强化。换言之,当下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在总体上看是“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24],其既在解构传统差序格局内在的道德意涵,又依然处在差序格局的范畴之中,以差序格局作为自己的叙事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是差序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生产。

   具体而言:(1)个体化在当今中国的确表现出冲破差序格局之束缚的倾向,追求人的独立、自主和尊严成为很多民众的自觉行动。(2)但是,由于中国的个体化没有一个早期的个性化历史作为基础,也缺乏适当的公民教育,即缺失自然权利的文化基础和相关的制度保障,是一种没有“解放政治”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虚空的“生活政治”,缺乏理论自觉的普通个体往往强调自我权利而“忽视义务和他人个体权利”,变成“无公德的个人”[25]。因此,这种个体化过程通常很难同内在于差序格局的“自我主义”有效区分开来。但由于“逐利”动机和行动的被正当化,这种“自我主义”较传统的“集体个人主义”更缺乏集体性,其对基于传统差序格局所建构的以血缘、地域为中心的道德共同体的作用往往是破坏性的,传统社会基础秩序开始破产,诸如家庭解体更为便捷、“杀熟”现象屡见不鲜,以致蔓延成资中筠忧心忡忡的“全民腐败”之势。(3)正因为其本质是“自我主义”,所以这种个体化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个人主义的核心理念往往背道而驰,而同特权、特殊主义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这种背景对个体化产生的后果之一,是表面上看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实质上则是个体或者群体对自身特权的追求,[26] 如工人对单位制的怀念,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排斥,包括最近大城市居民对“异地高考”的激烈反对,其本质都是特权主义和利己主义而非尊重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从这个角度看,解构差序格局的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差序格局自身,是差序格局塑造的、被当代利益观念所激进化的自我主义。(4)当然,我们不能由此简单地断定传统差序格局真的走入了穷途末路。事实上,家庭作为共同体依然有效,血统论的变相抬头,“拼爹”被广泛认可,都是明证。而且,为小家牺牲集体甚至国家的现象具有更为明显的正当性,比如腐败通常总是以家庭和亲属关联为单位,一些研究也暴露出地方官场中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这些都说明,以家庭为中心的集体个人主义在当下中国具有强劲的冲击力,传统差序格局在缺乏法治约束的背景下仍然没有消退。(5)在传统差序格局与自我主义同增长的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一种新的差序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生长,并无限放大了自我主义的实现空间。对于此点,本文着力进一步阐述。

   差序格局不仅局限在血缘和地缘以及制度化的君臣关系之中。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着多种多样的扩张差序格局增强社会资本的方式,其中无论在民间和精英阶层都最为显著也最为普遍的就是,通过称兄道弟来构建不同个体、家族之间的准血缘关系,所以,“桃园三结义”和“梁山好汉”等故事在中国成为流传千载的美谈。在乡土社会背景下,这类差序格局是附着并模仿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得以建构和存续的。而当前中国,在“以为人的物欲的无限放大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素朴的市场理念支持下,人们普遍发现,“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样

   一种社会资本再生产方式对于个人利益的满足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于是,一方面是党的准清教徒式的教育,每一个个体都向党交心,自觉切断自己的各种社会关联而建立以党为崇拜对象的纯粹政治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各种个体化的利益主体暗地里相互勾结,形成跨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边界的利益共同体即利益集团,在相互利用中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资源。不断涌现的各类腐败“窝案”正是这种新差序格局的表现,坊间流行的“跟对了人”、“站错了队”等俗语所涵摄的就是这种新差序格局逻辑。新差序格局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丛生和催生出的形形色色的各类特殊利益集团。吴敬琏在提出“权贵资本主义”时,特意标注了该概念的英文表达crony capitalism。这样,“权贵资本主义”就更清晰地呈现了其裙带、朋党和唯亲的本质,其背后的差序格局含义更是昭然若揭。换言之,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不同的个体利用自己所占据的资本,有意识地同在资源占有上能给自己助力的其他个体或者群体建立起各种血缘的和准血缘的私人关系,以方便自己攫取公共资源的非正式制度。这种私人关系网络同现代性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是法治不力,公权不彰,腐败蔓延,黑道盛行的渊薮,是“坏的市场经济”的根源。[27]

   虽然社会资本的扩张模式大量借用了传统“差序格局”中的血缘、地缘、情感、称兄道弟等团结机制和建构形式,但在团结强度上显然不能与后者同日而语。即使传统社会下称兄道弟的差序格局模式具有浓郁的道德强制力,并因此而削弱了其自我主义的工具主义味道。今天的差序格局一方面涵摄传统差序格局的结合模式,包括以人格作为交易砝码即人身依附关系的重建;另一方面又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化,其中隐含的“自我主义”,从费孝通语境下的以集体为单位的“自我主义”,滑向完全的以“个体”为单位的“自我主义”,人们参与其中的终极目的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展社会资本,为满足私人物质欲望和获取权力资本创造最为便利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差序格局不再是把人禁锢在某个具体共同体中难以逃脱的“伦常”,而是蜕变成高度理性化和工具化的利益和权力获取机制,因此可以命名为“新差序格局”。

   由此不难理解,“差序格局”逻辑尽管在理论上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现代科层体制的权力规则、现代社会的基本法治理念完全对立,但并没有因后者的引入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渗透到社会领域中。在当代中国某些权力和利益空间中行动的,表面上看是一个个的现代法人,实际上是按照“差序格局”逻辑重组的各种帮派性质的利益集团。这样,“差序格局”在遭遇市场经济对人的物质欲望的强劲刺激时,悖论性地把自身的重组和瓦解结合在一块,瓦解的是传统差序格局的道德性,重建的则是基于特殊主义和情感偏向,唯利是图的新差序格局,后者正是前者的始作俑者。而其中的根本症结和动力是,“自我主义”即从外向内推的“己”的全面彰显,和内圣外王的“己”的约束力的彻底消隐。新差序格局不仅彻底摧毁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边界,造成家庭解体或者家庭成为腐败的根源,导致道德滑坡,而且从市场、科层制以及学术体制内部瓦解并置换其应有的游戏规则,摧毁经济、政治、文化和学术之间本应存在的边界,并让这些空间呈现出巧取豪夺、弱肉强食、腐朽堕落的“丛林状态”,比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更可怕、危害更大。在后种状态下,较量仅仅凭借个体的肉身;而在前种状态下,人的智慧、技巧高度发达,肉体的力量差别对于打败对方已经无足轻重,肆无忌惮地合纵连横与掌握制造游戏规则的权力才是制胜法宝,最终塑造了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在此意义上,托克维尔所谓共同体坍塌后所形成的,围绕着个人蝇头小利即“只顾自己”所生产出来的“集体个人主义”,与这种差序格局式的“自我主义”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前者还是在程序公正的平台上,按照多元主义的游戏规则运行;而后者在现代性条件下缺失合法性,其运作是地下的,不可把握也不可治理,“法治”更无从谈起。

   从自然意志到理性意志:不同差序格局的构成逻辑

如何判断传统差序格局下的社会构成?费孝通采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架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第一篇文章“乡土本色”中写道:“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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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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