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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科学认识中国式民主的已然性和应然性

————兼与高民政、蒋德海教授相唱和

更新时间:2014-09-28 21:43:13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及时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并通过体制性程序将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从而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度,实现科学民主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复次,发展中国式民主,有助于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发展。中国式民主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它并不是与人类政治文明相背离的,相反,它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在中国,依托人大的选举民主和依托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是中国两种主要的民主形式,通过这两种民主形式的衔接和互动,既能够保证国家政权的统一行使,又能够在执政党、国家机关同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界代表及人民群众之间形成密切的联系,使公权力的运行不仅受到法律、权力的制约,而且处于人民政协等非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这种合理的政体结构和规范的政治行为,不仅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而且内涵了权力分立和相互制约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精神,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提供了成功范例。

   其二,对中国式民主要有自觉。

   所谓自觉,是说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要有自觉,也就是要准确把握中国式民主的精神实质。必须明确中国式民主形式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都是人类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人类民主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式民主虽然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但并不是与其他国家的民主相违背的,或者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必须认识到中国式民主与其他国家的民主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在民主形式上也是相互叠加的,而不是相互抵牾的;中国式民主发展应该从其他国家的民主中吸取有益的成分,积极借鉴其他国家民主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中国式民主发展的经验也应该能够走出国门,可以为其他国家民主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 [3]

   人类文明总是在相互砥砺和激荡中发展的。对于其他国家民主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主的发展,我们不能采取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应将其他类型的民主视为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参照物。比如,西方国家坚持以竞争性选举作为民主的基本形式,我们不能以中国的国情不同而否定选举民主对于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性,进而忽视甚至迟滞选举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又如,西方国家在代议民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与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确是两种不同的协商民主形态,但两者并非是完全对立和不可兼容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欧洲问题的复杂性和方案的开放性与中国相得益彰,而欧洲制度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又远在中国之上。因而,未来世界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正在中国和欧洲发酵,对中国和欧洲,我们都可引用狄更斯关于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那句话。这样的时代,是一切有创造力、有生命力文明的挑战,是幸事。欧洲的意义不只在于它是中国国际环境中的一极,更在于它正与中国一同进行的历史尝试。因而,不盲目否定、不轻言超越,抱着尊重和批判的态度认真地关注亚欧大陆西端的这个地区,对中国的自我认知和追梦求索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4]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对于中国式民主的认识,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既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不照搬别国民主模式,又要通过改革,丰富中国式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不断推进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和完善,进而使之成为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一支奇葩。

   其三,对中国式民主要有自省。

   所谓自省,是说对于中国式民主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要有自省,也就是说中国式民主并非是成熟的民主形态,仍然处在探索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选举民主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存在诸多不足和有待提高的地方。

   当代中国人民创造和实践着的中国式民主形式,在创新民主理论、民主机制和民主形式等方面,的确具有不少中国特色,并且自信越来越强,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提高共识;对于其他国家创造和实践着的民主形式,还未到轻言扬弃和超越的时候。中国式民主的新自信不会凭空而来,应该十分珍视其他国家以代议民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不同于中国式民主的特色和成功经验。

   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而不能盲目自信,甚至固步自封,以为中国式民主已经完善了,或者说中国式民主不需要发展了。实际上,中国式民主不仅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提升境界,实践中更是存在着诸多需要创新的空间。

   首先,作为体现人民民主本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改革开放时代如何完善和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式民主的首要问题。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那么如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有效运作以确保人民主体地位?又如,人大作为中国的代议机关,实现着选举民主的基本功能,如何借助人大这个平台将中国选举民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再如,在法理上,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民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实际上却往往只是“奉旨决定”,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发挥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指示治国”、“讲话治国”、“文件治国”的不正常局面?

   其次,在中国选举民主不够完善的条件下,如何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这是制约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又一重要问题。比如,十八大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而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那么,作为制度体系的中国协商民主由哪些部分构成?如何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如何彰显中国协商民主的特色和优势?再如,从政治技术层面看,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如何做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形成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运作体系?协商民主的本质是民主,而不是协商,中国协商民主如何真正体现民主的本质而不只是有协商的形式?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如何与其他协商民主形式和渠道(党政机关、党派团体等渠道) 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体系?

   再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党内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式民主的本质是人民民主,那么,如何将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统一起来?如何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引领社会民主的发展?如何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如何加强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

   复次,基层民主是中国式民主最广泛的实践,也是中国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然而,在中国这个相对缺乏基层自治传统的国家,如何通过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自治制度,以保障公民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如何通过创新基层民主形式,畅通基层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机制?如何通过创新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和协商形式,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总之,中国式民主并非成熟的民主形态,存在诸多需要创新的领域和提升的空间,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研判。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全球的视野去审视中华文明、欧洲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其他各种文明,去发现人类不同文明各自的特色和共同的价值点,这是认识和对待人类文明多样性所需要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为创造一个新的全球性文明(或称类文明) 奠定理性的认知前提。必须明确,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一种文明都是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我们承认文明的多样性,也就承认每一种文明存在的意义和它的内涵。认识人类文明是如此,认识中国式民主也应如此。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即中国式民主) 问题上,既不能妄自菲薄,缺乏应有的自信,盲目照搬别国的民主模式,也不能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缺乏必要的自觉和自省,排斥别国发展民主的经验和做法,而应始终保持必要的自信、自觉、自省,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使之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以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

中国式民主的应然性:走向类文明

   何谓应然性?顾名思义,应然性是指在可能的条件下事物应该达到的状态,或者说基于事物自身的性质和规律所应达到的状态。一般来说,应然性与作为事物现实存在的已然性,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超前、脱节甚或悖离的现象。作为事物客观存在本性及其理性要求的应然性,通常是要超越已然发生的事物现状的。正是由于事物应然性的存在,才使得事物的已然状态不断发生改变,并且使应然性逐步演进为新的已然性。这就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秘密和规律。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只有遵循这种发展规律,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被时代所抛弃。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式民主未来走向的意义所在。

   何谓类文明?类文明是文明的一种综合形态,而不是单一的文明形态。类,就是人类;类文明,即人类共识文明,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文明形态。类文明的本质是多样性、交互性、开放性、包容性。它不是一国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整体,而是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共识文明。类文明不是独打太极拳,也不是独打保龄球,而是大家在一起打篮球、踢足球。类文明的远景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晚年所描绘的人类文化多样性与共识性相统一的图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人类大同。

   综合起来讲,类文明具有如下基本特点:其一,共同性而不是单一性。类文明并不否认不同文明的个性,但它重视的是共同性而不是单一性。其二,交互性而不是同一性。类文明是在不同文明的交互性中呈现和展示其共识性的。其三,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类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体系,它不以某种特定的文明为圭臬,而是以文明的多样性为其基本存在方式。其四,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类文明不仅允许“他者”存在,而且还推进“他者”发展。其五,互惠性而不是自利性。没有互惠,不同阶层、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传统的人是不可能集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说类文明是中国式民主的应然走向呢?其实,这不是我们主观认识的问题,而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式民主最终必然走向类文明。

   其一,中国式民主遵循了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式民主虽然有诸多中国特点和中国色彩,但基本上是遵循了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民主既是一种理想、一种价值,也是一种制度、一种形式。民主是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的结合体。以往我们谈民主,主要强调民主的实质(即谁当家作主) 而忽视民主的形式(即以什么方式来作主)。然而,从民主实践来看,民主形式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形式上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就不会存在。不要形式上的民主,最终只能唤起革命力量。而革命力量却以改造人民陋习的名义,把人民置于奴隶的地位。而且,反复进行的选举,各党各派的宣传和政治竞争的各种惯例等等,所有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为人民提供了学习民主运作不可替代的框架,直到公民身份真正成为人民日常的生活内容” [5]。因此,从类文明的角度来说,发展民主必须重视民主的外在形式和实现方式。

所谓中国式民主,强调的是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特色者,即有别于他人之处也。它通常指此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色彩和独特的风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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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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