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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军 桂起权 翟玉章 潘天群:关于分析哲学与辩证哲学的对话

更新时间:2014-09-28 15:39:41
作者: 张建军   桂起权   翟玉章   潘天群  
桂:如果你读一读《矛盾论》,看到“矛盾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你该不会跳起来吧?

   翟:《矛盾论》也读过,但我觉得那与纯粹的哲学和逻辑也许没有太大的关系。

   桂:那是因为你受亚里士多德先入为主的逻辑观念影响太深了。其实,古代中国人与外国人所理解的矛盾也是有很大差别的。韩非子的“矛盾”,具有本体论含义,是真刀真枪的对立,水火不相容。后来却被用来刻画逻辑矛盾。黑格尔用德语说的“矛盾”(Wider-spruch)原意是“相反的话语”,属于语言和认识论的层次。邓晓芒在讲“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时就讲过这一点。我认为,其实辩证法的论断里的“辩证矛盾”在形式逻辑意义上,并不自相矛盾。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相容性,作为一种激进的非经典逻辑(变异逻辑)与经典逻辑的相容性,这就像非欧几何与欧氏几何是相容的一样。欧氏几何、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黎曼几何,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三者都对。坚守欧氏几何立场的人,也许会说非欧几何其实“直线不直、平行线不平行”。

   潘:张老师和桂老师对辩证法、辩证逻辑的历史发展、细微差别都有过精细研究。翟老师也做过很多批判性思考,但我没有作过专门研究。说句老实话,我对辩证法缺乏好感,在这一点上,我与翟玉章站在同一阵线。桂老师也曾经叫我参与辩证逻辑(形式语义学)研究,不过我在情感上一直是抵制的。

   桂:嗨,这需要解释。是请潘天群帮忙,而不是强制他接受辩证逻辑。朱志方以分析哲学学者的立场说过,辩证法家在朴素语义与语用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可惜一直没有很好的形式句法学和形式语义学与之配套。我想,既然潘天群能够建构“怀疑”、“希望”的逻辑,在语义学上做过精细的分析,并且格雷林的哲学逻辑也能够分析不同的“必然性”,我们为什么不能对“矛盾”进行语义分析?既然潘天群能够建立有关“怀疑”的形式语义学,形式技巧那么高超,我们大家都不如他,为什么不能请他帮忙建立有关“辩证法矛盾”的形式语义学?

   潘:就我而言,情感上不能接受,形式技巧上又太困难。况且在我看来,对“矛盾”是不可能建立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可能世界。

   桂:daCosta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不是可能世界语义学,而是集合论、模型论语义学。

   潘:现在是自由讨论,我可以明确表态,我不同意你们理想中的“本义辩证法”与“教科书辩证法”可以有严格区分,我认为它们两者是高度的“家族类似”的,都是从同一条历史线索上传承下来的,根本上说是同一个东西。列宁的辩证法不是很喜欢强调“矛盾”和“斗争”吗?桂老师,列宁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桂:列宁说,从本来意义上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自身本质中的矛盾。又说:“斗争性是绝对的”。

   潘:所以我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和“斗争哲学”,仍然与列宁的思想分不开。你俩都有辩证法情结,企图劈开两种辩证法,试图证明你们的辩证逻辑与真正的逻辑更接近,从而与诡辩划清界线,我认为你们很难做到,实际上办不到,在这方面你们底气不足。(翟插话:不,底气很足。)有时候我真的很纳闷,桂老师和张老师两人都非常真诚,为什么会喜欢辩证法这样奇怪的东西?翟玉章要我在辩论前事先看一看对手的材料,我不愿意看,而是想直接以原来的认识参加PK。为了更好地保持“原生态”,辩论前我不作细致准备。

   桂:我倒很赞成潘天群的实际做法。这样,他的反对才保持了足够的锐气,原汁原味,旗帜鲜明!翟老师让我事先发材料给他,出于潘天群同样的理由,起先我不大愿意(就怕影响他、干扰他的原有思路),但后来不得已还是给了。结果今天听翟老师的发言,就真的觉得锋芒有所软化、削减,不如那天的尖锐抨击那样带劲了。

   翟:反对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真诚地来学习的,当学生,如果真能使我心服口服,我愿意改宗,脱胎换骨,反戈一击,支持辩证法。

   潘:在我看来,“辩证法”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一件难以洗净的衣服,桂老师、张老师却都希望把它洗干净。你们说波普尔、邦格所批判的辩证法只是斯大林所曲解的辩证法。然而依我看,其实辩证法可能就是这个东西。马克思、黑格尔的辩证法可能真的是好东西,但应当换一个好的名词,别叫辩证法了,例如像苏格拉底那样叫做“论辩术”好了。

   桂:我很赞成恢复“辩证法”的原意。其实一开始还是翻译得比较好的,后来语用上的效果不好则是另一个问题。“Dialectics”一词,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更多包含“对话”、“论辩”的含义,原来的意思是“论辩术”。辩证法———就是通过论辩来揭示和证明真理的方法。我赞成,回到辩证法的祖师爷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去!留学日本的学者汪荣宝、叶澜合编《新尔雅》(1903年,上海明权社),表明19-20世纪之交,用日文汉字翻译的西方术语,已经密集地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著作中。相比较,中国人所说的“辩证法”则更多具有“相反相成”的含义等。梁启超、蔡元培等前辈,都开始用“阴阳、通变”思维模式的眼光,对西方辩证法进行中国化的解读。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都曾经做得不错。但到后来辩证法被庸俗化之后就完全变味了,那样的辩证法就变成令人讨厌的东西。

   翟:从古希腊的渊源看,通过对话,发现矛盾、揭露矛盾,来证明真理。“发现矛盾”,从苏格拉底开始,到康德(“二律背反”),甚至在黑格尔那里,都是消极的:矛盾是思想的病态,是需要加以治疗的东西。到了马克思之后,才变成积极的、正面的了。

   桂:我也很赞成“矛盾”二字的改名。这个名称确实不好,应当改掉。再怎么说,矛盾二字容易引起逻辑上不协调的联想,问题多多。辩证法研究者美国哲学家A·J·巴姆在《两极性、辩证法和有机性》(1988)一书的近300页的篇幅中,有意回避Contradiction(矛盾)一词,而用Polarity(两极性)来替代。(张插话:“两极化思维”=教科书对形式逻辑进行攻击时的用语。“两极性”=恩格斯所讲的磁铁两极不可分割,是用实例解释辩证法的特征,是反对两极化的。)台湾学者林国雄在经济学论著中竭力批评“矛盾”一词的误用,却很喜欢周易的“阴阳逻辑”。原子物理学家玻尔喜欢使用“互补性”来刻画“相反相成”、互补又互斥,他的用黎曼曲面表示的互补性语义模型就竭力避免逻辑矛盾。

   潘:如果辩证逻辑具有清晰性和可操作性,那么它在形式化之后,也就变成了科学,变成了应用逻辑,因为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辩证逻辑真的形式化,那就变成形式逻辑了。

   桂:你这是想采用自然主义方式把辩证逻辑解构掉了。其实在我看来,它不是变成科学,而是变得像博弈论那样的互依决策逻辑、处理矛盾的逻辑。我有一本书,就叫做《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是美国学者R·B·迈尔森所著。你不会否认,博弈论能用简明而严谨的形式结构来刻画诸领域中相对复杂的思维要素,所以它具有明显的逻辑、方法论的功能,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普通逻辑,而是竞争与合作的逻辑,协调矛盾与冲突的逻辑。博弈论在搜索最优策略时所采用的新颖结构模型,以及对局中人为争夺最大效益(或最小损失)而进行的理智竞争所作的逻辑分析,你可不要吃惊,采用解释学观点,转换一个视角,按照我的解读,它实质上为“矛盾分析”方法提供了崭新的系统化的逻辑技巧,为“辩证逻辑”提供了新式的句法框架与概念模式,使得它变得更具可操作性、更加程序化和精细化。

   翟:我在不遗余力地追求逻辑确定性,可是桂老师你却处处进行后现代式的解构。我真觉得,把“辩证法”如此程度的泛化,就变得非常可怕。在我心里实实在在感到不是滋味。对于“语义悖论”那样严肃的论证,你居然也能借助于“流动范畴”,通过“真假值这两个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来做辩证的解读,这不是打花腔吗?

   张:是不是打花腔,这需要做精细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就桂老师的研究来说显然不是这样。辩证法论者与一般分析哲学家的出发点或视角是不同的,因此语言习惯也就不一样。尽管我和桂老师也有分歧,但在对辩证法的总体态度上,根基是一致的。这次讨论的时间已差不多了。今天为了让你们发挥得充分一些,我更多地选择沉默。说是四人辩论,其实主要是两个半人。这次讨论尽管有时有些偏离中心议题,转移到某些枝节上去了,但整体上却没有偏离大的方向。我感觉很有收获。

   这次争论也反映出,我们学界的“学科壁垒”非常严重。翟老师看来是很少看与辩证法、辩证逻辑研究的相关文献。比如我在1997年在《人文杂志》上发过一篇论黄、马、邓、桂之争的文章(也收在1998年的《矛盾与悖论新论》一书中),应能解答你的一些疑问。我对逻辑界诸子百家关于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之辩的观点,依据对“辩证矛盾”的态度先分为形式派和辩证派,又依据对逻辑矛盾的态度把辩证派分为旧鹰派、新鹰派、旧鸽派和新鸽派,按照桂老师的说法是进行了光谱分析,也就是精细结构分析,排出了一个清晰的谱系。这说明桂老师是很欣赏这样的分析性工作的。

   翟:回头我要细细研究研究。

   张:我们可就此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武大的《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话》一书,提供了一个先例,对我们很有启发。若能经过几个回合的争论之后,我们也能搞成一本书,完全值得这样做,因为这个议题本身具有深刻的意义。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在坚持“分析精神”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我曾经把分析性研究风格概括为如下“三十二字方针”:“澄清概念、分辨层次;清理矛盾、追问可能;揭示预设、辨析共识;合理推导、严格求证。”原来的旧“版本”最后八个字是“合理怀疑、严格推证”,后来觉得“合理怀疑”(批判性思考)是贯穿整个分析精神始终的,故改为现在的版本。请注意这其中的“清理矛盾”的“矛盾”就是指“逻辑矛盾”。我用的是“清理”而不是“清除”或“拒斥”,因为有时矛盾并不那么容易清除,比如严格意义的逻辑悖论的出现。潘老师也是很欣赏这“三十二字方针”的。我想我们的讨论也应坚持这样的方针。

   刚才潘老师谈到“情感上不能接受”的问题,这缘于他原来在读书期间接受所谓辩证法教育的“观感”。学术事业虽然是但不只是理性的事业,离不开学者的情感;对这样的情感我们应相互尊重,但我认为我们应当分辨情与理,尽可能维持“开放的心灵”,看一看对方思想中所可能蕴含的“珍宝”。由于学科背景和学术研究历程不同,桂老师和我都有比较浓厚的“辩证法情节”,认为辩证法是个“好东西”,而且认为把辩证法和辩证逻辑讲好至关重要。至于是否要脱掉“辩证法”名词这件外衣(用潘老师的比喻是可以“洗干净”还是扔掉),这是一个可探讨的问题。但不应“以辞害意”,影响实质问题的探讨。

潘老师提到旧教科书与本真意义的辩证法肯定有“家族类似”,这点我也同意。旧教科书所讲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等理念,的确也是辩证法的核心理念,它的严重问题,也就是很难洗净的污点就是“反形式逻辑”。这是一个必须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前天在桂老师讲座后的讨论时段,潘老师的研究生刘华宇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辩证法与相对主义、诡辩论从表面形式上看,肯定有相似性,那么关键是把辩证法与它们的区别究竟是什么讲清楚。其实真正的辩证法就是要吸收历史上的各种相对主义思潮(其最近的表现形式就是后现代思潮)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又维持人类追求真理和正义事业中所必不可少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桂插话:列宁说过,辩证法包含相对主义的要素,但不能归结为相对主义。)上面提到的波普尔和邦格都根据旧教科书反形式逻辑的观点,直接把辩证法讲成了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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