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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平庸之恶?不是平庸,而是恶

更新时间:2014-09-28 14:24:00
作者: SEYLA   BENHABIB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50多年来仍具有争议,许多批评者猛烈抨击她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描述,她说他是“平庸的恶”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几乎没有思想的官员,“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

   这个星期,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 Knopf)出版社出版了《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杀者未被仔细审视的人生》(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的英译本。该书作者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无意加入那些批评家的行列。斯坦尼思是汉堡的一位独立哲学家,她感兴趣的是谎言的本质。2000年左右,根据近几十年出现的资料,她开始撰写关于1961年在以色列接受审判的艾希曼的著作,艾希曼是第三帝国犹太事务主管。

   艾希曼战后在阿根廷藏身时写了大量回忆录和其他文件。斯坦尼思在通读这些资料时发现了他写的一大段笔记,这段笔记驳斥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道德哲学,与阿伦特所谓的“没有思考能力”的艾希曼形象截然相反。

   “我在书桌前坐了三天,思考这个问题,”斯坦尼思在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完全震惊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人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斯坦尼思在书中引用了那个文件以及其他大量资料,证明了一些学者们心目中最为关键的一点:1962年被绞刑处死的艾希曼绝不像他自己在审讯中所声称的那样,只是一名服从命令的公务员,而是一个狂热献身纳粹事业的纳粹党人。

   埃默里大学的历史学家黛博拉•E•利普斯塔特(Deborah E. Lipstadt)说,如果说之前的研究者们严重削弱了阿伦特的论据,那么斯坦尼思“粉碎”了它。利普斯塔特201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

   利普斯塔特博士说,艾希曼在阿根廷的一些真相已经陆续传开了,“但她写得生动具体”,“这家伙不是碰巧干了一份肮脏的工作,而是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全身心投入”。

   斯坦尼思认为阿伦特是被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愚弄了,但她不认为阿伦特不重要,而认为她是个不可或缺的智慧伙伴。阿伦特于1975年去世。

   “我没打算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写一本书,只是想用史实与阿伦特辩论,”斯坦尼思说,“想了解艾希曼这样的人,你必须坐下来,从他的角度思考。那是哲学家的工作。”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是在研究了30多个档案馆的资料后撰写的,其中当然有很多令人瞠目的事实,比如,1956年艾希曼曾起草过一份致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公开信,提议让自己回国受审。那封信是斯坦尼思在德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艾希曼文件里找到的。

   斯坦尼思还提到,战后情报关系网的公开程度有时令人惊讶,这保护了艾希曼;西德官员不太愿意将艾希曼和其他前纳粹分子绳之以法。根据德国小报《图片报》(Bild)2011年公布的机密文件,西德官员早在1952年就知道艾希曼的藏身之处。

   2011年是艾希曼审判50周年,斯坦尼思的书也于这一年在德国出版,她揭露出来的这些事很快成为报纸头条,再次引发关于战后德国政府是否与过去一刀两断的争论(德国情报机构联邦情报局[BND]仍未公布关于艾希曼的3400页的完整文件)。

   但是《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英译者露丝•马丁[Ruth Martin])的核心是详细描述艾希曼在阿根廷时的情况,以及当时围绕在他身边的前纳粹分子和纳粹支持者。它的主要依据是学者们之前就能看到,但是(据斯坦尼思说)从未被完整或系统挖掘过的资料。

   “我们浪费很多时间等待惊人的新资料,”她说,“而没有坐下来仔细查看已有的资料。”

   那些材料真的能够堆积成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证词包括成千上万页笔录、笔记和手写文本,包括他在审判后写的1200页的回忆录。

   斯坦尼思以他人的研究为基础,同时也把所谓的阿根廷文件拼凑到了一起,它包括1300多页手写回忆录、笔记以及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荷兰记者、前纳粹分子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1957年对艾希曼的秘密采访的笔录。

   扎森的笔录分散存放在德国的三个档案馆,残缺不全,页码混乱。学者们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些笔录,其中一小部分作为证据被提交到艾希曼的审判中,他把那些笔录斥为不可靠的“酒吧胡言”(其中两段经过编辑的剪短节选曾刊登在《生活》[Life]杂志上)。

   斯坦尼思在贴错标签的文档中发现了几百页之前不为人知的笔录。她还发现有些学者也在扎森的圈子里,而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比如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前助手鲁道夫•冯•阿尔文斯莱本(Ludolf von Alvensleben)。斯坦尼思说,之前人们没有察觉他也参与了其中一些采访。

   根据斯坦尼思的描述,这些人组成了一种堕落的读书俱乐部,几乎每周都在扎森的家中会面,阅读公众对犹太大屠杀的最新描述,讨论他们能找到的每一本书和每一篇文章,包括“敌方”作者所写的内容。他们的目标是收集资料,写一本书,揭露大屠杀是犹太人的夸张,是“600万人的谎言”(阿根廷一本战后纳粹出版物的说法)。但是艾希曼有另一个相反的目标:确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艾希曼叙述自己所谓的“杀手工作”(斯坦尼思指出这绝不是讽刺)的严酷时,他也在提供无数能证实屠杀规模的确凿事实。斯坦尼思引用了艾希曼描述自己“天生使命”的长文——“如果真有1030万敌人(他指的是犹太人)被杀,那我们也算完成了使命”——这让同情他的听众们感到不安。

   “别的我无可奉告,因为这就是事实!”艾希曼说,“我为什么要否认它呢?”

   斯坦尼思写道,对扎森的圈子来说,这篇长文标志着幻想的破灭,他们不再指望艾希曼会帮助他们为“纯粹的纳粹主义”辩护,帮助他们否认敌人的诽谤中伤。对艾希曼来说,扎森的采访只是应对耶路撒冷的极佳演练。斯坦尼思写道,以色列审讯者发现艾希曼在回答史实问题时得心应手,不过这次是为了给自己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有些史学家说,如果阿伦特像其他很多人那样被蒙骗了,那么他的表演仍让她洞察到很多当时在现场执行屠杀的人们的心态,这很有价值。

   “她说的那类人的确存在,但他不是那类人,”史学家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说。他1992年的著作《普通人》(Ordinary Men)很有影响力,该书调查了波兰的一个德国警营,成千上万犹太人在这里被害。“艾希曼所假装的那种人的确存在,各种各样的人都是那样的。所以他的策略才能奏效。”

   听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陈述,阿伦特看到了一个“不能思考的”人。听着艾希曼在赴耶路撒冷之前的讲述,斯坦尼思看到了一个非常擅长操纵的大师,擅长让理性来反对它自身,而理性原本是敌人的武器。

   “作为一名哲学家,你想维护思考,认为它是一种美丽的东西,”她说,“你不愿认为一个有能力思考的人不喜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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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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