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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我一生和整个民族同步

更新时间:2014-09-27 23:40:09
作者: 张贤亮  

   我是1984年发表的《绿化树》,《绿化树》最后一段写许灵均走上红地毯,刚好我也当上了政协委员(1983年,张贤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争议非常大。

   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样。劳改20多年,我从没穿过袜子。直到后来我和一个女的同居以后,她给我缝了一双。也不是缝,她是拿过去那个劳保手套线织的。从这样的一个劳改犯,穿袜穿鞋走上红地毯,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是没想过的。

我“下海”适得其会

   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开始多元化了,我的火山爆发期也过了,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70多万办起了影视城

   (旁白:《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获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畅销大江南北。正当张贤亮的文学事业走向顶峰时,进入90年代,张贤亮悄然转身商海。1993年,宁夏西部影视城,在张贤亮手里一个崭新的也是花费他最大心血的作品诞生了。)

   我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但我一直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度。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一个业余活动,专业作家制度绝对不是一个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好机制。专业作家制度还使作家脱离了生活,生产力下降,甚至素材枯竭。我不喜欢。

   我觉得我下海是适得其会的。因为90年代的文化已经开始多元化了,人们的业余时间也开始分流了,不是光看小说了,文学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90年代人们都开始奔钱了嘛。90年代我的火山爆发期已经过了,处于休眠状态。

   90年代,我们这一批作家逐渐退到二线了,很多也都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些风云一时的旗手,开始进入衰退期了。也有人不写小说改写散文了,还没有脱离文学的领域,我来个华丽的转身,我从文学领域跳到市场里面。

   为什么说适逢其会呢?那时正好邓小平南巡,一下子全国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纷纷大办第三产业。我是宁夏文联主席,全国文联都蠢蠢欲动搞三产,宁夏能搞什么呢?

   拜劳改生涯所赐啊。在南梁农场时,我在赶集的路上见到了荒凉的镇北堡,让我很震撼。平反后我在宁夏文联,遇到来拍电影的导演,我就把它介绍给电影界。第一部片子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第二部谢晋的《牧马人》,也是我的本子。后来就有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冯小宁的《红河谷》,这个地方几乎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地。

   我就想,干脆办个影视城。但办影视城要钱,我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外汇存折拿来了,折合成人民币70多万。那时候没有什么产权一说,等于文联拿着我的钱来贷款给文联办一个产业,但这个产业还是属于文联的,而拿我的身家性命抵押,就这么开始创业。

   现在是办起来了,当然中间很曲折。你们不要以为名人办事很容易,名人是双刃剑。最根本的,我是在一个市场无序的状态下搞文化产业的,个人对抗市场的无序,很累啊。

九十岁时方有真正自由

   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希望破除一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形成的利益集团。我将来还会写书的,但这本书我现在不能发

   说来真巧,我很有幸。想想这30年,我的经历和整个民族的经历是同步的,我们民族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也遇到灾难;当民族开始复苏的时候,我也开始复苏;当民族开始崛起的时候,我也开始崛起;当民族开始向兴旺发达发展方向走,我也朝这个方向走;当民族在兴旺发达的路上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我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应该是从1978年算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正好是落实政策的受益者。然后国家开始建设现代化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我开始写小说,重新走上文坛。当我们国家开始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并且在改革开放上有进一步的深入,我开始参政议政,进入全国政协。整个80年代,是我们民族的奋发期,所以至今很多人在怀念80年代。那个时代给我提供写作上的广阔天地。我不断地闯禁区,使我在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到了9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碰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一度在争论是进还是退,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改革开放到此为止,而90年代初我也开始在文学上有一个停顿。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我下海。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自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一直高歌猛进,我也一直高歌猛进。一直到现在,到2008年,国家碰上了雪灾,撞火车,地震,我碰上了些企业经营的麻烦。当然,我等着到奥运会的时候再雄起。

   唉,你说是不是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沉默,抽烟)?我的起点比别人低得多啊。改革开放前,尽管我是平反了,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犯了错误的,有历史污点的。所以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给了全体人以机会,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也给社会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我经过洗牌,就和大家一样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现在顶多成了个老头在公园里打打牌。

   现在,我跟公园里钓鱼和打牌的老头最大的区别在于我有话语权。不仅有话语权,还有财富。

   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和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呼吸。我要极力保护我自己的权益。保卫自己利益最根本的方法,一个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第二个要使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不断完善。

   我说过,在我的作品里,我能够主掌人物的命运,但是在我的生活里我是被命运所主掌的。

   说到改革开放30年,现在就是中央高层的的确确和老百姓是一致的,通过抗雪灾,通过这次抗震,都能感受出来,可是一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新一轮解放思想就应该提出来,在政治上增加透明度,增加人民群众对于政治的直接参与性,只有这个法宝,才是破解中国贪、腐难题的一个利器。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是乐观的,这个利益集团是必然要被破解的。

   我现在在干什么?玩。文学啊,就是我一生的副产品而已。影城也是。你说主业是什么?快乐,追求快乐,创造性地追求快乐。

   我将来还会写书的,写我在劳改队里是怎么想、怎么生活的,但这本书我现在不能发。我到90岁时方才自由,才能说一些不可告人的话(哈哈)。我今年72,等18年以后,我90岁了就都告诉你。

   (采写:本报记者 周炯 实习生 吕靖 蔡钰红  统筹:本报记者 贾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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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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