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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

更新时间:2005-07-30 10:27:30
作者: 徐贲 (进入专栏)  

  唯独不再是一个具体、自由的活生生个人。阿伦特并不用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时尚未译成英语),而是用文学作品(如加缪的《陌生人》和萨特的《没有出路》)来说明“一本正经”对人的异化。

  法国存在主义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充分言说了人的“无家可归”。阿伦特把加缪所说的“荒诞”与萨特所说的人在世漂浮和偶然引起的“绝望”放在一起讨论。她提出了积极面对“荒诞”和“绝望”的解释:“人生在世,被抛入这世界,是荒诞的。人必须在荒诞中生活,以骄傲的对抗来生活。对抗是在经验告诉我们理性不能解释任何事情的时候,仍然坚持理性。……对抗是在理性和人的尊严不再有意义的时候,仍然把它们当作最高价值。在荒诞中生活就是不断反抗荒诞生活的一切条件,永远拒绝在这种生活中安逸求生。”〔注16〕存在主义坚持的“绝望”不是一般意义的丧失希望,而是一种明知理性有限,但却偏要坚持以理性去发现人生意义的悲剧性感受。这样的绝望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希腊悲剧一直为阿伦特哲学和政治思考提供灵感启示。她用俄底普斯的话来概括人面对荒诞的存在反抗:“反抗是生命的价值,贯穿在存在主全过程中的反抗,生命因它而辉煌。”〔注17〕

  

  二.存在主义经典在美国

  

  1946年阿伦特分别介绍德国和法国存在主义的时候,存在主义在美国还处在“前经典”时期。从阿伦特最早介绍存在主义到存在主义经典在美国形成,大约经过了十年的时间。从后来在美国形成的存在主义“经典”来看,主要构成因素正是德国的哲学和法国的文学(包括思想随笔类的作品)。阿伦特在介绍德、法存在主义时,分别侧重哲学和文学,可以说是大致引导了后来存在主义经典的走向。

  阿伦特对德国存在主义的介绍,正如考特金(G. Cotkin)所说,“在德国魏玛共和时期的文化和(四十年代)美国知识分子之间起到了文化联系作用。”〔注18〕阿伦特早年从师于海德格尔,并与他有亲密关系,她的博士论文受雅士伯指导。阿伦特在二战期间从事难民救济工作,1941年到美国后不久便成为纽约知识分子中的知名人物。批评家卡津(A. Kazin)曾说,阿伦特的“思想方式……,她对欧洲灾难的理解和由此而来的个人坚持都成为对我生命极有影响的力量。战争带给我们道德恐惧,她帮助自己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去勇敢面对这种恐惧。”〔注19〕欧文.豪尔(I. Howe)回忆道,阿伦特的修养和个性“充满了思想魅力,能把每一个接近她的人都变成专注聆听的学生。”〔注20〕阿伦特的哲学背景、社会关怀、个人经历都使她成为欧洲存在主义和四十年代美国知识界之间最合适的翻译和传媒。

  阿伦特1946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和此后十年内在美国形成的存在主义经典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难发现。1947年贝瑞特在《党人评论》上发表了《什么是存在主义》一文,同样把德国哲学放在法国哲学之上。1948年,格利(M. Grene)的《可怕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批判》一书出版,成为在美国塑造存在主义经典的早期代表作。这部美国人写的关于存在主义著作包括了德、法的思想家,如基尔郭凯尔、雅士伯、马赛尔(Gabriel Marcel)、海德格尔和萨特。格利对萨特的重视开始超过了当时美国知识界愿意接受的程度。格利虽然在德、法哲学重要性上与阿伦特有不同看法,但她对存在主义的解释却有不少与阿伦特相似的地方。

  和阿伦特一样,格利看重的是存在主义所强调的反抗和责任。格利将存在看成是现代人必须积极面对的“悲剧困境”,对“任何人类问题的简单而显见的解决方法,存在主义都以毫不留情,甚至过于激烈的诚实态度来加以拒绝。”〔注21〕格利强调存在主义是一种与欧洲人二战苦难经历联系在一起的悲剧人生观。与此相比,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显得太“安逸自得”,并且“害怕面对邪恶”。〔注22〕存在主义强调偶然、死亡和无先在意义,是一种饱经磨炼的人生体验和“新哲学想象”。〔注23〕格利也批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自我中心论。格利认为,在海德格尔和萨特那里,孤独的人都不能不独自面对“可怕的自由”,这样会有严重的社会负面后果。她不赞同本体论存在主义哲学把人看成必然离异,必然相互敌视。她坚持认为,人有足够的相互同情和理解,人可以建立共同的群体。〔注24〕

  四十年代末,法国存在主义在美国成为一种为人们所知晓的欧洲新思潮,但人们一般仍觉得法国存在主义难以融入美国本土思想。一般性介绍存在主义的著作都对萨特的无神论和阴郁人生观不表接受。〔注25〕历史学家福尔顿(A. Fulton)指出,一直到五十年代初,美国对存在主义的态度才从相当普遍的怀疑不满转变为一定程度的认真兴趣,专业期刊的文章和书籍逐渐将存在主义视为哲学主流传统的一部分。〔注26〕这一转变的标志性著作便是约翰.怀德(J. Wild)的《存在主义的挑战》(1955)。怀德是从存在主义对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来确认存在主义的特殊价值。他指出,分析哲学“象是一个只关心镜片上的擦痕和尘迹,但却没有兴趣用镜片去看东西的人。”〔注27〕分析哲学早已和人的具体经验脱节,而马克思主义则已经沦落为一种全能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存在主义本身有一些严重的哲学局限,但它却是当今唯一在真正关心“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哲学。〔注28〕

  怀德的《存在主义的挑战》出版后三年,贝瑞特的《非理性的人》(1958)成为另一部有代表意义的存在主义论著。〔注29〕前者以哲学研究者为对象,后者则以一般知识分子和公众为对象,影响也更广泛。和怀德相似的是,贝瑞特也以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来确立它的哲学特征和价值。怀德和贝瑞特这两部关于存在主义的著作虽然看来与阿伦特1946年介绍存在主义的文章没有什么联系,但细究起来,与阿伦特对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却不是没有关联。阿伦特本人就由于和海德格尔和雅士伯相似的哲学背景而对分析哲学和三十、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相当否定的态度。这种否定甚至透露出一些德国哲学特有的傲慢。她有一次对贝瑞特说,“我弄不懂你们美国人怎么会这么欣赏到美国来的二流欧洲实证主义者。象卡那普 (Radolf Carnap)和汉派尔 (Carl G. Hempel)这样的人在欧洲是个笑话。他们该去的地方是健身房,不是大学。”贝瑞特承认,美国是一个“新国家”,美国人的哲学水平就是如此,“我们是知识的新手,不管什么文化影响都急着要吸收,有时候也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吸收。”〔注30〕阿伦特把存在主义介绍到美国时,坚持的是她心目中最有分量的德国存在主义,尤其是具有积极人本主义反抗政治意义的雅士伯。

  考夫曼(W. Kaufmann)于1956年出版的《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萨特》是存在主义在美国形成经典的标志性著作。〔注31〕这部文集包括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除了哲学家海德格尔、雅士伯、萨特,还有齐克果、卡夫卡和加缪。这个存在主义的经典由哲学和文学混合而成,令人回想起阿伦特早先从哲学和文学介绍存在主义的往事。在考夫曼的文集中,雅士伯的篇幅75页远超过海德格尔的47页,也使人想起阿伦特对雅士伯的强烈肯定。这部文集至今仍在美国不少大学中用作教学材料。存在主义在美国不再是一个纯哲学的传统,而是一种哲学和文学的结合。而且,也正是由于文学对存在主义的表现,存在主义才成为一种特别能吸引一般读者,特别能打动一般人想象的生活哲学。

  从1946年到五十年代末,存在主义在美国从最初介绍到形成经典,阿伦特与它的关系可谓不浅。这不只是因为阿伦特对存在主义作了最早的介绍,而更在于她对存在主义作了有意识的重新导向。存在主义的倾重因此而能从荒诞意识转化为直面荒诞和反抗荒诞,从旁人是地狱转化为人性化的群体,从虚无主义转化为坚持存在真实的价值,从超然的存在思考转向强调公共参与的入世行动。阿伦特对存在主义有意识的重新导向,它所体现的社会关怀和价值取向,都是和阿伦特在纳粹极权统治下的切身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种切身体验,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有深刻的思考和强烈的反抗意识。

  

  三.面对极权,思考存在

  

  阿伦特并不是一个哲学家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但存在主义的关怀却渗透在她的思考和著作中。在她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的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崛起带给人类的灾难性破坏。〔注32〕在重大的危机中,象德国和俄国这样民族国家沦变为极权统治。阿伦特指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和焦虑为极权国家的崛起准备了土壤。对极权统治,人的存在危机甚至是比政治、经济更重要的因素。正是在人对自己的存在失去了把握,在孤独和焦虑中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极权统治的未来世界蓝图才有可能打动人心,它的全能意识才有可能冒充为包治社会百病的救世良方,它的国家机器才有可能名正言顺地行使暴力和恐怖。阿伦特作为欧洲人,尤其是作为德国犹太人的生存困境和苦难,促使她以切肤之痛的体验去思考极权和人的“存在绝望”的关系。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思考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反斯大林主义”不同。阿伦特认为,从“反斯大林主义”来反对极权,会造成错误的印象,那就是,反极权仅仅是共产党内斗争的一种形式。她批判极权主义,是因为纳粹和共产极权对人类存在造成了空前的威胁。批判极权在当时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性。阿伦特于1948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尚可进一步修订的情况下将其出版,就是因为有这种紧迫感。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在阿伦特传记中记叙道,当时美国知识分子在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极权问题上相当混淆, 阿伦特“反对的不只是斯大林,而更是一般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所以才迫切要出版这本书。”〔注33〕阿伦特的政治观不是美国主流的那种自由民主,它的欧洲社会民主和共和主义色采不仅表现在阿伦特强调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而且也表现在她把政治之“好”建立在人存在的自由之上。这种自由首先不是体现为法定的权利,而是体现为人的充分的自足性,即作为自由思想、自由判断和自由行为主体的人。

  阿伦特介绍存在主义的时候,也正是她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时候。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对极权所作的最具深远意义的反抗行为。同样,阿伦特介绍存在主义的方式和对存在主义积极意义的解释,它本身也是对极权下荒诞存在的反抗。1946年阿伦特把存在主义介绍给美国的时候,正是她在相当艰苦的环境下准备和写作《极权主义之源》的第三个年头。阿伦特1941年移居美国,和丈夫、母亲一起过着困苦的生活。阿伦特靠给报纸写稿和在布鲁克林学院任兼职教师维持生计,丈夫则在新泽西的一家工厂干体力重活。1942年,德国纳粹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欧洲陷入了最黑暗、最令人绝望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阿伦特于1943年初开始计划写作《极权主义之源》。多年以后,阿伦特回忆起这断生活时的心情:“我们起初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丈夫一向说,纳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就连他也不相信这事。我们不相信,因为军事上完全不需要(集体屠杀犹太人)。集体屠犹(和以往的杀敌)不同,它真正犹如开启了邪恶的深渊。”〔注34〕1944年,纳粹屠犹达到了高潮,这时候,阿伦特参加了与犹太人政治有关的工作,为欧洲犹太文化重建组织做研究工作,并在Schochen出版社兼职。她丈夫从1945年到194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失业,因此也得以全力协助阿伦特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于1949年完成了《极权主义之源》这部重要的著作,前后花了六年时间。阿伦特将这本书题献给与她患难与共的丈夫。阿伦特去世后,骨灰即安葬于她丈夫曾执教过的在纽约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

  四十年代末,在阿伦特思考极权主义的时候,极权本身就是一种不能以现成哲学或道德思想解释的“极限境遇”。作为一个犹太人,阿伦特侥幸逃脱了纳粹极权的魔爪,但作为一个存在的个体,她却必须一直面对极权主义问题。她在思想能及的极限之处面对这个问题的。正如汉森(P. Hansen)所说,“作为一个思想者,阿伦特必须面对现实,面对人们接受的一切哲学范畴都束手无策的现实。”这是因为,“这些哲学范畴本身就是产生希特勒和纳粹运动的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在德国这个哲学理性影响知识文化远胜过其它国家的地方,整个社会居然都投向了纳粹主义。”〔注35〕正是这个在思想极限处的极权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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