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卞建林: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4-09-27 15:53:43
作者: 卞建林  
只是将侦查程序与公诉程序作为一个整体规定在审前程序中。比如在德 国,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第一阶段","侦查程序是在为检察机关关于决定是否应 提起公诉时所作的准备工作"。(注:[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 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在立法上,德国是在刑事诉讼法"公诉的准备 "一章中规定了侦查的有关内容。陈朴生教授据此指出,"侦查,乃检察官为提起公诉 或实行公诉而调查犯人及证据之程序"(注:陈朴生:《刑事诉讼法实务》[M],台湾海 天印刷厂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67页。)。学理上将此种侦查程序与公诉程序紧密联系 起来的观点归纳为侦查程序目的的"公诉准备说",即认为侦查属于提起公诉的准备活 动,起诉则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左右着侦查活动的结局和进程。"公诉准备说"当然只 是关于侦查目的诸多学说中的一种,但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侦查程序运作的更为深层次 目的,即(最终将案件移送起诉的)侦查程序所得出的侦查结论要能够有效衔接公诉,为 公诉提供良好的证据和事实准备,以充分提高公诉的质量和效果。否则,如果侦查程序 的运行丝毫不顾及后续的起诉阶段,不着眼于公诉的角度进行证据的收集和事实的查明 工作,不仅会使公诉工作颇费周章,甚至会导致侦查程序自身的工作归于无效,浪费司 法资源。

   (三)侦查程序的根本目的:规制侦查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在保证使国家权力能够对犯罪施加有效惩戒和控制的同 时,更是将此间的国家权力行使行为纳入到正当程序中来,从而发挥现代刑事诉讼程序 的规制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重大价值。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阶段,侦 查程序同样要担当起保障人权的重要职责。一如前述,侦查程序乃是侦查权行使的制度 空间,侦查程序所主要规范的亦是侦查权的行使行为。侦查权行使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查 证犯罪,而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纠纷之所以被强行纳入法律评断的范畴,既在于犯罪侵害 个体人权利的"私"性质,又在于其破坏现行社会秩序的"公"性质,因此无论是基于 犯罪被害人和一般民众安全诉求的民意驱动,还是国家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根本利益要 求,侦查权的行使者都因此具有了积极和扩张行使权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冲动。这样, 作为国家权力一种典型样态的刑事侦查权滥用的可能性也就超出了其他国家权力。并且 ,尤为关键的是,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无论是任意侦查手段还是强制侦查手段都会对侦 查行为对象的利益造成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而建立在侦查主体行使侦查权所查明案件事 实真相基础之上的刑事裁判更是意味着公民有可能遭致国家所施加的最严厉的法律评价 和法律制裁,所以,"侦查阶段因人身自由、住居不可侵犯及财产上权益等基本的权利 较易受侵害","对于侦查权力之发动,在程序上必须订有相关之规范,使侦查机关及 实施侦查之人员得以遵循,就人权保障而言,侦查实具有重要之意义"。(注:康顺兴 :《刑事诉讼适用正当法律程序之探讨》[J],台湾地区《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4期。 )这样,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力的行使,避免侦查权的享有者滥权以保障公民权利就 成为法治语境下侦查程序运作的根本目的。

   以上是侦查程序所应该实现的三个层次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侦查程序中的检警关 系亦是侦查程序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合理的检警关系模式,也即我们所要建构的 目标制度也就相应地要具备以下功能:第一,要具备能够有效寻获证据、查缉甄别犯罪 嫌疑人,从而实现侦查程序直接目的的功能;第二,要具备能够有效衔接起诉阶段、提 升公诉质量和效果,从而实现侦查程序深层目的的功能;第三,要具备能够有效规制侦 查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从而实现侦查程序的根本目的的功能。至此,侦查程序中检警 关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以量化的参照标准。

   二、我国侦查程序中现行的检警关系所导致的侦查程序功能瑕疵

   我国侦查程序中现行检警关系模式形成的法律基础是《宪法》第135条,《刑事诉讼法 》第3条、第7条、第8条、第66条、第68条等,依据这些法律规范所建立起来的我国侦 查程序中的检警关系模式主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检警"分工负责"。即公安机关是侦查职能的主要承担者,负责绝大多数案件 的侦查工作,检察机关则主要承担控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虽然也承担着一 部分的侦查职能,但是检察机关受理侦查的案件范围与公安机关受理侦查的案件范围不 存在交叉,检察机关不会介入到公安机关的具体侦查活动中去,也不存在着检察机关对 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指挥、领导或是引导和指导,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开展相对独立。

   第二,检警"互相制约"。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在逮捕措施的批准上:检察机关负责审 查批准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而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可以要求复议 和复核,二者形成了一种职权行使行为上的相互制约关系。

   第三,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与检警的互相制约关系不同,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 监督是单向的,即只能是检察机关依据其所承担的法律监督职能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进行监督,而不能相反。

   不难看出,我国上述检警关系模式,是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和"检 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为基础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模式:一方面,检警机关在侦查 程序中均是相对独立地行使各自的追诉权,此与英美国家的检警分立模式相似,但是因 为检警机关又存在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使之又区别于英美国家模式;另一 方面,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的侦查活动可以进行监督,此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检警结合模 式在理念上有相通之处,但在警察机关对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可以进行制约以及警察机 关享有广泛而独立的侦查权方面,又与大陆模式显然不同。对于我国检警关系模式与西 方国家相对比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特点,我们应该抱持以公允的心态对之加以审视。事实 上,各国在最初落实本国的检警关系模式时,一方面是要实现立法者所设定的侦查程序 目的,而在他方面实际上也要受制于或是迁就于本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和国家权力分配方 式,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检警关系模式都是上述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我国亦不例外。既 然如此,我国的检警关系模式与西方国家的检警关系模式是否相同就实无大碍:只要我 国的检警关系模式能够最好地契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和我国的国家权力分配方式,并 具备能够最大化实现我们所设定的侦查程序运作目的的功能,那么这就是对于我国法现 实而言最好的检警关系模式。

   但是,即使我们不与西方国家的检警关系模式作对照,我们也撇开我国的检警关系是 否适应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或国家权力分配方式不谈,仅就其是否具备能够实现本文前 述所设定的侦查程序目的的功能来看,其在实践中的运作状况也远非理想至不需要进行 任何制度改进抑或是结构优化的。而正相反的是,我国现存的检警关系因为存在着下述 两种严重的功能瑕疵而极为有必要及时地对之予以优化调整:

   (一)警察机关的侦查取证活动与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衔接不畅,致使侦查程序的间接 目的无法达致,在导致侦查效率相对低下的同时,间接损及了侦查程序直接目的的达致

   惩罚犯罪和对秩序的追求是所有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活动都欲图实现的一个基本目标, 德国为此在刑事诉讼法中专门确立了职权侦查原则,要求侦查机关对于每个犯罪行为嫌 疑,都原则性地负有展开侦查的义务。(注:[德]赫尔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M], 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在我国,在"人权"日益成为刑 事诉讼领域中学术话语关键词的同时,控制和打击犯罪以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从来没 有沦为刑事诉讼的次位目的。在这种对秩序的强烈欲求和"打击犯罪"思想的指导之下 ,我国一直维持了比较高的刑事破案率,(注:刘品新:《论侦查的相对性原理》,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 = 14468。)公安部门甚至据 此提出了"命案必破"这一充满着强烈乐观主义色彩的刑事侦查工作目标。应当看到, 我国这种相对较高破案率的实现,既是"控制和打击犯罪"刑事政策下的必然产物,但 同时也与我国的侦查体制即由警察机关作为主要的侦查职能承担者并在侦查程序中可以 独立有效地开展侦查活动有关,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检警关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比较 有利于侦查程序运作直接目的的实现。

   但是,由于我国的检警关系模式中缺乏公安侦查活动与检察官起诉活动之间的沟通, 二者在控诉职能的承担上基本是各行其是:公安机关既不会针对侦查中收集、调取的证 据是否符合公诉的标准而向检察机关请求业务上的指导,检察机关也不会主动提供此种 指导,而仅仅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对没有达到相应证据标准的案件作出不起诉或者补充侦 查的决定。这种侦查程序中检警两机关业务彼此封闭的状态必然导致以下两个方面的不 利后果:就公安机关的工作而言,不起诉或者补充侦查都是对其先期侦查工作成效的否 定,因此在导致侦查效率降低的同时,对犯罪的追惩和打击亦极为不利,损及了侦查程 序直接目的的实现;就检察机关的工作而言,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的时候没有进行 严格把关,而仅依凭公安机关所提供的不合公诉标准之证据勉强提起公诉,则必然导致 公诉质量和效果的降低,致使侦查程序的深层次目的亦无法实现。从我国司法实践中检 察机关退侦率的增加(注:以北京基层检察院的情况为例,2001年北京顺义区人民检察 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468件,其中退补案件95件(包括侦查部门撤案或建 议侦查部门撤案11件)占22.9%:一次退补案件78件;二次退补案件17件。2002年顺义区 检察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611件,其中退补案件187件(包括侦查部门撤 案或建议侦查部门撤案25件)占30.5%:一次退补案件148件;二次退补案件39件。退侦 率有上升的趋势。而从补充侦查的事项上来看,绝大部分要求补充侦查的事项都是有关 犯罪嫌疑人身份证明、赃物移送、证人证言、抓获经过以及排除证据矛盾等证据方面的 问题,而就法律手续、法律程序、强制措施等方面要求补充侦查事项相对较少。参见卢 桂荣、郭小锋:《从退补情况析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http://www.women.jcy.gov .cn/dispnews.asp?id = 369.)来看,我国现存的检警关系模式在这一方面所体现出的 弊端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侦查权行使的制度约束不力,侦查权滥用现象比较严重,致 使侦查程序的根本目的没能获得良好达致

一如上述,我国检警关系模式的特征之一是检察机关承担着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法 律监督职能,侦查监督的目的乃是为了确保公安机关的侦查权能够规范行使,以避免其 滥用而侵犯人权。但是显然,由于我国侦查监督在制度的设置上缺乏科学性,比如法律 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得随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和进入侦查现场的权力、没有确立有 效的事前监督方式和监督纠错机制等等,导致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在实践中的贯 彻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侦查监督"规制权力、保障人权"此一该制度创设、同时也是侦 查程序运作的根本目的。以公安机关在侦查程序中滥用权力、侵犯人权最为明显的两个 表征即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为例,在刑讯逼供方面,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1996 年查获的刑讯逼供案件为409起,1997年为412起(注: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7-8页。),而1997年上半年公安机关发生 刑讯逼供致死人命案就达到14起,涉及民警26人。(注: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 题与对策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在超期羁押方面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8373.html
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京)2005年0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