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檜山幸夫:东亚近代史中的中日甲午战争

更新时间:2014-09-26 20:07:53
作者: 檜山幸夫  
他们不仅是中国观、朝鲜观的传播者,也可能是乡里村间唯一的中国通和朝鲜通。这种真实而强烈的异国印象在民众间的流布中,渐渐萌发了作为“日本人”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同时这种民族的优越感产生的同时也转化成了对中国、朝鲜的蔑视感。

   第三点就是国民国家完成的命题。一般来讲,近代国民国家的成立要素包括法律秩序、近代的制度、国家机构和机能的完备、国际社会对于该国的认同和承认,当然这里所必需的还是近代国家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国民。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使得日本成为了立宪国家,并确定了其统治的区域,与外国签订了条约,构筑了近代外交关系,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一员;在内政上,日本通过完善统治机构,确立了法制国家所需的制度和机能,并通过实际统治确立了国际信用。其中,尚没有完善的就是国民的政治位置。虽然宪法上保证了作为臣民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但其保证过于狭小而且也不充分。与西欧国家相比较,日本宪法这种缺陷可能就是由于日本没有经过市民革命而直接进入国民国家的结果。对此,目前有一种理解就是,江户时期当政者就已经构筑了近代日本所需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而在维新新政权成立后,萨长藩阀维系政权,并取得了统治支配权使得日本没有能够经过市民革命这一阶段,从而导致近代日本政治发展的不成熟。但是,在同大国清国进行全面战争这样一个日本史上从未经历过大事件中,藩阀的一切理论都行不通。随着国内舆论的统一和举国一致体制的形成,就产生了将历史上原本被轻视或忽视的人民通过近代民众理论进行组织,并实现战争的总动员态势的必要性。这里,由“人民”演变成了“国民”的民众在关乎国家命运中被强制参与了捐献军资、迎送出征士兵、照顾出征士兵家属、慰问出征士兵、举行胜利游行、参加战死者葬礼、奉迎天皇、协助建立战争纪念碑等一切能够支援战争活动的“国民”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军人被社会所优待、逃避兵役者被社会所唾弃,正因为有日本国内这种军事体制的形成才使得战争能够进行下去。从这个角度讲,日本“国民”的诞生是在完成战争为目的的国家理论中实现的。

   第四种影响中的从“国民”到“军国之民”的转变也是在上述理论中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国民”的认知过程主要就是依据战争动员和支援军事而完成的,所以,众多的民众也自然地以一个“国民”的身份协助了战争。甲午开战前,围绕甲午战争日本国内有“国民战争论”和“藩阀战争论”两种对立的论争,但是,通过广岛大本营的天皇亲政和民众的战争动员,甲午战争其实质上变成了日本的“国民战争”。民众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被编入到了支援战争的活动的社会组织中,并通过战争变成了“国民”,演变成了“军国之民”。

   甲午战争是通过征兵体制进行的战争,这种征兵体制虽然确保了廉价而大量的兵源,但却没有保证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出征后家族的生活没有从体制上得到保障。被套上兵役义务的一般民众并不是职业的兵士,此前他们或是农民、或是渔民、或是商人、也可能是手艺人、也可能是官吏。总之,他们很可能是家庭中生活的支柱。这样,在这些士兵出征后的家属生活保障就是为了维持战争所绝对必需的问题。免去士兵的后顾之忧,并尽力控制社会不安和防止民众间原本就存在的厌战情绪的蔓延,就是地方名望家所组织的军人家属扶助运动产生背景。

   近代战争的战争费用,大体上是通过国家的财政预算、公债发行和民众开展的军资捐献运动来筹集的。这可能也是不同于以往战争的一种方式。当然,从资金的数量上看,国家财政预算额会远远高于公债发行和通过民众开展的军资捐献筹集到的资金。但是,通过公债发行和民间捐献军资可以看出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是民众对于战争态度的晴雨表。尤其是民众开展的军资捐献活动的本身意义可能远远高于其所捐献的金钱的意义。甲午战争期间,军资捐献运动在慰问和救济出征士兵家属的同时,还将近世以来所存在的自然村落和部落作为组织媒体而形成的地缘关系进一步强化,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地区的民间运动之一。在许多时候,地方上的名望家族和有识之士成为了捐献军资的主体,从而在捐献运动中形成了“强制的共同体”。正是这一“共同体的强制”对于“军国之民”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个厌恶征兵的社会里,通过甲午战争能够使服兵役成为一种光荣,逃避兵役成为卖国贼的风潮中,其社会的原动力就是民众对于战争的合作。在战争中,民众被动员到了从出征士兵的送迎、凯旋士兵的欢迎到参加祝捷会、阵亡者葬礼、再到建立慰灵碑、战争纪念碑等所有这些民众从未曾经历过的有关国家、战争的仪式中。这些仪式从表面上看,都是一些有识之士发起的自发行为,但其背后的组织就是民众的地域生活体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这些连接民众和国家,民众和天皇的媒体就是第五点中的旧藩主。虽然历史已步入了近代社会,但民众中依然残留着旧藩主意识。对于此前与国家毫无关联地生活的“民”来说,不会轻易地接受日本的统治者已从“将军”奉还到了“天皇”,从“幕府”移位到了“朝廷”和“政府”的事实。民众最容易接受的仍然是旧藩主。战争中,旧藩主向出征士兵和阵亡者家属捐献慰问金,而这些家属在收到了旧藩主的慰问金后大为感动,甚至将其慰问信作为家传至宝深锁柜中。旧藩主的这些做法不仅消除了出征士兵家属和阵亡者家属的不满,还使得民众进一步认知天皇。旧藩主不仅协助了民众的军事统合的完成,也为天皇制国家的安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

   通过上述阐述,我们可以看出,甲午战争所形成的近代日本,在其后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由于战败投降,“大日本帝国”彻底解体了。尽管如此,日本在其东亚世界的地位,作为国家基本上并没有改变,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并不是单纯的过去的历史事件。明治维新虽然是将日本带入了近代国家的契机,但并没有形成近代日本。日俄战争虽然是牺牲了许多人性命的大型战争,但同甲午战争相比较,其历史作用很小。甲午战争同以往战争相比,虽然很大,但同日俄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相比,就逊色了很多。尽管如此,甲午战争在日本社会和东亚世界中所带来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上述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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