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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记华 董进一: 甲午战争期间清军的后勤保障

更新时间:2014-09-26 20:04:51
作者: 王记华   董进一  
而后膛枪炮用之又不能及远,且有谓子药俱不合式者。其贻误军事,罪不容诛”〔56〕。三曰“该道上年送礼亲王世铎寿礼黄金三千两,送军机大臣孙毓汶寿礼白金三千两,其他要路显宦皆以重赂结之”〔57〕。安御史认为,若盛宣怀果真无与疆臣、枢臣勾结之事,那么市井物议从何而来呢?可见决非空穴来风。

   更有一事可见盛宣怀其为人。张佩纶因中法马江海战中失职被革,获罪流放,李鸿章招为东庆快婿,延聘入幕。中日事起,张佩纶因主张对日作战,而与李鸿章和议之见相左,争论激烈。盛宣怀既为迎合李,“又恐平日弊端为张佩纶所讦发,乃用反间之计,函托御史端良将张佩纶参劾”〔58〕。某英国人花200两银子,从端良的家丁手中购得此亲笔信,李鸿章又花了400两银子从某英国人手中买到。李责问盛为何要诬陷其女婿?盛起初坚决不承认,及至李出示此信,盛才承认“是我亲笔,但此事是伯行少大人[注:即李经芳,李鸿章嗣子]吩咐,不敢不从”〔59〕。李鸿章遂无话可说。

   此事张佩纶日记中亦有所载,姑录之以为互证。9月6日“周臬、袁道辞行,盛亦尾至嚣谈。可厌!”〔60〕“盛”者,盛宣怀也,可知张佩纶对其心存厌恶,早有龌龊。9月11日就有上谕下达:“御史端良奏,请将革员驱令回籍,以免贻误军机等语。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乃于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钦此。”〔61〕合肥颇愠。与安维峻的参折对照来看,恐非虚捏妄造。张佩纶被驱赶回籍,原来看似很单纯的一件事,背后竟有如此复杂的背景。

   对盛宣怀的后路保障不力,周馥就颇有微词。“天津军械稽滞不至。迨津海关道盛杏荪[注:盛宣怀]卸事,胡云楣[注:胡燏棻](接)办粮台,始稍应手。”〔62〕11月4日,由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接任东征总粮台,“驻津办理粮台,准其专折奏事”,并与“提督衔总查北洋营务”的汉纳根会同办理“所有招勇教练事宜”〔63〕。

   故上谕“有人奏盛宣怀承办转运,采买兵米,浮冒多至数十万金。天津招商局突被火焚,兵米付之一炬,难保无侵蚀后希图掩饰之弊等语。著李鸿章确切严查,据实覆奏”〔64〕。因盛宣怀有借采购军火之机中饱私囊之嫌,劾章交集,枢廷遂罢盛宣怀。

  

   三   军火采购与领发

   府库空虚,武备窳劣,是宣战之后清政府最为焦心之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第二年户部便议定停购舰船军械,为的是撙节经费,用于慈禧太后修园子、备寿典。自此至1894年5年间,清政府武备不修,战备松弛。负责装备北洋沿海水陆淮练各军、东征前敌各军及新募各营的北洋军械局,军火存量竟几近告罄。

   据李鸿章咨送交查军械总局存发枪炮清册统计,自光绪二十年正月起,至九月二十日止,旧管与新收合计:各式步枪30,907支,马枪2522支,手枪1082支,各种枪弹3502.5万发。各式快炮144门,快炮弹药94.12万发。各式大炮442门,各种炮弹65,758发。除去同一时期总计配发各军及新募各军装备:各式步枪27,528支,马枪494支,手枪200支,各式炮215门。另有子弹、炮弹若干。仅存各式枪支8200支,每枪存子弹200余发;后膛7.5厘米山炮、陆路炮及7.9厘米、8厘米陆路炮约200门,每门存弹200余发;一寸口径神机炮70门,每门存弹1千发。机器局制造各式枪弹1千万发,枪药炮药60万磅,栗色药饼30万磅。目前“新式快枪快炮,不敷甚巨”。〔65〕

   战争期间军需物资的采购运输,是隐蔽的第二战场。战前清政府军火储备严重不足,直到战争爆发以后,才千方百计筹措经费,通过各种渠道订购军火,包括舰船、枪炮、弹药等等。而西方列强名义上保持中立,不向中国提供军火,暗地里却囤积居奇,通过在中国的洋行代理,趁机牟取暴利。天津的信义洋行、瑞生洋行、礼和洋行、泰来洋行就承揽了大批军火买卖。这样做对于交战国来说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德国一公司轮船暗中为中国运送军火,走漏风声,被日本领事扣留,损失巨大。但是,在此方面中国未能严密控制,以至于敌国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渠道,轻易地从其他国家甚至中国得到战略物资,英国公司暗中给日本接济军火,轮船经新加坡赴日本,当时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黄遵宪,没有能够援照中立的国际法惯例予以扣留。

   根据天津军械局汇总的订购军火清册,自 1893年 12月到1894年10月期间,通过各洋行以及驻外公使订购而尚未到货的军火交易就有26笔,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洋行订购。累计快炮130门,快炮炮弹128,600发,重炮炮弹12,730发,枪46,240支,子弹2612万发。〔66〕

   仅7月至10月中旬期间,就向外国购买各式快炮56门,各项快枪28,320余支,大小各项枪炮子弹1520余万颗,以及炮架、雷网等项。连运费、保险费在内,约合银223万两。已付148万两,尚需找付74万余两。〔67〕

   11月,委托赫德代购枪弹,从奥地利购买旧式来复枪10万支,价17,500镑;子弹2千万颗,价5万镑;另外装箱、水脚、保险、遗失等费33,200镑;共计英镑100,700镑。〔68〕

   12月24日,胡燏棻、汉纳根又分别与上述各洋行签定订购军火合同,共购买各式快炮195门,毛瑟步枪3800支,马枪6千支,连珠手枪4100支,以及其他配件若干,共支付保险费、运费德国马克16,394,902马克,英镑 89,596镑,合计约合白银 620.54万两。〔69〕

  

   四    清军的通讯保障

   电报通讯是军事作战的重要保障,战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战斗力。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保持前敌与后方指挥中枢通畅的通讯联络,使指挥中心及时获悉敌我军情变化,据此及时做出符合战场实际的指令,是取得战场主动权、乃至赢得全局胜利的重要保证。自古至今,无论通讯手段如何进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将前方信息传送到指挥中枢,历来是各个时期战争中通讯保障的最终目的。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各战略要地、特别是北洋防区进行了一场通讯技术的革命,经过6年的努力,实现了由传统驿递到电报通讯的根本飞跃。津沽塘线起自大沽经北塘达天津;津沪线到山东济宁东折,经烟台达威海,联系北洋海军要地威海卫基地;直奉线起自天津,经芦台、乐亭、昌黎、山海关、到锦州,“由锦州历石山站、双台子、田庄台等处达营口,再由营口迤西南历盖平、复州、金州达旅顺;迤东北历牛庄、耿庄子等处达辽阳,由辽北抵沈阳接达吉林界〔70〕;除此之外,清政府出于加强与朝鲜的政治、军事联系的考虑,还架设了中朝之间的电报线,起自奉天,“东南抵摩天岭、凤凰城,接达朝鲜界”〔71〕,历朝鲜义州、平壤、汉城达仁川,里程1900里。实现了北洋海防统率中心天津与山东半岛威海、辽东半岛旅顺两大海军基地之间,以及北洋各防务要地的电报通讯联络,构筑出环绕渤海湾、拱卫京津、巩固陪都、远顾朝鲜半岛的高效快捷的电报通讯系统。整个北洋防区电报线包括中朝电报线,总通讯里程达六千五百多里。〔72〕

   电报线路的管理维护及电报业务的开展,由电报总局实施。电报总局之下,沿线设若干分局,各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等;分局之下设汛房机房,沿途设巡电汛房,由绿营汛兵巡守。北洋防区内的军用电报线,由北洋电报官局总办。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台湾,并且主要在北洋防区内。因此,甲午战争期间这些电报线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系列军事联络、指挥、调动,主要是通过电报来实现的。而综观对比整个战争期间中日两军的电报通讯保障,则清军方面明显存在保障不力、通讯不畅的问题,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军事失利、失去保护、为敌所乘;二是管理疏漏、错讹失误、收传迟缓。

   战争初期,后方国内与前方朝鲜的电报通讯尚有保障,李鸿章坐镇天津,依靠电报调兵遣将,加强在朝军事存在,指挥比较得心应手。但随着战事的进展,清军节节败退,在朝电报线路失去有效保护,落入日军之手,通讯节节中断。因此不得不采取其他办法如通信舰船或快马驿递,造成严重被动局面。7月,仁川、汉城两处电报分局及电报线被日军切断,9月16日,日军发起平壤战役前,切断了平壤与外界的电报线路。以致平壤失守的消息,国内仍茫然不知,依然派兵在鸭绿江口登陆增援平壤。10月,中国在朝鲜境内的电报线路,全部为日军掌握利用。

   鸭绿江战役后,辽东方面九连城、凤凰城相继失守,东征转运局周馥与袁世凯商定“在摩天岭、辽阳设立电报支局两处,以通军报”。〔73〕12月13日,日军占领海城,由营口达辽阳、奉天的电报线路,在海城附近的耿庄子一带被日军所破坏,东西两路清军的电报联系被切断,袁世凯等将转运局退设锦州石山站,并在此设立电报支局,“由石山站添设马拨,传递各处军电,送由沈阳电局分转辽岭前敌。其前敌来电,亦由沈局递来石局转发”。〔74〕由石山站至沈阳计程400里,河汊纷歧,道路坑洼,送信之拨马难以迅速到达,以致军情“不免时有阻滞”。

   日军通过切断清军的通讯线路,来迟滞清军前后方军情指令的传递,以及兵力调度,从而使清军全局指挥失灵,战场陷于被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对于电报局的渎职深有感触:“烟台电局往往电有错讹,偶尔询问,间或一答,若诘究稍繁,则几如十扣柴门九不开矣。某处线断,电至搁置以待,报时绝少。”〔75〕“现军务吃紧,变在顷刻,依然不自警察,竟公然以‘译者睡后未起’直言以复。局务之糟污,可以想见。”〔76〕烟台电报局正是北洋电报官局的一个缩影。

  

   注释:

   〔1〕《户部等奏折》,见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8~161页。

   〔2〕《会奏遵旨速议〈李鸿章奏北洋备倭饷需〉》,(此折系户部主稿,会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

   〔3〕《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添拨北洋饷需及购船各款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389页。

   〔4〕《工部尚书怀塔布等据呈代奏端方敬陈朝鲜军务六条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36页。

   〔5〕《吏部尚书麟书等据呈代奏编修丁立钧讨日五条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47页。

   〔6〕《张謇致翁同龢密信》(七),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51~

   452页。

   〔7〕《户部等奏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5册,第161页。

   〔8〕〔9〕《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添拨北洋饷需及购船各款折》,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388页。

   〔10〕《总理东征粮台胡燏棻奏报东征粮台经费收支各款数目折》附清单,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3册,第655~661页。

   〔11〕《楚恩迟致金伯利函》(第96号),《天皇授权政府发行公债》,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1册,第405页。

   〔12〕〔13〕〔14〕〔15〕(七)《征募军事公债》,见《中日战争》丛刊(一),第229页。

   〔16〕《论日清战争》,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7册,第378页。

   〔17〕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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