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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米兰·昆德拉与我们

更新时间:2014-09-26 18:15:01
作者: 景凯旋 (进入专栏)  
他照顾敌人的女儿、随身带着毒药也便成了一个刻奇的姿态。

   《生活在别处》是从美学上解释二十世纪革命的发生。书中写了青春、爱情和革命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个人心理的成长过程。作者发现,诗歌的思维方式就是生活在别处,是刻奇。主人公从文学之路走上革命之路,最终出卖自己的女友。他不是一个平庸的诗人,但他对人的神性的追求却导致了反人性。所以,诗歌的遭遇就是现代史的遭遇,如昆德拉所说,这是一个“诗人与刽子手联合统治的时代”。这说明,刻奇会屏蔽常识,甚至扭曲人格。譬如,张炜的《精神的背景》,反对市场文化的媚俗,呼唤一种假大空的精神,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纯洁中去。且不说那个年代是否是个理想世界,他的问题是,看不到目前大众文化背后的权力策略运作,更缺乏常识的眼光。他太高高在上,在精神上,也在物质上。只要随便问一下那些被抢走了土地的农民,拿不到工资的民工,死去的煤矿工人的亲属,就能知道,究竟什么才是今天中国的真正背景。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为著名,采用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其中写了四个人,特丽莎与弗兰茨属于刻奇的类型,特丽莎最难堪的记忆是,小时候,母亲在房间里脱光衣服走来走去,响亮地放屁。她后来坚决要回到苏联占领的祖国。托马斯与萨宾娜是反刻奇的类型,拒绝在抗议书上签字,拒绝加入国外的异议活动。托马斯后来有所变化,随特丽莎回到祖国,到农村安家。萨宾娜则始终如一,对故土的兴趣越来越少,最后独自漂流海外,在孤独中死去。她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不相信任何价值和意义世界。所谓存在之轻,便是指这个意思。这部作品是昆德拉写作上的转折,从此离开本土语境,转向世界范围的刻奇审视。但在作者笔下,托马斯的死仍是忧郁的,在理性和情感之间保持了平衡。

   《不朽》写了两姐妹,一个刻奇,多情善感;一个反刻奇,凡事怀疑。作者进一步追到刻奇的源头,即人对不朽的渴望。其中写了歌德的一个情人,歌德是很理性的人,马克思就曾说他拖着一个平庸的尾巴。他的情人追求他,写了许多爱情书信。在昆德拉看来,这其实是想得到不朽。就像有人写日记,内心里随时准备发表、传之后世。昆德拉把这种渴望称为“灵魂的虚肿症”,他对于情感的表现,只有反讽了。

   《缓慢》仍是复调形式,一个政治异议者和昆德拉本人。1989年以后,那个异议者成为国家领导人,来到法国参加国际会议。他高尚而勇敢,不是政客式人物。他的性格还有点害羞,怕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怕看见自己的裸体。当他讲演时,他内心升腾起一股激情,对爱情充满憧憬。昆德拉把他称为“舞者”,但据我之见,这个人物的原型或许是哈维尔。布拉格之春后,对于公开反抗还是不反抗,他们之间是有过争论的。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开头有句话:打开窗户,让英雄的气息进来。昆德拉反用这句话,在小说结尾写道:打开窗户,让树木的气息进来。在他看来,无论是专制还是反抗,只要以崇高的面目出现,都是刻奇。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移居法国后,昆德拉早期作品中的感伤越来越稀缺,虽然他的智性仍旧很高,但却缺少了感染力。

   第三、昆德拉的文化意义

   有些人读了昆德拉后说,他反对媚俗,但他自己就媚俗。其实这误会都是由翻译造成的,昆德拉并不反世俗,恰恰相反,他喜欢众声喧哗的世俗。在他的文论中,他说他崇尚十八世纪的启蒙理性,但我觉得在社会观上,他更接近英国的经验主义。在我看来,大陆理性主义与英美经验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宇宙万物有没有一种秩序。有秩序则有意义,反之就没有意义。昆德拉认为,寻求意义是人类的基本状况,只有在多元的社会里,我们才可以或多或少地逃避刻奇。他借用海德格尔的“生命的世界”,实际上是主张消解意义,回到经验世界。生命的世界是多元的,参差多态的,不确定的,而极权刻奇却要强迫所有人为某一崇高事业一起感动,并认定大便所象喻的没有意义的生活只存在于西方社会。今天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似乎也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福柯对话语主体的解构,导致他质疑大陆启蒙理性的合法性,并认为启蒙的唯一成果是怀疑的精神。所以在西方,有人把昆德拉也归入后现代派。

   昆德拉对极权主义左翼根源的探讨是深刻的,至少是新颖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可西方人又找到历史的观念,作为新的终极物替代。这个历史的逻辑就是:为了后世的幸福,必须牺牲今天的幸福。从常识看,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但这种来自基督教的伪学说曾经却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吸引力,因为人对牺牲的渴望就是对不朽的渴望,结果呢,千百万人被关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极权灾难就像巨大的阴影,横跨整个二十世纪,使这个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在国外看过一个BBC的节目,一个英国记者在西伯利亚采访当年的劳动集中营,在画面上,他指着地上散乱的白骨告诉观众,那就是古拉格群岛的遗迹。画面一转,这位记者又在采访附近的海军基地,跟士兵们一起唱起一首著名的苏联歌曲《草原》,一首很庄严雄伟的歌。我看到,那位记者唱着唱着就感动了,眼里含着泪水。这就是刻奇的作用,一种和人类在一起前进的感觉。对这种建立在白骨累累上的崇高,我们并不陌生。

   在我们的社会里,刻奇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体系。它压制个性的表达,是一种智力和感受力不高的表现。小孩子写作文,老师一定要让他写得有意义。面对采访,歌星、运动员和普通人都会唱高调,从前是党、人民,现在是母亲、亲情和祖国。反正是大词图腾,仿佛不这样,说话行事就没有意义。央视有个节目,采访一个在日本打工的人,他每天的工作量是别人的好几倍,而且他还不要更多的报酬,说就是要为中国人争气。就连在国外被警察打了,也要说那是欺侮了全体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名义打官司索赔。还有个歌星在舞台上高唱,让世界充满爱,其实除了钱她谁也不爱。但他们都知道这样说、这样唱,才能成为公众人物,得到现实好处。从前是无缘无故的恨,现在又是无缘无故的爱。都是把中国人当人质,用刻奇来绑架我们。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受刻奇教育出来的。所以,看到“不锈钢老鼠”刘荻的文章,我十分惊讶。她在一篇文章中,把生命置于自由、创造力和家人朋友之上,把亲情放得最低。我觉得她非常诚实。虽然许多人心里都这样想,但从来都不敢当众说出来。因为刻奇,我们写文章,总是与私下谈话不同,不自觉地要端起架子。“老鼠”能够一点也不刻奇,还把文章写得好看,这是一种新的成熟。

   目前的中国,到底是媚俗还是刻奇占据主流?要我来说,仍然是刻奇。我有个朋友,编了一本英语教材,其中有句玩笑,莎士比亚伟大,但我的情人更伟大。出版社编辑就对他说,拿伟人开玩笑,这怎么行?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刻奇是不喜欢幽默的。今天虽然据说是娱乐时代了,但在主管意识形态的人心中,在国家媒体心中,其实圧根儿就瞧不起世俗。按他们的说法是,要有“社会责任”。他们的情感总是很高尚的,觉得有责任保护我们每个人的道德纯洁性。譬如,最近湖南卫视搞了个“超级女声”节目,公众很欢迎,收视率极高,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一下惊动了央视,开始担心自己的收视率,站出来摆出一付教育面孔,指责那是低俗。世上的好事都被他们占尽了,说谎成性还要贪钱。要我选择,我宁愿选择“超级女声”,也不选择他们。区别就在,央视强迫我,“超级女声”不强迫我。

   这种强迫随处可见。九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刻奇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按照官方的说法,和平与发展才是世界的主流,我们今天并没有面临任何侵略威胁,但这种民族主义却愈演愈烈,上街游行,砸商店,在网上叫嚣战争。你要反对他,你就是汉奸,恨不得食肉寝皮。它发展下去会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发生新的水晶之夜?也许这是我过虑,这只是个别人的灵魂虚肿。譬如,安徽歙县某地给明朝一个海盗修了个墓,这个海盗在历史上曾与倭寇相勾结,其后代有的已入了日本籍。当地想借此招商引资,方式可能好笑。可南京一个大学青年教师,却趁黑夜跑到那里,把它砸了个稀巴烂。这位教师码准了他是政治上正确,不会有法律上的麻烦,大概内心还充满了崇高的民族情感,在代表我们行事。从心理上讲,以群体的名义行事,可以摆脱个人的渺小感,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刻奇。可我就常常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喜欢代表别人?认为自己有权代表人民?索尔仁尼琴曾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能够拯救世界。而昆德拉的意义就在于,他告诉我们:美未必能拯救世界,相反它有时会毁灭世界。

   当然,从美学、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历史,肯定是不完整的。要想探讨极权制度的现象和根源,那是一个系统工程。昆德拉对捷克民族性格的刻划也有点绝对。捷克人并不只是怀疑精神,反对一切崇高。譬如,哈维尔就给我们揭示了另一个面目。他认为捷克人既是师克式的、卡夫卡式的,但也是扬?胡斯式的。即为了信仰,表现出充分的道德勇气。对此,波兰人米奇尼克看得也很清楚。1989年,他对另一个捷克异议者声称,革命已经到来。那人却悲观地说,捷克人不会起来,因为他们是介于帅克与卡夫卡之间,结果证明米奇尼克是对的。布拉格之春后,捷克大多数人也是玩世不恭二十年,政治上非常冷漠,但天鹅绒革命表明,他们什么都没有忘记。我后来译克里马,就因为克里马不但写了活着,而且还写了记住。

   哈维尔与昆德拉不同,哈维尔有宗教感,昆德拉没有。他在国外受到欢迎,许多捷克人却不怎么喜欢他,认为他主张不要反抗,对捷克人道德水平的刻划是不真实的。克里马干脆说他的社会观察只是停留在西方记者的水平。

   昆德拉把刻奇无限地扩大,认为“刻奇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刻奇与所有价值、意义等同起来,将专制与反抗等同起来,将雪莱、莱蒙托夫、兰波与郭沫若、贺敬之等同起来,最终导致对一切价值的否定。我觉得,福柯对意义世界的解构,到最后也是同样遇到了悖论,只好回到审美性。西方思想的一元论就是这样,分析到最后,要么是上帝,要么是虚无。可问题是,意义世界真的是虚无的吗?就像米沃什所说,我们不能赤裸裸地活着,如果我们只是痛并快乐着地活着,像一头猪,我们会快乐吗?

   在这方面,昆德拉与索尔仁尼琴是两极。昆德拉向往启蒙理性,怀疑一切;索尔仁尼琴却批评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宇宙图景,坚信在人类的头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你选择哪种?我个人目前采取一种中道的立场,即蒙田的思想:假如这个世界真有一个整全的真理,一个统摄一切的逻各斯,那么,这个真理也是由无数的侧面组成的。无论是昆德拉,还是索尔仁尼琴,都只是说出了一个侧面。他们的声音让我们思考,而不是给我们答案。

   今天就讲到这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苏格拉底说过,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只要在思考,我觉得就是健全的心智,就有意义。这话听上去可能又有点刻奇。但大家在大热天跑来听我的发言,即使不能赞同,至少已经说明,我们大家归根结底也都是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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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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