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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无缘”的现代人

更新时间:2014-09-25 21:45:37
作者: 凤凰网  

   最近,由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著作的《无缘社会》一书,在大陆台湾两地都有翻译出版,日前在台北诚品书店信义店中,赫然可见台湾版的《无缘社会》,足见此书的影响力。

   《无缘社会》,原本是日本NHK电视台2010年播放的一部大型纪录片,展示了一个被称之为“无缘社会”的日本社会现状。

   “无缘社会”

   “这支由七位记者、一位导播及两位摄影师组成的采访团队,耗时两年,以东京为中心,足迹踏遍日本各地,从最北端的北海道到九州岛最南端的鹿儿岛县南大隅町,都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采访了无数认识无缘死者的人、担心自己会无缘死的人以及希望能用‘结缘社会’终结‘无缘社会’的人,制作了《无缘社会——‘无缘死’三万二千人的冲击》和二十七支以‘无缘社会’作为切入点的节目。”(《无缘社会》,郑舜珑译,台湾新雨出版社2014年版)

   日本NHK电视台特别节目录制组,在节目热播后将记者的真实采访手记合成一书,再次将现代社会中那些不受关注的“他者”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引发同处于这个社会其中的我们来反省和思考。

   NHK采访的主题是“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采访中发现,高龄、少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也没有家乡可回;他们活着,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死去,不为人知,连收尸者都没有,甚至无法知道他们是谁。“无缘死”,成为对其死亡原因的一种新称呼,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无缘死者”。

   NHK对全日本共1783家所有的地方公共团体进行了独自调查,统计无人领取、由地方公共团体自行火化与埋葬的数字,结果首次获知在2008年一年里,就有32000人“无缘”死去。日本每年的死亡人数约有114万(2009年),也就是说,每100个人中就约有3个遭遇“无缘死”。对于有着孝义传统的东方文明社会来说,这个现象可谓触目惊心!

   一个不能颐养天年的社会,一个不能安心死去的社会;一个没有工作、与职业脱节了的“无业缘”的社会;一个没有朋友、与社会失联了的“无社缘”的社会;一个没有亲人、与家庭疏离了的“无血缘”的社会;一个没有乡愁、与故乡隔绝了的“无地缘”的社会。

   这是一个与职业、社会、家庭、故乡不再有交集的社会,一个“无缘社会”!

   在“无缘社会”中,那些与职场、社会、家庭和故乡失去联系,无人关心、孤独生存着的“他者”,至今还在“被遗弃”的状态下苟且生存、无缘死去。“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可是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有一个人旅行的旅者;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离自己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

   日本的“无缘社会”,不仅仅只是关涉老年人的问题,它已蔓延至不同年龄段的各个人群,他们可能是老年、中年、青壮年,甚至是少年儿童。书中也谈到,很多年轻人发Twitter感叹“无缘死”很可能是他们未来的结局。“无缘”就像传染病毒一般,冷酷而悄无声息地逼近那些奔波在现代大城市,“几乎没有亲戚来往”、“没有深交的朋友”、“单身、离婚、未婚或不婚”,“无子”、“不愿回故乡”的现代人。

   令人心忧的是,日本,也许还有我们,现在或正在进入了这样一个“无缘社会”的时代。老龄化、养老问题、人口结构失衡、家庭观念淡漠、城乡对立、流动人口、留守儿童(老人)等等,早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热点问题。在台湾,也在呼吁“希望台湾不会走向‘无缘社会’”。

   “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无缘社会”的问题实质,如书中所说就是“没有关联的社会,各不相干的社会”,就是“个体”与“社会”的关联缺失、社会关系的断裂,而一旦个体与社会疏离、分裂,作为社会组成一分子的“个体”四分五裂成“原子化”,“社会”何以存在?

   其实,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总体还是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宁静、安稳、和谐、舒缓,是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常态。那个时候在欧洲,人们讲究多子女、大家族、聚居式的生活方式,一个上百年延续的家族并不鲜见。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之前,基本也是这个状况,那些建立在乡绅阶层和宗族制度基础上的乡村文明,包围着屈指可数的城市,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纯粹稳固、宁静中和,积岁沉淀,历久弥陈,“熟人社会”呵护着历朝历代的众生百姓。

   一切变化源自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疾风暴雨似得推进,大家族开始分裂,子女减少,晚婚不婚,老龄化,“大家庭”向“核家庭”(小家庭)、甚至“一人家庭”转换,血缘淡化,宗族解构;城市扩张,产业集聚,人口迁徙流动增加,移民出现,生活变迁,职业变化,地缘隔绝,业缘疏离,“不确定性”已是人生常态。“陌生化”的浪潮从城市汹涌到乡村,改变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形态。

   在城市、农村社会“陌生化”的变迁过程中,“多元”在提供更多的选择时,也解构了中心的凝聚力;“自由”在释放最大的个性时,也弱化了个人的责任;“私有”在赋予神圣的权力时,也屏蔽了他人的关注;“现代”在颠覆历史的传统时,也丢失了世间的温情;“时尚”在传播炫目的流行时,也失去了历史的厚重;“变化”在催生新鲜的机遇时,也钝化了神经的敏感;“网络”在链接无限的空间时,也减少了现实的交往;“流动”在带来更多的活力时,也留守了孤独的儿童;“财富”在改善生活的水平时,也丧失了天伦的快乐。林林总总,社会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步前进,同时也付出了人们之前无法预想到的代价。

   “独立生存”、“一个人的房间”,看上去很美,实际如何,只有上帝知道!

   一位日本老年观众写道:“追求个人自由带来的结果之一居然是‘无缘死’,真是一个让人不得不猛醒的事情。”

   “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存在,脱离了社会,孤立的人也就无法确定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所以,人,与社会的交际、与他人的交往就成为其重要的一种需求。按照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驱使人类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这些需要不仅仅是生理的,还有心理的,他们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东西,文化不能扼杀它们,只能抑制它们。人类的需要是以层次的形式出现的,由低级层次的需要开始,逐级向上发展到高级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超自我实现等。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只是低级别的需要,是人的生存的基本需求,此需求的实现只是表明人的基本生存没有问题,只是“生存”而已,谈不上“生活”,更谈不上生活质量。

   而“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则属于高层次的需求,其中“社交需求”是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的需求。“尊重需求”是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如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等。“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包括对真善美等至高人生境界获得的需求,诉求自我实现,发挥潜能等。“超自我实现”是“自我实现需求”充分完美地满足时的一种“高峰体验”,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极致体现和“忘我境界”。

   显然,只有当需求实现到“社交需求”之上的层级后,人的现实状态方由“生存”状态提升进入到“生活”状态,才实现了人的自尊生活,才是“人”的生活。

   应该注意的是,马斯洛强调,每个层次的需求与满足的程度,将决定个体的人格发展境界。也就是说,个体的人格发展境界,与需求层次的实现息息相关。人格(Personality),是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一种个性,影响着人的内隐和外显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格的发展完善层度,受制于需求的满足层度。低级层次的需求满足,只能塑造出低层次的人格境界,高层次需求满足的缺失,必然会对人格的发展形成负面消极的影响,而消极负面的人格,也必然作用于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虽然“富者”不少,却缺乏“贵族”具有的“绅士精神”,因为“富者”之富,充其量只是一群低层次需求的满足过剩者,远没有进入到高层次需要的追求和实现。

   既然人的较高层次需求是得到社会关系的需要(社交需求)和社会承认(尊重需求)的需要,那么,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人的交往也应频繁、密切、多元、畅通。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无缘社会》中展示的那样,在高速便捷的网络时代,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联系和交往反而更加稀缺、困难、复杂和阻隔。社会蔓延着孤独、失落、无助、怨艾、绝望的情绪和心理,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为此,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公共领域,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哈贝马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行为”(teleologisches Handeln)、“规范调节行为”(normenreguliertes Handeln)、“戏剧行为”(dramaturgisches Handeln ),以及“交往行为”(kommunikatives Handeln )。

   其中“目的行为”,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在不同行为可能性之间做出的决定。这种行为模式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着眼点在于功效或对功效的期待最大化。所以也就发展成策略行为模式。“规范调节行为”是社会群体的成员的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的行为。“戏剧行为”是指行动者为互动参与者,互为观者,表现和展示自己。“交往行为”是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这里的“目的行为”也称作“工具行为”,“工具行为”的“合理化”过度扩张的结果,就是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在“目的为上”主宰下,可以不择手段,“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操控一切,人失去自身的价值意义,沦为被控制支配的“物”,人格扭曲,人性泯灭,社会异化,人类社会陷于痛苦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

   工具理性导致了正常的人际交往结构的破坏,个人主义的本位观念摧毁了人际交往的和谐基础,造成人对人的压抑和控制。真正保持独立性的个人不复存在了,个人成了有组织的个人。

   这样的结局恰如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的“不合理的合理性”,源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作为意识形态之上的理性,在现代世界实行了双重的职能:即控制自然,同时控制着人。

   而“交往行为”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产生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以社会规范作为“普遍化原则”,“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平等对话,寻求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协调和关系的和谐。“交往行为”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和取信的关系,在平等交往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缔造没有暴力没有压制,自由而和谐的生活世界。这样的“交往行为”即是合理化的交往。

   显然,“无缘社会”的社会交往行为是不合理的、有着严重地缺陷:交往关系利益化,思想沟通阻隔,交际空间缩小,交往风险增强等等。在日本,人们总是这样说:“ご迷惑をお掛けし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给您添麻烦了实在抱歉),这种“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生活态度,认为“添麻烦”有损对方的利益(时间、精力、钱财等),恰好折射出人际交往中的利益价值取向。如此观念下,能做的只有减少人际交往了。

  

   难怪《无缘社会》作者反问道:“所谓‘关联’或是‘缘’,难道不就意味着相互添麻烦,并允许互相添麻烦吗?”

   人与人之间失去“牵绊”、“关联”,社会又何以可能?!

   “结缘”社会

   《无缘社会》提出了“牵绊再造”,意欲重建人与社会的“关联”,再续前缘。

   面对与社会“失联”的“无缘者”,需要重建社会交往的通道,让他们重拾联系,回归社会。在纪录片《无缘社会》中,日本NPO白浜地区救护队在海边小镇的一座教堂里,提供居住场所给被救助者,并培训其工作技能,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同时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之前与社会失去联系的“无缘者”们在此如家人一般一起生活,他们在集体生活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片中有这样一个动人情节:

   一个被救助者河上勉,从附近的豆腐店要来别人让出的豆腐渣,拿回来加工制作成可口的饼干。这个曾经工作卖命、活跃在营销一线的男子,因为工作劳累过度病倒,从而失去了工作,妻子也离开了他。那时的他犹如这丢弃的豆腐渣。他说:豆腐渣一点也不起眼,就像被抛弃的自己一样,成为“无缘者”。我想把豆腐渣做成饼干,让大家开心地品尝。真的想说,豆腐渣,既然你被丢弃了,就由我来让你复活吧!

   构筑新的联系,远离“无缘”,复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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