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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贝叶斯检验与库恩范式

更新时间:2014-09-25 16:48:07
作者: 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1], pp. 180-181)库恩后来又提出“局部不可通约性(Local Incommensurability)”的概念,用以代替原来笼统的“不可通约性”。他谈到:“两个理论中的多数共同术语在两者中的作用还是相同的;它们的意义被保持下来(不管是什么),它们的翻译是简单同义的。引起可译性问题的只是一小部分术语(通常是相互定义的)以及包含它们的那些语句。关于两个理论不可通约的断言其实要比它的许多批评者所认为的要有节制得多。我将把不可通约性的这一有节制的解读称为‘局部不可通约性’。……在理论变化过程中保持意义的那些术语为讨论有关理论选择的差别和比较提供了足够的基础。我们还将看到,它们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以使探讨不可通约术语的意义成为可能。”([3] , p. 36)

   如果我们把库恩的这些论述与他以前的有关论述结合起来,可以这样理解两个范式之间的关系:分别遵从两个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们虽然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但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又处于同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因此,他们除了拥有一小部分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观察证据外,还拥有更大部分的相同的评价标准和观察证据。这样,用同一组标准和证据对两个不同范式进行比较和评价便成为可能。这也就是说,两个范式之间的大部分可通约性为其局部不可通约性提供了可比较的基础。

   其实,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有时也谈到关于两个范式的检验和比较。库恩指出,当下流行的科学哲学的两大派即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都没有区分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这两个阶段,从而曲解了科学检验的性质和过程。实际情况是,在常规科学时期,单一的现行范式既不需要证实,也不需要证伪;但在科学革命时期,两个相互竞争的范式同时被检验,并且证实和证伪同时发生,即对其中一个证实,对其中另一个证伪。库恩说到:“波普尔的反常经验对科学非常重要,因为它召唤起现有范式的竞争者。但是尽管否证确实发生,它并不随着、也不单纯因为反常的突现或否证的实例而发生。毋宁说它是一个随后而来的分离的过程,这过程也同样可称之为证实,因为它存在于一个新范式对于旧范式的胜利中。而且正是在这种证实-否证的联合过程中,概率论者的理论比较发挥了中心作用。”([1],pp. 132-133)

   在这里,库恩不仅认为在不同范式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而且可以用概率逻辑的检验程序做出判决性检验,即“概率论者的理论比较”在其中“发挥了中心作用”的“证实-否证的联合过程”。显然,这与我们在前面所阐述的贝叶斯检验模型是相当吻合的。可惜库恩对此只是偶尔提及,而在更多的时候则是否认范式转换的逻辑成分。

   上面所说的这种检验也就是对两个不同范式的解题能力做出比较,旧范式不能解决一些反例因而被否证,新范式可以解决那些反例因而被认证。库恩说到:“迄今所讨论的关于新范式的所有论证,都是基于竞争者之间解题能力的比较。对科学家来说,这些论证通常是最有意义和最具说服力的。”不过,库恩话锋一转,紧接着说:“但是,这些论证无论对个人、对集体而言都不是不可抗拒的。”([1], p.140) 笔者认为,库恩的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他表明范式之间的取舍既有可比较的一面,又有不可通约的一面;既有逻辑理性的一面,又有信念的非理性一面。贝叶斯检验模型只刻画了范式之间可比较的和逻辑理性的一面,但并不因此而否认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和非理性的一面;这一点尤其反映在贝叶斯定理中“验前概率”这一因素上,也反映在贝叶斯主义把概率解释为“置信度”上。

   由于贝叶斯主义把概率解释为个人的置信度,那么任何逻辑规则对它的强制性都是有限的,因为一个人有权按任何方式改变自己的置信度,别人至多可以说他是非理性的,但没有理由说他处理置信度的方式是无效的,除非他的信念体系包含逻辑矛盾。贝叶斯主义的这一特征非常符合科学共同体转换范式的情形。正如库恩所说:“更多的人会信服新观点的丰富性,采用这种从事常规科学的新模式,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些年长的死硬派未被转变。而即使是他们,我们也不能说他们错了。……最多只能说:在整个专业共同体都已改宗后,那些继续抗拒下去的人事实上已不再是科学家了。”([1],p. 143)由此可见,贝叶斯检验模型和库恩的范式理论都给个人的信念留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同时给出一个公共的评价标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库恩所说的“必要的张力”。

   最后提及,关于贝叶斯检验模型与库恩范式理论之间的互补关系,美国科学哲学家约翰·厄曼(John Earman)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过,他对贝叶斯检验方法的有效性尚存疑虑,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贝叶斯原理中缺乏“理论接受(theory acceptance)”的概念 (参见[6], Chapter 8)。对此,笔者有不同的意见,拟将另文讨论。

  

   主要参考文献

   [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Thomas S. Kuhn, “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 Communicability”,in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J. Conant & J. Haugeland, Ed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4] Colin Howson & Peter Urbach, Scientific Reasoning: The Bayesian Approach.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5] Wesley C. Salmon, ‘The Appraisal of Theories: Kuhn Meets Bay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990). Vol. 2,  pp. 325-332.
[6] John Earman, Bayes or Bu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Bayesian Confirmation The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2.
[7]Mary Hesse,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Infer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8]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9]乔治•伽莫夫:《物理学发展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 [10]陈晓平:《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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