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吕新雨: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

更新时间:2014-09-23 23:44:03
作者: 吕新雨 (进入专栏)  
基本原则上的冲突不是民主的基础,也不是任何政体的基础,真正的冲突的唯一结果是内战和分裂。而共识则是多元性基础上的全体一致,是激发不断调整思想和利益并使之成为一个相互说服和不断变化的无止境的过程,是分歧作为社会常态的存在,才使得人们去创造共识。

   人们所认识的共识是通过下列事实所证明的,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的政党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只是在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解决之后——也就是在宪政统治被接受之后——才运作起来,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也许政体必须首先存在,也许国家统一必须在政党“分裂”之前,也许这就是使政党相容于统一而不是有害于统一的条件。

   这样的多元主义的政党宪政是西方的现代性的产物,因为,在萨托利看来,大量的可识别团体的出现并不能证明多元主义的发展,而只是说明表达的碎片化的发展状态,政党是社会表达的方式。只有这些团体是联合性的,而不是惯例的或者风俗性的,只有这些团体被认为是自然发展的,而不是强加的,多团体的社会才是多元的。因此,非洲式的建立在传统公社组织上的“多元主义”被排除在外。只有自愿的、非排他的团体,以及其“交叉分野”的关系,才是多元主义。

   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梁漱溟和萨托利的观点,就可以发现梁漱溟对中国宪政道路思考的坐标与西方的宪政道路的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他却是以强调中国特殊性的方式来表达和完成这一思想的。这是因为,他只有强调独特性,才能够超越同时代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宪政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崇拜。也正是因此,使得梁漱溟得以在更深入的层面抵达了宪政思想的要义。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处于旧社会崩溃解体,新社会建造未成之际,国家大局因此得不到稳定统一,这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打造新的社会组织来解决中国人的散漫,以社会统一促国家统一,因为社会统一,武力才有真正的主体,国家自然就能够统一。此社会组织,并非当时的政党和宪政所能够解决的,在内战的前提下,不可能建立所谓“宪政”。1946年,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阶段,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梁漱溟在《观察》上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引用十年前吴稚晖的话,把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称为“选灾”:

   “当时吴老看到各地为选举而闹得举国騒然,鸡犬不宁,公私耗财之巨,社会风纪秩序破坏之烈,乡里友好结怨成仇,伤亡而继之以词讼,精神物质一切损失之无法计算;于是从其悯恻之怀,发为讽刺之言。他叹息于水灾、旱灾、风灾、虫灾,……任何一种灾,亦没有这‘选灾’普遍而深入。这确实是个古所未有,比什么都重大的灾祸。然而不幸的很,今年我们在许多水灾(两广成都各处),旱灾(山西河北等处)和兵灾之外,又将有一次这重大的选灾的到来。

   我想不待我来预告,有心人谁不看到这里?但尽管看到,却无人敢说个‘不’字。此非谓政令所在,不敢违抗。根本上在‘民主’‘宪政’这一类仙符神咒之下,人们已经失去了怀疑反抗的知能。大家好像说,‘选举怎能不办?’要行宪政既成了天经地义,宪政则必从选举作起;而选举在一般意识里就只有欧美通行那套方式。于是明知其为灾为祸,亦只有将就忍受,或且还妄想从灾祸中受到符咒之效(实现宪政)。”

   梁漱溟正是从这样的中国政治的现实出发,吁求打破对西方宪政的迷信,而实实在在地探讨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极力主张用“团体”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党派。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梁漱溟对党派和团体的区分,对宪政与国家统一、和平关系的把握与实践,超越了当时的宪政主义者。在他看来,所谓宪政和民主,其目的都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建立条理和秩序,相互承认和相互制约,而不是相反。他清楚地意识到:“政轨之立,却绝非一纸宪法所能立。政轨的建立,正是建国运动中第一件大事。建国是要大家合起来建一个国,不容有两个以上的建国运动。”所以,“宪政者,无他,只是在这西洋国家内部一种有争而无乱之道而已。其为‘集团而斗争,斗争而集团’,仍然未变;不过团体内组织得更好,对外斗争起来,其力更大。”而当时的政协其实是在国际国内的督迫之下产生的,其目的就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取得相安之道,促国家实现统一,其道就是把政党的军队交给国家,把它们变成宪政之政党。在这个意义上,政协本身不是宪政,只是实现宪政的条件。梁漱溟在政协大会上竭力主张所有现役军人脱离党派,邵力子反驳说:这实际上做不到。梁漱溟拍案而起:“作不到也得作!”因为在他看来,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宪政可言。政协失败,国共两党和谈失败,正是作为宪政的社会前提的失败。

   梁漱溟的立场和观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我们根本不同意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类范畴,加于中国社会史上”。“所谓不跟共产党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不学他们的斗争。斗争自是共产党的拿手戏。他们把全部历史说作是阶级斗争史,那恰是为西洋人而说。”分歧的焦点正在于“阶级”问题上。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叙述里,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阶级社会,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已经普遍支持梁漱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因为没有长子继承权,土地和财产的集中程度并不高,并没有很大的阶级分化。而梁漱溟也一再表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要为了让共产党不能成功,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破坏了乡村的统一性。但是他失败了,而共产党却成功了。

   这是因为,梁漱溟关于中国阶级问题的叙述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恰恰是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居住在城镇里的不在地主比例大大增加,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进入崩解的过程,这才是西方的阶级理论得以立足和发展的现实土壤。“即使在最讲仁爱的儒家地主户下租佃,农村的阶级关系也决不是作田园诗的合适题目,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外居地主制则更加苛刻,以致在二十世纪时已经变得令人不堪忍受。”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0页),其实,中国农村的状况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已经迈入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现代道路,这正是梁漱溟自己的分析,农村的破坏起缘于外在的压力,——问题只是在于是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范式。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对中国社会非阶级性的判断,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恰恰是值得争议和辨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学说,如果对于中国长时段历史的解释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格局中,却有其巨大的合理之处,——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革命极其重要,这正是二十年代的大革命之所以席卷中国城乡的原因。

   《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最后一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中检讨了近代社会的这一变化,作者认为晚清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体现在土地关系以及地主与佃农关系的恶化上。因为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和各种现代化的开支,使得占农民多数的小生产者负担日益沉重,趋于破产。而传统的地缘和血缘的社会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破裂:

   “而这种体系本来是能够缓和对抗激烈的阶级冲突的。这个体系曾经保持过农村社会上下一条心,此时则越来越破裂了。以往地主或地主名流在歉收之年减免租赋,或向佃农和小农提供帮助和各种保护,而此时这些情况越来越罕见,或者越来越成为麻烦的负担。绅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地主离开土地迁居城镇,它虽然不是造成体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却加剧了这种破裂,因为仍然留在农村的地主肯定不会表现出更多的儒者的仁爱之心。地主的无情,尤其是进入城市以后,破坏了他们和佃户关系中曾经有过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权威。”(第677页)

   这样的过程其实正是梁漱溟所描述的中国乡村社会解体的过程,但是他否认这是新的阶级关系的出现,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必须被克服的社会现象,因此他的乡村建设方案的要旨正在于如何消除产生新的阶级冲突的社会条件,这是他改造社会的目的,即重建城乡一体、上(知识阶层)下(农民)一体的社会有机体。但是,正是因为他拒绝承认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历史意义,使得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不能有效地完成对农民主体性的再建构过程,他的乡村运动中的农民始终是被动与消极的,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之后,他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去观察新中国的土改时,对农民的积极参与印象极为深刻。而他的上、下一体的实践也始终停留于理想,“梁漱溟始终未能解决乡绅和大部分民众在利益上的明显对立”,(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第198页),他极力推行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农民的结合也并没有真正实现过。

   但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建筑于上的宪政思想,却开辟了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革命和现实的新视野,那就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人民的运动,中国只有克服城乡分裂、重建乡村社会主体才能抵达宪政的根本。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恰恰是城乡断裂的表征和后果。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8182.html
文章来源:乡村建设 宪政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