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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年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

更新时间:2014-09-23 11:22:09
作者: 王年一  
联名上书的人很可能不只是"部分",而应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汪东兴本人在华北组讨论中发言时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林彪死后,汪东兴为自己的这一发言辩解说,"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事后要按照批判林彪的官方套话,把政治责任推给已被打倒的陈伯达以涮清自己,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他的这种辩说显然没有道理。首先,毛几次表示不设、不当国家主席,汪东兴绝不可能糊涂到"忘得一干二净"的地步,倘若他在政治上真这么糊涂,他就不可能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升到毛的"大内总管"的位置。其次,他表态拥护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与政治局多数常委的意见一致,可能他自己当时也认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再次,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本文下面的分析还将进一步谈到这点。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设国家主席"无关

   直到8月24日晚,这次庐山会议上并未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突然在会议期间"龙颜大怒",似乎并非源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争论,而是与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

   24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后,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争论,也没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当然就更谈不上为此议题而发生冲突了。真正引起了冲突的是另一个话题。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据8月24日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 中记载: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则是"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 汪东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当时汪东兴经常代表毛泽东向政治局传达毛的指示,因此,在那个人人随时观察政治风向的时代,汪的话有很大的分量。而汪是个政治上极为谨慎的人,他所说的应该不是他杜撰的"个人意见",很可能与毛私下里的某些表示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趁机打击一下张春桥一伙(即江青集团)的,决不只是林彪集团中人,批评江青集团的人动机各有不同,但目标趋向一致。

   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去向毛泽东告状,于是,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让陈伯达作检讨。后来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说得很明白:"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很显然,毛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才"龙颜大怒"的。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与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当时的公开冲突是表现在"称天才"这个理论问题上,而不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但没有他们冲突的例证,相反,作为江青集团"顾问"的康生甚至还公开、明确地提出,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毛泽东于8月31日写下的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也只字未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因一个"称天才"的理论问题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何在,这需要另作专门的研究。然而,由于毛泽东在世时把这场冲突的焦点转移到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以后的研究者和史料也围绕着这一钦定说法打转,模糊了"称天才"问题背后的冲突根源。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担任国家主席而发怒的,他明知坚持这一意见的并非林彪一人,还包括周恩来、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那么,他可能仅仅为一个"称天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怒吗?这似乎也讲不通,因为"称天才"是他早已赞同并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江青集团告状后立刻"龙颜大怒"呢?他为什么要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集团而反对林彪集团,为什么要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呢?

   海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集团"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国内的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根据这种看法,"九大"召开前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就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正面冲突。陈伯达不与张、姚合作,独自组织人起草了一个报告稿,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张、姚则批评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他们在江青、康生的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个报告;张、姚的报告草稿拿到中央讨论时,陈伯达指责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现在也有研究者认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报告稿是"按林彪意见撰写的",当陈伯达指责张、姚报告稿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段话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若由此推断,则可以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态度,主要是怀疑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要像刘少奇一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倘若确实如此,所谓的"设国家主席"、"称天才"之类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借口,因为毛泽东若直接指斥"副统帅"、"接班人"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只会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增加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过,有关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那些争论并无充分根据,还有不少反证,何况仅凭这一争论也无从证明林彪集团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首先,当时陈伯达刚开始向林彪集团靠拢,还未成为林彪集团中人。陈伯达去世前回忆,他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并未给他什么指示;而且,由于他未把毛泽东对他起草的报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诉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指责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召开了对他的"批评会",叶群在会上公开支持江青,呼喊了"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 其次,起草"九大"报告前陈伯达似乎也没有故意"不与张、姚合作",他们三人一起去林彪处商讨,出来后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后来陈伯达将写好的头三个题目初稿(预计写十个题目)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遭到了张姚等人的批评。叶群向林办秘书们传达时,只说是同情"老夫子"(陈伯达),但又要秘书们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内容时,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 据此看来,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知情。

   因此,所谓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陈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并不一定代表着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政治性冲突,更可能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邀宠"味道的摩擦。而陈伯达与张、姚之间的那些争论,也可能只是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时的偏差而已。而且,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许多指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明确性,往往可以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去甚远的各种理解。例如,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 按照这个说法,"九大"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底"了,自然应该考虑将主要精力转入生产建设。显然,文革时期那种习惯性地把对毛的说法的不同理解"上纲"成"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不一定能成为史家的论据。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

   如上所述,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设国家主席"一议其实并未引起什么冲突,而真正发生了的"称天才"问题上的争吵,会后又被掩了下去,不再深究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理论"问题上其实没有多少"油水"可以挖,也罗列不出多少政治上的罪名。然而,毛泽东既然决定要整林彪集团,就需要上纲上线,需要找到"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这样才能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直到这次庐山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毛泽东才考虑成熟,他选择把"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纲上线"到"反革命纲领"的高度。从此,"设国家主席"就骇人听闻地变成了"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根据这一说法,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

   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南巡讲话。1971年南巡途中的8月27日,毛泽东在与刘丰的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 毛还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需要指出的是,毛的原话说的是"他们",似乎泛指他的对立面是一批人;而"九一三事件"之后,可能考虑到这个说法不妥,涉及的对立面过宽,有损毛的形象,就在正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讲话中,把"他们"改成了"有人" ,这样就把矛头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从此,在中国的当代史学界,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就成了定论,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之后,它似乎仍然被普遍视为解释和评论林彪事件的一个主要论据。然而,史学界应当对这个"论据"重新分析思考。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林彪这个"接班人"的位置并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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