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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香港的原罪

更新时间:2014-09-21 20:14:05
作者: 梁文道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男人有时候也能成就荧屏上的热闹。梁文道、窦文涛和许子东,一个伶牙俐齿,一个拍案惊奇,一个书生意气,除了太过强势的王朔来搅局的那一出,其它的几乎期期都能见到“三国鼎立”的好戏。《锵锵三人行》每天都有,在网络提供下载服务之后在观众中迅速传播。这档节目一个月录十集,现在在北京录制,所以梁文道现在常常北京、香港两地跑,每天只睡5个小时。

   梁文道的身份有点复杂,在凤凰卫视成名之前首先是一位文化人。他任何时间都看书,每天六小时看书,然后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评论。他办了一份读书杂志叫《读书好》,名字有点大白话。这是一份很薄的读书杂志,双月刊,他说明年一月会改成月刊,每期6万份,因为是免费赠送,如果不加限制一天就发完了,所以要限制,一个月分成三次来发。香港看书人并不多。他想出应付的办法:一要免费、二要很薄、三要内容轻松,适合香港人的口味,去“诱惑”读者。比如农历年,就专做一期历法,借着人们对迷信的好奇来介绍历法的历史。

   他还是“进念·二十面体”成员。2000年他和“进念”的同仁办了一个民间讲座,地点在牛棚,不是文革的牛棚,而是香港原来的一处宰牛场,名字真叫牛棚,于是他们干脆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牛棚书院。找不同的人来讲课,每个季度有十门左右的课程。但因为交通很不方便,再加上自负盈亏,学费就变得很贵,成了富人才能够享受的奢侈。香港经济萧条的时候,学生他就收半价,失业人士拿社会救济金我就全部收钱,结果有一半的人跟他说没钱,结果自然是亏损严重。他们自己掏腰包给讲课人。

   牛棚书院停了两年,没钱,赔本赔光了。现在他在筹款,筹到一定的基金会重新办牛棚书院。

   他对香港的感情可以说又爱又恨。这不是一片文化人容易生存的土地,在香港,严肃的文学刊物完全没市场,《香港文学》过于老化,年轻的读者不看也不会去投稿,《字花》这样的新锐文化刊物只能销售到两千本。他自己最喜欢的电视节目,除了《锵锵三人行》,还有《开卷八分钟》,但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走。于是他抱怨说“香港商人太实际,没有长远眼光,美国的研发投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要去学习。”

   对于自己的身份和这座城市的身份,他有着异常敏锐的认识。

   保守的香港

   河西:国内的一批学者,在八十年代是新潮人物,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却纷纷返本求源,治起古典学来了,您怎么看?

   梁文道:治古典学没有问题,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治古典学,所以在政治上也同时保守。

   河西:就好像康有为,戊戌变法的时候他是个新潮人物,可是到了辛亥革命时,他就成了个老古董。但刘小枫在中山大学研究基督教也还可以理解,甘阳在香港这样一个开放的学术环境中,他的立场就有些奇怪。

   梁文道:你不觉得奇怪吗?很多在香港做学问的人都特别保守。比如说我念的香港中文大学,那些前辈,像牟宗三、钱穆这些南来文人,都是以坚守儒家文化传统而著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批南来文人的状态。他们的情况是他们到了香港这个他们心目中的殖民地,这个“化外之地”,才开创出“文化中国”的讲法。“文化中国”的意思是现实中国很不如意,两岸都不是当年的中国,一边是独裁的国民党,另一边也败坏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风气道德。他们心目中理想化的美好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想往过去寻找。为什么要回头寻找?因为现实中没有。香港是一个西式的社会,他们也觉得很有问题。孤悬于海外,他们就开始设想理想中的中国。

   后来香港有一批海归知识分子。王绍光、甘阳、刘小枫等人,他们在香港都有不如意的经验。刘小枫并没有在香港获得正式的教职,只是在基督教的神学院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学问。他们这批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是不被香港所需要的人物。这不是一个特别对学术有兴趣的社会,不会关心你在做什么。

   像刘小枫在大陆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掀起年轻人的追捧,演讲一场能坐满几百人上千人,但在香港完全没有这回事,可能只有十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想像的,必然是往传统回归的社会图景。

   河西:您觉得这种保守是一种历史的原因吗?

   梁文道:在香港是一种现实。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会变得保守。当然香港本身就是很保守的地方。

   河西:从电影就能看得出来,比如《黄飞鸿》系列,抛开它的艺术成就暂且不谈,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非常明显非常强烈。

   梁文道:对,我一直就说,香港人很爱国。香港人有种原罪。比如说我这样的,我在凤凰卫视也好,在报纸也好,写了批评中国的文章,说了批评中国的话,如果换了一个内地的作家来写,人家会觉得没什么,但是从我的口中说出来,就会有读者反映说你这个香港人,老是带着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你们根本就是洋奴。这是香港人的原罪,香港人是不能批评中国的,一批评人家就说你是汉奸。

   香港向来就是民族主义很强烈的地域。你看《霍元甲》、李小龙、金庸,他们的民族主义是达到身体层面的。香港武打电视剧,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中日决战。那些导演很喜欢找些东洋的浪人、剑客,他们试图统一中国武林,结果被中国的志士一一打败,常有这种情节设置,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很值得琢磨。

   河西:但97回归时,仍有相当多的人移民于国外,是因为恐惧?

   梁文道: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很爱国,但他爱的国是民族主义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而不是那个政权。因为香港是个难民社会,香港绝大多数人口都是49年后才来到香港,或者是他们的第二代,这些人为什么要来香港?49年来一批,62年大逃亡来一批,文革来一批,文革结束后又来一大批,他们是逃难。他们没有国家的政治认同,他认同的是血脉和种族。

   河西:97之前,还是英国统治时期,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否还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梁文道:他会认同香港人和中国人。他对香港这个城市的认同很强,但他们还没有达到像台湾要搞“港独”的地步。这是因为香港从来不具备“港独”的条件。为什么?台独是怎么搞起来的呢?台湾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居民,49年去台湾的外省人只占台湾人口的两三成。台湾的原住民和大陆隔离了很长的时间,而香港是不断有人从大陆来。我们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城市认同很像上海,上海人很认同上海,很爱上海,但不会出现“上海独”。

   香港人在民族上一直认同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前说外国,常常会说“那帮鬼佬其实没什么本事,中学毕业就来当官,就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对着外国人,他们会说“中国人有多优秀,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等等,以此与外国殖民者对抗的情绪非常明显。对着大陆人,他们则会说自己是“香港人”。

   河西:这是否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存在?

   梁文道:那当然。70年代之后,港英政府的统治才逐渐好起来。70年代之前,这个政府是很糟糕的。有了异族的压迫,这种民族认同才会那么强烈,就像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列强的凌辱,才会生出那样的民族主义革命,是受害者的产物。以前中国的天下主义,和晚清的民族主义是两回事。

   河西:香港和台湾、大陆不同,台湾的大中华意识形态,和大陆其实是蛮接近的。

   梁文道:台湾以前是,但现在肯定不是了。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校里天天喊的就是“反共复国”、“解救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同胞”。但现在台湾是彻底本土化了。

   河西:国民党的势力是完全崩溃了,还是仍然有其实力?

   梁文道:它仍然有一定的势力,但没办法凝聚得很强。现在是这样,在台湾,真正支持两岸统一、一国两制,希望马上统一的,不到1/20;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未必急着统一的,大概在1/10,这些人是国民党的铁杆支持者。如果国民党说自己很认同中国的话,就会只剩下1/10的人来支持它。还有3-4/10的人认同台湾人要多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反对民进党。

   台湾社会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在没有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国家(比如美国、法国、意大利),反对党就是反对执政党的路线、政策。台湾不一样,国民党老是反对民进党搞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放在别的国家都很对,今天民进党执政的成果放在别的国家早倒台了。但是台湾有个民族认同的问题,所以使得它可以一直撑着,而国民党就一直干不掉它。国民党的性质就变得很暧昧,固然是反对党,可以吸引一批对现政府不满的人,但是那些反对党的人觉得你这么认同中国,又会和你有距离。所以国民党基本的支持者会动摇。

   佛教与左翼运动

   河西:关于宗教问题,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文革宗教式的狂热偶像崇拜彻底被颠覆,在促成经济大发展和思想开放的同时,也造成了信仰的缺失,孔方兄第一就成为普通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梁文道:对。佛教这两年这么受重视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我认为,现在中国佛教的现状很糟糕。不只体制化,而且彻底商业化了。什么手机号码开光,怎么能搞到这种地步?钱文忠说玄奘是个学者,这是对的。佛教自古有学问的传统,特别是几个中古的宗派,比如天台、华严,整套学派的传统在现代中国是几尽断绝。现在的佛教徒真正懂佛学的,其实是很少的。传统被割裂,佛学都是大学里的学者在研究,和尚本身真正懂学问的其实很少。所以外国人喜欢藏传佛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人间佛教很暧昧,固然说要关怀世间,但入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正确呢?没办法衡量。

   河西:太虚本身也有非常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现状非常痛心,不想置身事外四大皆空,想要用佛教来救中国,但是佛教本身无法为其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在中国能不能出现一个佛教徒甘地,这是很可疑的。所以他曾经试图组织政党,还去西方传法,试图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

   梁文道:太虚之后,印顺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最后一个大学者。你说的很对,太虚本身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当时的佛教很腐朽,腐朽到什么地步,乃至于日本佛教徒到中国来之后很嚣张,日本侵华时,日本佛教也大举入侵,他们很看不起中国和尚。

   日本佛教也出过问题,明治维新后,日本重新抬出神道教,神道成为国教,佛教就被边缘化了,又遇到现代化的挑战。所以他们中有的和尚就提出向西方学习,大量地派人留学欧洲,研究语言学,做原典研究--我们现在看日本的佛学,最擅长的就是精密的考证,这就是那时的遗风。这样他们就觉得,日本佛学比中国佛学更扎实。

   日本来华的主要是律宗。弘一法师当时想复兴律宗,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律宗这一脉也是危机重重,礼崩乐坏不仅是儒家的问题,也是佛教的问题。

   太虚有趣的地方在于,他所说的人间佛教很接近南传佛教的左翼。当时的东南亚佛教,有左翼的倾向,这一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很多都是佛教徒。缅共最早的民间支持者是和尚。他们抱持两种目的。第一,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他们,比如越南、缅甸、老挝。同时,他们的佛教运动也是抗殖运动,也是左翼运动,抱着救国的目的,跟太虚很接近,都是强调走入人间的,但东南亚的佛教走的是更激进的道路。

整个南传佛教都在左翼化。越战时有一张僧侣自焚抗议美军入侵的照片很出名。泰国最早的民主化运动都是佛教僧侣在推动的,反对军人集团的独裁也是僧侣在抗议,缅甸不用讲,看近期的这次政治危机就可以看出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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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自由的思想——海外学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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