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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叶 陈晓平:同性恋婚姻自由权及其限度

更新时间:2014-09-19 15:24:50
作者: 冯叶   陈晓平  
我是倒数第一名;个人道德在重要性上仅仅次于,假如还能说是次于,社会道德。教育的任务也是要对二者作同等的培养。但是即便是教育,其运用也有借辩服和劝服以及借强制办法之区别,而对于已过教育时期的人,个人道德的教诲是只应以前一种办法来进行的。”

   密尔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是,个人道德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比起社会道德来,还是次要一些。另一是,道德教育分为劝服和强制两种,对个人道德只应用劝服,而对社会道德可以用强制。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在其处理方法上的不同是由二者之间的不同性质决定的:个人道德属于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道德是社会通过舆论甚至法律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的范围。社会权威为什么以及何时可以对个人自由施加限制呢?对此,密尔的回答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御。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这也就是说,在不伤害他人或社会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别人无权干涉,顶多可以提些建议;反之,在对他人或社会有所伤害的情况下,他人或社会有权干涉一个人的行为,并且这种干涉是强制性的,即借助于社会舆论或法律。

   据此,我们可以说,同性恋或同性婚姻属于个人道德的范围;对于同性恋者至多只能采取劝说或远离的方法,而不应给以道德谴责,更不应给以行政或法律的惩罚。演员孙海英曾在公开场合对同性恋进行言语侮辱和攻击,这种公共性歧视直接招致了社会舆论对他的批判,这是咎由自取。与之不同,同性婚姻抚养子女则属于社会道德的范围,因为它危害到整个人类的繁衍和生存,应当给以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限制。当社会给予同性婚姻合法地位以后,同性婚姻家庭也应为社会做出必要的牺牲,那就是放弃抚养子女的权利。人总是有得有失的,而不能在得到别人没有的东西之后还要求得到别人所拥有的一切。

   需要指出,密尔的“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我国学者梁启超所说的“公德”和“私德”。梁启超关于公德和私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密尔的老师边沁的启发。梁启超在其《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中谈到:“边沁以为人生一切行谊其善恶标准于何定乎?曰:使人增长其幸福者谓之善,使人减障其幸福者谓之恶。此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其乐利关于一群之总员者谓之公德,关于群内各员之本身者谓之私德。”梁启超所说的公德和私德与边沁所说的公共伦理(public ethics)和私人伦理(private ethics)是大致相当的。密尔的社会性道德和个人道德也是从边沁的理论引出的。可以说,梁启超的“公德”和“私德”与密尔的“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的,尽管在其定义上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别。

   对于“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即“公德”和“私德”这两个范畴的区分,这对澄清当前诸多道德和法律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到同性婚姻问题上,我们认为,同性恋或同性婚姻是私德问题,公众和社会不应给予过分的干预,而应由当事人自行决定;然而,同性婚姻家庭抚养子女则是一个公德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繁衍之大事,理应受到舆论的监督和法律的限制。总之,我们赞成同性婚姻而反对同性婚姻家庭抚养子女。

   ( 冯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陈晓平: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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