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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为什么中国将来会有生态文明——接应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话题

更新时间:2014-09-18 21:42:46
作者: 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一方面,荀子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宣称人性是恶的,君与师的责任就是改善人性。另一方面,荀子也反对道家回归自然的思想,而主张认识自然进而征服自然。

   荀子说道:“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在这里,荀子呼吁人们,与其敬而思天,坐而论道,不如把天当作物体来畜养从而控制它;与其对天服从并歌颂,不如驾驭它并利用它。这近似于近代英国哲学家培根关于人力的观点,即:知识就是力量。

   但是不幸的是,荀子的后学没有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他的思想。他们只是实行了老师的政治哲学而且走得太远了。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了六国,荀子的学生李斯任丞相。李斯辅佐秦始皇从各方面统一了帝国,把政府的权威推到极点,以致焚书坑儒,试图统一人民的思想。于是,秦始皇成为历史上的暴君,逼迫人民造反。其结果是,荀子的学说和秦王朝一起很快地消亡了。

   秦朝之后,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了。不久来了佛教,又是属于极端“自然”型的哲学。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的心灵徘徊于儒、释、道之间。直到公元十世纪,一批新的天才人物相继地将儒、释、道三者合一,成为新的教义,输入中华民族的心灵。这种新的教义始于宋朝,所以被叫做“宋学”,它在明朝也得到发展。其代表人物包括朱熹、陆象山和王阳明等人。这些哲学声称,他们的教义是真正的儒家,如果非说是儒家不可的话,那也是新儒家,也被叫做“宋明儒学”。

   新儒家不同于原来的儒家,就在于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天理”,以反对“人欲”,这些概念实际上受了佛家的“法”和“无明”等观念的启示,在此之前,一直无人多加谈论。旧儒家虽然也谈性善,但并不完全,人的善性需要后天加以培养和扩充。但是,按照新儒家的说法,天理早已是完全的,只是被人欲所蔽;如果清除了这些人欲,真正的心灵就会放出光芒。这很像老子所说的“损”。可见,新儒家更加向自然派靠拢,自然派的胜利日益巩固。

   中国哲学史的这个时期,与欧洲史上现代科学发展的这个时期,有某种类似。类似之处在于,其成果越来越是技术的,具有经验的基础和应用的方面。唯一的但却是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欧洲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物质,而中国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心灵。对于后者的技术,印度也作出了大贡献。不过印度的技术只能在人生的否定中实现,中国的技术则只有在人生之内实行。理想不同,方法随之也不同。新儒家的理想可以归结为:去人欲以存天理。

   在人类历史上,中世纪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下力求在天上找到善和幸福,而希腊和现代欧洲力求在自然界和人间找到它们。但是在中国,自从它的民族思想中“人为”的路线消亡之后,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即直接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这也就是说,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力求认识上帝,为得到他的帮助而祈祷,希腊和现代欧洲则力求认识自然而后征服自然;但是中国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找永久的和平。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能够由天上转到自然和人间,而中国则没有在同时由向内转到向外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论欧洲人是向天上还是在自然和人间寻求善和幸福,他们的一切哲学全都属于“人为”路线;这里只有历史的继续,而没有中世纪和现代欧洲之间的明显界限。二者都力求认识外在的世界,然后征服它。他们注定了要有科学,因为它们都假定人性本身是不完善的,因而需要人为地加上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称为思想上的“自然”路线又是如何呢?如果万善永恒地皆备于我,又何必向外在世界寻求幸福呢?科学的确实性和力量对于追求心灵幸福又有什么用处呢?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的制天而不是颂天的思想,那就很可能早就产生科学了。

   总之,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那是因为,中国人不需要它;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科学,那是因为中国人是向内寻求幸福而不是向外寻求幸福。中国人之所以向内追求幸福,那是因为中国哲学假定人性是完善的,能够达到天人合一,天即自然。尽管作为天的自然不完全等同于物理上的自然,但它包含物理的自然,因为哲学的天是至大无外的。可见,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理念包含着人与自然环境合而为一,而后者正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因为它与天人相分进而人为地改造自然的理念正好相反。进而言之,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应有之义。

  

   四、近现代人为派对自然派的反击

   中国文化的人为派对自然派的大规模反击应该说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从表面上看是借助西方的向外的人为主义来取代中国传统的向内的自然主义,其实这只是借助西方的人为主义来激发中国固有的人为主义。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努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人为派对自然派的阶段性胜利。

   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张绝非仅仅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笔者看来,更主要的是来自中国固有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就是以墨家和法家为代表的向外寻求幸福的人为主义。下面,我们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与墨家和法家的哲学思想作一个简要的比较。

   毛泽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取代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同富裕。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是一个人应该爱他人,爱社会,而且这种爱是无差别之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道德,亦即毛泽东所倡导的“白求恩精神”: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因而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知道,墨家主张兼爱,它反对儒家的有差等之爱。墨家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墨家建立国家和设置长官的目的不是“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而是“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墨子·尚同中》)“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这与毛泽东主义的目标和对其干部的要求何其相似。

   除此之外,墨家和毛泽东主义的社会基础也颇为相似,都是社会低下层。事实上,墨子本人及其门徒大都来自社会下层的游侠,其统治手段也类似于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墨子说:“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这就是说,国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设立的,是为了把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的乱世中拯救出来。不过,国君一旦获得权力,便施行集权统治,即天子要“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这就是所谓的“上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上》),也就是说,总是同意上面的,而不依照下面的。这类似于毛泽东 “反对自由主义”的教导,或者说: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尽管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墨家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一点上是相去甚远的,那就是墨家敬鬼神,而毛泽东是无神论者。在无神论方面,毛泽东同法家是一致的。用毛泽东的话说,以荀子为先驱的法家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毛泽东甚至自许为当代法家甚至是当代秦始皇。我们知道,秦始皇是奉行法家路线而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所谓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类似于法家的集权。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上,墨家与法家是类似的;在统治方法上,二者都主张赏罚分明。它们的不同点主要地在于集权统治的道德基础。法家认为是性恶,墨家认为是兼爱。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主张兼而有之:性恶论表现在要人们彻底改造世界观;兼爱论表现在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前面提到,墨家和法家都主张向外在的自然界寻求幸福,这是他们与道家和儒家之间的最大不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显然站在墨家和法家一边。毛泽东在其《实践论》中谈道:“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毛泽东说“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上到达一个“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说这一实践过程在中国到达这样一个历史时节却是恰如其分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人为派对自然派的历史性的重大胜利。

   其实,向外追求幸福的人为主义倾向对毛泽东来说是早已有之的,他在青年时期就写下这样的诗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后来的事实表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毛泽东都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斗争哲学,以致把墨家和法家的人为路线推向极至。

   毛泽东主义作为向外的人为路线的思想体系,墨家和法家在其中是互相补充的。墨家主要提供道德层面的资源即兼爱,法家主要提供治理层面的资源即专治。这种情况类似于向内的自然主义的思想体系的互补结构,即:道家侧重于信仰层面,儒家侧重于治理层面。如果说,毛泽东主义对墨家和法家的成功结合发端于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那么,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并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便是这种成功结合的终结。尽管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曾经掀起一个所谓“评法批儒”的小高潮(在1973至1974年间),但这只不过是墨法结合的思想体系的最后挣扎。

   “文革”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对前两个口号的实施使中央集权的治理结构遭到破坏,对后两个口号的实施使兼爱的理想主义的信仰遭到破坏。具体地说,后两个口号把兼爱思想推向极至,其结果是暴露了这种思想纲领的空洞性和不可行性,甚至是反人类性。“文革”对墨法体系的两方面破坏使得社会混乱,经济停滞,人心涣散,精神堕落,从而把中国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恰如《庄子》对墨家失败的评论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毋庸置疑,“文革”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其标志之一是所谓“四人邦”的垮台。

   “文革”之后,虽然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得以重建,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但是“兼爱”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却被人们摈弃了,由此留下的信仰真空长期得不到填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成为思想主流,风行至今。拜金主义是向外的人为主义的畸形发展,它缺乏信仰层面或形而上学层面的支撑。这使得,中国文化所固有的生态观念被大大地削弱,生态文明降至低谷,甚至比起缺乏生态文明内核的西方文化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外部结果是: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生态失衡、灾害频发。这种情况目前在我国尤为严重,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生态危机的边缘。

需要指出,笔者并非仅仅是对中国生态文明的现状提出批评,同时认为,在中国多年以前科学和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注重发展经济和科学,适当地付出生态方面的代价,也是无可厚非的。因此说,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功不可没。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和科学正在步入世界前列,而全世界都在面临生态危机。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应固步自封,一味地以“发展中国家”自居,而应当奋起直追,在生态保护方面做出一个大国应有的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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