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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论政教:另一种政治、政府

更新时间:2014-09-16 22:02:41
作者: 姚中秋  

  

   内容提要:在中国,作为教化之本的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儒家没有教会建制。儒家这种社会存在形态决定了中国政治、政府之特殊品性:中国的优良社会治理模式为政、教之“兼体分用”,有效而健全之中国式政治呈现为“政教”,中国的政府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也有特殊的品性。

   关键词:文教 政教 政教兼体分用

  

   社会治理之工具,无非政与教二者。政者,以一般理解,系以暴力为依托,以权力管理民众。教者,良风美俗之教化也。揆之以历史,政与教之关系十分复杂。至关重要的是,教先于政,其范围广于政,其直接作用于人心,影响于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其养成治理所不能不依赖的知识和德行,故教的性质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政的性质。

   笔者已在其他地方指出:在中国,作为教化之本的儒家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文教,儒家也没有教会建制。①本文将据此指出,儒家的文教性质决定了中国政治、政府之特殊品性:中国的优良社会治理模式为政、教之兼体分用,有效而健全之中国式政治实呈现为“政教”,中国的政府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也有特殊的品性。

  

   一、秦制:无教之政

  

   政教关系,约有三种。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政教关系之第一种模式:无教之政,此即秦制。

   三代皆行封建,封建之基本治理单元是相对稳定的小型共同体“家”,其首领为“大夫”,其行政管理者和武士为“士”。两者共同治家,是为君子。《白虎通义·号》曰:“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君子就是具有出色合群能力之人。

   在封建时代的小型共同体中,君子权威来自自身之德行;共同体成员在礼的普遍约束下,礼是习惯法,同时约束君子和庶民。君子通过共同审议的方式治理公共事务,这就是政。仅在必要时强制执行礼,这就是刑。②德、礼、政、刑,四者皆备,方为优良治理之道。

   孔子时代,封建制开始崩溃,所谓礼崩乐坏是也。孔子见证了治理新模式之初步形成,乃提出著名的政治学命题: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者,行政管理;刑者,施行刑罚。当时,季氏等强势卿大夫倾向于迷信刑治,以刑杀治国。孔子对此予以批评。④然而,孔子并不拒绝政与刑,而是说,仅此是不够的。除了政与刑,还应当让德与礼充分地发挥作用,且以此为本,以政、刑为辅。

   历史暂时地没有按照孔子的思想发展。季氏之类强势卿大夫一路发展,成为战国时代的国王。他们建立了王权制度。此一制度有两大政治元素:拥有主权的国王和人数众多的国民。国王为有效统治,乃不得不建立官僚制。国王的统治范围很大,不得不建立郡县制。最早建立这一制度的实为战国初年的魏国,主导此一变法的乃是孔门子夏及其门人。商鞅将这套新制度带入秦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变法。秦人兼并六国之后,将诸多制度整齐划一地施行于天下。

   秦制的基本统治原则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官吏体系奉行专业主义和政治中立原则,没有自身的信仰和价值。官吏的唯一伦理义务就是严格执行皇帝政令,此制具有巨大优势:效率。官僚们高效率地行政、执法,作为皇帝的代理严密地统治每一个庶民。秦制还“以吏为师”,刑名之学是唯一的学,且由官府垄断。

   政之高效,不能弥补秦制之巨大缺陷:秦制只有政,而没有教。商鞅变法,驱民于耕战,而敌视学术活动,无人守护价值。“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⑤刻意制造核心小家庭制度,摧毁孝之价值,而家向来是教化之大本。李斯推动秦始皇焚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⑥

   健全的共同体治理体系一定含有教化机制。任何永续维持的国家都需要教化,且须借助一个全覆盖的体系进行教化,以将共同价值传递给每个人,以此塑造共同体感。这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稳定乃至于维持共同体存在本身的前提。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官员本身也需教化,从而具备基本价值。

   秦制下的政府以权力消灭教化体系,而成一完全没有教化的国家。国家完全由权力这个单一力量维持秩序,而事实证明,如此“废德教而任刑罚”⑦的国家统治体系是不能维持下去的。

  

   二、西方政、教分立传统

  

   西方历史提供了政教关系之第二种模式:政、教各成体系,分立而对抗。

   基督教诞生之后,广泛传播于欧洲,所到之处,建立教会。依于其教义,教会组织原则逆乎原有社会组织,比如,信徒当破弃家庭,同为兄弟姊妹,以爱耶稣取代亲情之爱,而产生均等博爱之情。⑧教会也建立奉献制度,持续积累财力。⑨由此,教会逐渐成为力量强大而自成体系的治理组织,成为一个以信仰为依据而拥有广泛治理权的政府。⑩

   这个政府与本已存在的、以国王为首的世俗政府之间自然存在紧张,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有两种:

   第一种,教会政府在世俗政府之上。这就是中世纪的情形,此所谓“政教合一”。政教合一的本质是统一的覆盖欧洲的教会政府控制分散的、因而力量弱小的多个世俗政府,以世俗政府为宗教教化之工具。11教会的权威来自神启和知识,包括神学和教会法学。教会兴办并垄断教育,世俗政府仅仅掌握刀剑的力量,教会政府要求世俗政府依据教义的裁决使用刀剑。

   第二种,世俗政府在教会政府之上。政教合一体制之严重问题在于,教义差异、宗派冲突立刻变成政治冲突,而且是残酷的政治冲突。王权为国王的安宁,乃起而重构政教关系。到15、16世纪,王权力量强化,摆脱罗马教会政府的控制,而将本地教会置于王权之下。由此,教会开始国家化。作为现代国家理论之基石的主权理论,首先是针对统一的教会政府提出的,现在,国王成为国家的主权者。12这样,世俗政府与教会政府的关系被颠倒过来。权力陡增的世俗国家限制了教会政府的活动范围,国家化教会丧失了对大量世俗事务的治理权。

   这样,以世俗政府凌驾于教会政府之上的方式,西方实现了政教分离。从这里可以看出,不论是政教合一或政教分离,都存在某种主奴结构:或者教会政府高于世俗政府,或者世俗政府高于教会政府。

   在此一主奴结构背后隐含着基督教世界政教关系之基本性质:政与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务,两者始终处于分离状态,即便是在政教合一时代。也因此,尽管一个社会的优良治理同时需要两者,但双方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互斥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均具有成为一个整全的政府之权力追求。

   圣、俗两分,政与教之自成体系而互斥的性质,影响了西方关于治理之各种观念和制度:

   政、教自成体系:在现代西方社会,政府有一完整的统治体系,教会也有相当强大的治理力量。天主教固然如此,新教同样有教会组织系统。两者并行而立,而活动于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教会拒绝政府干预,通过各种方式发挥教化人心之社会功能。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此有详尽论述。

   政之中立性:政府排斥教会,完全依照世俗的逻辑进行统治。如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建立国教。政府不应当教化一种倾向明显的宗教价值。政治应当是价值中立的,政府就是一套处理公共事务的技术性规则和程序。

   法律与道德分立,权利与善之分立:在西方现代经验中形成的自由主义理论,长期坚持、反复论证政与法之中立性、去价值化,并形成其基本命题:法律无关乎道德,权利优先于善。政治不应当追求特定的善,支配政治的就是人的欲望和意志,现代权利就是人的意志和欲望之法律表达。

   教育之去国家化:西方传统教育基本上由教会兴办,此一教会教育体系在现代仍占据重要位置。后来由此传统衍生出私立教育体系。这两个教育体系都强调教育之去国家化,拒绝世俗政府介入。

   社会与国家之分立:教会政府与世俗政府的互斥构成现代西方社会与国家二元分离、对立的历史基础。在西方,社会之原型就是教会在世俗政府之外所守护的空间,因此,西方社会理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命题就是,社会与国家之间是分立而对抗的关系。社会自成体系,而发挥治理功能,也即,努力扮演着另一个层次上的政府的角色,为此而拒绝国家。

   当然,上述分立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作为主权者的现代国家,一直努力伸张其教化之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政府在教会教育体系之外,兴办了一个规模庞大、体系更为完整的公立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通过历史、文学、经典等教育,塑造国民的国家认同。

   不过,总体而言,在西方,教与政之间处于分立状态,由此决定了其政府之性质,政、教关系及政府、社会关系之性质等。

   至此,我们看到两种政、教关系模式:秦制是无教之政。在西方,教、政分立,各自自成体系。儒家对政、教关系的看法则不同于这两者,并在西汉中期以后建立了独特的政教兼体而分用体制。

  

   三、政教之主体:儒家士大夫

  

   儒家之社会形态,自始即完全不同于基督教。

   孔子的理想是重建秩序,为此,探寻、守护华夏之道。然此道不在宗教中,不在神启中,而在先王之言、行、制度中。孔子删述诗书礼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3而成六经,六经即为道之文。

   由此就决定了儒家观念之特性。首先,儒家以治道为核心。基督教追求来世之幸福,故对现世的治道并不进行具体讨论,这方面的讨论由政治学承担。儒家没有末世论追求,其思考的核心议题是人世间秩序之创建和维护。儒家思考的对象是治道。

   其次,儒家的治道是历史的、经验的。教会政府的目标是全盘重建秩序,故基督教旨在思考终结历史之道。儒家没有终极理想,儒家在历史性过程中寻求现实治理之改善。故儒家并不试图超越于历史之外,儒家没有构想一套全新治理模式。孔子强调,好的治理模式一定是被经验证明为善的制度之重新组合,《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儒家综合历史上存在的既有社会治理机制,既吸纳古典的礼乐,也接纳新兴的刑政。儒家所设想的治理方式是包容的、多元的。

   孔子以文兴学,孔子之学是“学文”。因此,儒家以学为本,以教育为传道之主要形态。对弟子,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4于庶民中养成新式士君子。儒家士君子群体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具有合群技艺。然而,儒家士君子所结合之团体,并不十分紧密,主要是师徒传道受业之关系。也就是说,儒家始终没有建制化,没有形成基督教式教会组织,没有强固的组织体系,没有自成一个政府。

   因此,从社会存在形态看,儒家内在于社会治理结构中。儒家主要通过教育渗透于社会、政治结构中,儒家就在既有社会结构之中,儒家士君子就在家中,在社会中,在政府中。儒家不把自己设想为自成体系的治理者。

儒家相信,士君子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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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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