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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

更新时间:2014-09-14 18:01:20
作者: 蔡昉 (进入专栏)  

    

   牢记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教训

   上海证券报:四万亿经济刺激带来的后遗症还在发酵,大量的货币投放并没有如愿进入实体经济。那么,钱都去哪里了?

   蔡昉:是的,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和刺激性产业政策导致超过实际需求的货币增长流向哪里了呢?

   日本教训告诉我们,钱会流向股票市场、房地产、海外资产及其他虚拟经济领域,凡此种种。结果形成经济泡沫,也就是在1980年代后期严重的日本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有很多人将日本经济和中国经济进行比较,有人说中国像日本的1950年代、1960年代,充其量是1970年代,这是按照人均收入水平计算的。但是,如果考虑中国 “未富先老”、比较早地用光了人口红利,遇到了人口红利消失的新的人口发展阶段,那么中国更像是日本的1990年代。

   虽然日本走了弯路,失去了二十年,但是由于当年已经是高收入国家,所以,日本可以说是陷入了高水平陷阱。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来得太早。如果中国不能够接受日本的教训,走了日本的老路,那么就会跌入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目前所要避免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我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一个四部曲,走完这四步,就会“成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一步,经济增长减速,这是必然的,自身不能决定的。第二步,面对减速,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减速。如果像日本一样,选择了刺激需求而非通过在供给方面改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那就会造成所有坏的结果: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传统体制的复归,增长方式不能转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等。第三步,收入分配恶化。刺激政策是错的,终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下滑的结果,反而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收入分配恶化。即当收入蛋糕不能再继续做大的时候,有话语权的群体拿到越来越大的份额,那个时候的收入差距扩大就是以弱势群体的绝对恶化为前提。第四步,矛盾激化,导致改革陷入僵局。一方面,这部分绝对恶化的弱势群体会产生不满,变成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强势群体会把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分配体制固化,反对一切改革。因此,体制会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既得利益群体,越来越不利于分享经济增长,体制越来越僵化。这个时候,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就会进入“完美”的拉美陷阱。

   所以,当前最重要的一步,不要把现在的经济减速看作是需求方的因素而过度刺激经济增长。要放下心态来先抓改革,改革是会带来收益的。知道改革会有红利,就容易下决心了。

    

   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中国能有作为

   上海证券报: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中国怎么办?

   蔡昉:应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出在潜在增长率下降,而潜在增长率不能靠刺激需求超越,但是潜在增长率本身可以改变、可以提高。因此,我们应该着眼于潜在增长率,从供给方解决增长速度问题。靠什么呢?靠改革。人口红利没有了,改革红利还在后边。

   挖掘潜在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和新的增长源泉,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如户籍制度、教育培训、企业改革和生育政策等。这里列举的是我相对熟悉的领域,当然远非这些。

   改革红利有哪些呢?比如说:农民工市民化即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继续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改革国有企业有利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训水平,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贡献;此外,调整生育政策也有利于未来的劳动力供给。

   长期看,经济增长速度降下去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永远达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些制度性障碍,阻碍更好地配置资源,更好地挖掘要素供给潜力。消除这些制度障碍,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创造新的额外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

   我不认为所谓“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切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为了以示区别,从需求方也有要改的方面,也可以形成改革红利。比如说三大需求对于GDP的拉动作用,最终消费(至少在过去十年)是对宏观经济起稳定作用的需求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需求拉动因素(而出口和投资需求贡献波动性强,互相弥补),促进消费的各项改革也能创造改革红利。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收入分配,都能够提高消费需求,促进宏观经济稳定。

   因此,需求方的改革,也有改革红利。这样的话,我就和供给学派经济学划清了界限。

   第一,最典型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的作用,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因素。现在农民工虽然可以自由流动到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口就不能在社保、义务教育等方面获得均等的待遇,所以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一旦出现宏观经济波动,或者到了40岁,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形,他们就回家了,劳动参与率被制度性压低了。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把他们变成市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劳动力供给就更加充足了。一旦农民工的收入提高和稳定后,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高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也就像正常市民一样,释放出消费能力,需求因素也随之得到解决。

   第二,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到生产率高的非农产业的流动潜力,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绝大部分是来自重新配置效率,也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改革,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当然,还有触动既得利益的方面。

   我觉得今天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看成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重要的全会,重点就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而在这些改革中,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改革不是以牺牲增长为代价,因为这样的话,有些不太容易形成改革共识,就会形成一定的改革阻碍力量。

   前面的分析说明,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如果是这样,形成共识推进改革,还能形成更好的改革方式。过去的改革叫作“帕累托改进”: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这种改革机会现在已经很少了,将来更是几乎没有了。这时候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体收益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很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就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即可以用总的改革收益,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例如,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形成一种成本分担、收益共享的机制。

   因此,改革与增长不是或此或彼、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产生显著的红利。改革的意义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决心,选择有利于推进的改革方式,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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