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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同: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更新时间:2014-09-13 08:41:34
作者: 徐大同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对西方思想这一特点的精辟概括。他说:"所谓科学显然是对原因的知识的取得",又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第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西方的政治思想也体现出较为浓厚的思辨色彩,表现为追求"知识"的倾向。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将政治现象、政治生活看作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政治的运行要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同时,出于对知识的热爱、追求,希腊人在政治思维上具有一种从产生、性质、目的、作用等方面认识和理解社会政治现象的特点,蕴含有一种探求"真知"的批判创新精神。这种特点不仅促使对政治现象的研究较早地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而出现,并且促使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注重知识的完整和系统。因此,西方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已经产生,并出现了《理想国》和《政治学》这样的鸿篇巨帙。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思想领域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学和其他一切学科都被纳入神学体系,成为"神学的婢女"。但是,从根本上说,基督教神学在思维形态上仍然带有理性主义的特征,具有追求知识、探求事物本质的倾向,不过是用上帝理性代替了人的理性,将对具体知识的追求变为对上帝的存在和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基督教神学虽将对上帝的信仰作为最高理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人的理性的存在,不过,它认为人的理性的任务应该是为信仰服务,阐明信仰所指示的"真理",引导人们认识上帝的存在。基督教神学也追求知识的系统和完整,并借助抽象思辨的方法建立了无所不包的神学体系。

   到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再次成为其文化的内核。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启蒙思想家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们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更加趋于系统和完整。

   与此同时,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也为政治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新方法,几乎每一种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都被运用到政治领域。霍布斯试图将牛顿力学用于人类心灵的研究;格劳秀斯、斯宾诺莎将几何学的演绎法引入政治学和伦理学;孟德斯鸠在其著作中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社会学的方法;而卢梭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人类学和旅行家的笔记。

   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欧洲政治思想从"应然"走向"实然"阶段。因此,除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外,也开始向务实性发展,着重提倡研究"实在的"、"实际的"问题。还须指出的是,美国的政治思想虽然来源于欧洲大陆,按其思想体系说是与欧洲大陆一脉相承的,但在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务实的特点。

   (二)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侧重点不同

   前面已经指出,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和管理国家是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但是,中西政治思想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主要不是解决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也就是为君主提供所谓的"治国之道"。荀况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注:《荀子·王霸》。)这就是说国家问题主要是用什么原则、方法和由什么人来治理。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特别注重如何在维护君权之下,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使统治长治久安。它始终把重点放在人际关系和治国原则的研究上,关注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和为政、从政的方法。

   对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的问题,传统政治思想从来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自古就认为国家是"奉天承运"(奉天之命、承祖之运)而来;另一方面,中国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几千年基本的国家制度。分封与割据虽然也曾出现过,但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则是主流形式。一直到了清末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一些思想家才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提出重新认识国家、和变革国家政制的问题。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呈现出从管理国家到认识国家、组织国家这样一个顺序。

   不同的是,西方的思想家们在探讨政治问题时,普遍地关心和要求解决的是人为什么要过政治生活,为什么要建立国家的问题。他们试图通过对国家的起源、本质、作用、分类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证,达到对国家完整的认识。

   另外,政体问题也是西方思想家特别关注的问题,这是由西方历史情况所决定的。早在古希腊,历史上和现实中就存在各种政体形式。这使得希腊人普遍地把他们政治生活的优良与否和国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认为现存的政体并非唯一可能的选择,而要寻找一种能够实现"正义"、"善"的良好政体形式。所以,他们常常将政体的不同视为国家性质的不同,政体的改变就意味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古希腊人对政体的这种普遍观念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将寻找、设计最优良的政体作为他们思考、著述的目标。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政治学》,它是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对希腊150多个城邦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其利弊得失之后的结果。西方政治思想在主题上的这一特征经由中世纪一直传承到近代,并最终产生了丰硕的政治文明成果。

   总之,西方政治思想从古代一直到近代,始终重视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的问题,管理国家的问题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引起思想家们的突出的关注。因此,西方政治思想在国家问题上呈现出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到管理国家这样一种顺序。

   (三)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发展轨迹不同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可以说是"一贯型"的,几千年"一以贯之"。虽然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王朝更迭,政治思想的表现形式也发生过多种变化,并曾受到外来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但是却"万变不离其宗",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几千年基本精神不变,主流不变。这种主流从其基本内容说,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君主集权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已经多有论说。(注:参阅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先生主张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上体现为王权主义。这个看法我是赞同的。但是"王权"基本是各个国家都曾存在过。为了体现我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我们采用了君主集权主义,即历史上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但国家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君主手中。分封制是皇帝主动把地方权力分与下面同姓或异姓的;割据则是地方势力跋扈所形成的地方独立王国。我国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以后,诸侯贵族便逐渐失去政治统治权。只能"食邑",不能统治。虽然也有分封,但诸侯王只可"自娱宫中,不得干与政事"《三国志·吴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各种形式,也都是为君主的一尊统治出谋献策,制造理论根据和社会舆论。

   早在殷周时期,就已提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天下"思想。君主集权思想即已经开始萌芽。在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春秋战国时期,重新建立统一的王权就成为百家诸子的共同政治理想。儒家孔子的"尊周"、孟子的"定于一"、荀子的"隆一";墨家的"尚同",特别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所谓的"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注:《韩非子·扬权》。),更为明确地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注:这里所说的君主集权就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的国家管理形式,君主专制则是形式上国家一切权力由君主个人独断的一种体制;中央集权是指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形式。)秦始皇片面推行法家思想,结果秦王朝二世而亡。汉代统治者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策,结合秦王朝灭亡教训,对先秦思想文化资源进行了总结、选择和取舍,一些思想家也积极地与统治者合作,使其思想上升到政治操作层面,于是,汉武帝接受董中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维护专制君主统治的主体思想,历经几千年不衰。但这并不是说,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在思想形态上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相反,它是"不变中有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具体形态上的变化,作为其主体的儒家思想也不断地受到法家、道家、阴阳家、佛教思想等影响,并与之结合,形成"王霸道杂之"、"儒法合流"、"儒道互补"、"儒道释三教合一"等学术景观,衍变出谶纬学、玄学、理学等形态。

   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则可以说是演变型的。在横断面上,西方政治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虽然也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但在纵向上,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则经历了不同政治观的演变。

   根据政治秩序建立的来源的看法,西方政治思想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的演变。当然,这几种政治观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时期,而只是反映某一时期的典型政治观。自然政治观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基本政治观,它将政权的来源看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它认为一切事物,包括世俗政权,都来源于上帝的安排;权利政治观则是西方近、现代的基本政治观,政治权力的建立是来源于维护个人权利的要求。

   但是,我们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是演变型的,并不等于否定它内在的继承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是"变中有不变",其中的某些基本要素始终没有中断,它们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些要素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这样一些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建构,而这些观念恰恰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由主义"看做是贯穿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自由主义"滥觞、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不是指某一种意识形态、社会政治运动,也不是某一种经济政策、生活方式,而是一种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具体地说其基本特点有:它以个体本位为认识社会的基石,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出发点,主张平等;坚持民主政治,将国家视为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工具;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赞同宪政、法治;强调妥协的必要性,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进步。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虽然还存在极不平等的奴隶制,个人权利观念还没有形成,而且整体主义政治观下的自由还主要是一种"古代人的自由",直接民主的政体形式往往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但是,公民之间的平等观念、法治精神在古典时代已经开始形成,而且作为近代自由主义之理论外壳的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思想也已经开始萌芽。尽管神学世界观笼罩了西方中世纪,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流传下来的思想要素,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在西方保存下来。基督教在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上也孕育着自由主义的内涵,并对近代自由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注:参阅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直到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据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导地位,成为政治思想中的主流。所谓其他各种流派,除少数思想派别外,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或变体。

三、正确对待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思想成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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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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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京)200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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