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马德普: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

更新时间:2014-09-12 15:58:40
作者: 马德普 (进入专栏)  
但是,他对启蒙运动原则的新解释以及对情感因素的强调,使他又成了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不仅用一种历史的观点看待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而且对人类的语言、情感、私有制、阶级划分等精神和社会现象的解释,已经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以至于被普列汉诺夫称赞说:"在说明人类文化发展过程方面,卢梭表现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尤其是著名的《古代社会》一书作者美国人摩尔根的最卓越的前辈之一。" 除此之外,卢梭的儿童教育思想包含了这样的认识,那就是,即使儿童没有得到发展,但他却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理性和概念;教师则一定要了解和同情这种生活,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它,并以一种对其本身是适当的而又自然的方式帮助它发展。这种认识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一定永远不要做启蒙运动历史学家所经常做着的事,那就是以鄙视和厌恶的态度去看待以往的时代;历史学家必须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他们,并在其中发现真正的而又可贵的人类成就的表现。" 这些认识,无疑对后来的历史主义有着直接的影响。

   按照伯林的看法,卢梭虽然对浪漫主义有重大影响,但还算不上是浪漫主义之父,因为他的思想与百科全书派没有太大区别。 他认为,真正的浪漫主义之父,是德国的赫德尔(Herder,又译:赫尔德)和康德, 其他代表人物有:费希特、席勒、歌德等,后来的尼采、存在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都有浪漫主义的影响。在他看来,浪漫主义有两个最深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疯狂的要素:一是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二是否定事物的固有性质,试图推翻事物具有稳定结构的观念。 其核心则是要突显意志和人的活动性及其不可言说性,因为它是处于永恒创造之中的。

   赫德尔作为浪漫主义之父,从以下三个方面否定了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第一,否定启蒙运动关于艺术和文化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普遍价值(如和谐等)的观点,认为它们的价值在于个人或群体的表达、言说和交流。第二,否定启蒙运动的普遍人性观,认为人生来都归属于某个群体(民族或种族),这些群体又由其生存的环境塑造出独特的体质和精神特征。第三,否定启蒙运动关于各种理想可以兼容的观点,认为不同种族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不同,因而都有自己的幸福观和生活理想,并且这些理想之间还是互不兼容的。 用伯林的话说,赫德尔的独特贡献就是,他"无论是在行动还是在思想方面,否定了一致(unity),否定了和谐,否定了理想的可兼容性。" 赫德尔的这些思想,大大开阔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使人们能够以更同情的态度去看待过去的时代,而这些时代过去只是被启蒙运动思想家作为未启蒙的或野蛮的时代来看待的。

   赫德尔非常强调,要理解各种文化现象,就必须进入其独特的生活条件。比如,一向在北海波涛中经受风浪打击的人,才能够充分理解古老的北方吟唱诗人的歌谣,这是那些从未见过北方水手搏击风浪的人们所绝对做不到的;只有那些努力进入约旦丘陵上那些原始牧民的经历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圣经》。因此,他断言,根据一套所谓普遍正确的教条主义原理,给各个文化整体的优劣分出三六九等,是既徒劳又盲目的做法。 伯林认为,赫德尔关于只有和你的环境非常相似的人才能被你所理解的观点,是整个历史主义和进化论观念的开端。

   赫德尔还反对自然法学派离开社会谈论抽象人性的做法,他写道,"假如我把人身上的一切都归结为个人,并否定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个人与整体的相互联系的链条的话,那么人的本性和人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便始终是难以理解的了,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光靠自身都不能成为人。" 与启蒙思想中的普遍人性观念相反,他主张人类特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他们身上最偶然的东西。 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自然环境,它的语言、科学、艺术、手艺等文化因素,以及人的劳动与劳动工具的创造等活动,都在塑造着人的特性,促进着人的发展。他甚至认为:人性是"易塑的粘土,在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因而,"没有一个人、一国的国民、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过去、一个国家是彼此一样的。因而,他们之中的真、美和善也都是不一样的。"  

   康德尽管曾是赫德尔的老师,但是他的历史观却受其学生的影响。在赫德尔的《人类历史哲学观念》第一卷于1784年春出版后,康德即阅读了它。虽然,他对书中的许多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却激发他去思考了书中提出的问题。他思考的结果就是1784年11月发表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第二年又发表了《评赫德尔〈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一文。康德的历史观是启蒙运动观点和浪漫主义观点的结合。他赋予大自然以目的性,认为自然的目的就是发展她的所有自然秉赋,而这最终只有在人类身上才能得以完成。人的自然秉赋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理性的发展;但是,人的理性发展不可能靠个体在有生之年完成,而只能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之中完成。 同时,大自然使人类理性发展的手段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即人的社会化倾向和单独化(孤立化)倾向的对抗。这种对抗,特别是人的非社会性或非理性因素,如权力欲、贪婪心、虚荣心等,在人的历史发展中有着关键的作用。他说:

   "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而且是其本身确实是并不可爱的性质,……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谐、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人类若是也像他们所畜牧的羊群那样温顺,就难以为自己的生存创造出比自己的家畜所具有的更大的价值来了;他们便会填补不起来造化作为有理性的大自然为他们的目的而留下的空白。"正因为人的这种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的生活与历史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呼吁:"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

   康德认为,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大自然给人类提出的最高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这种社会,不仅在国家内部有一个完美的即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而且在国与国之间,也有一个各民族联盟的类似公民宪法的共同约定和立法。这种世界公民状态,是大自然得以在人类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秉赋的唯一状态。它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也是一个遥远的千年福王国。这个千年福王国,实际上就是启蒙运动的永恒正义的理想王国。不同的是,启蒙运动试图通过理性的启蒙,断然和过去的蒙昧决裂,即刻实现这种千年王国;而康德则看到,这个王国的实现离不开人的"蒙昧"的非理性的冲动,它实际上是人的社会性和非社会、理性和非理性矛盾对抗的自然产物,而且它的真正实现还在遥远的将来。

   康德这些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它既论证了启蒙运动或自由主义理想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因对非理性因素的颂扬而为浪漫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历史过程的思想无疑进一步激发了历史主义的思想潮流,但其目的论的历史观又带有明显的宿命论和决定论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后来被黑格尔进一步发展成为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黑格尔曾被柯林武德称之为是由赫德尔开始的历史学运动的高峰, 也被卡尔·波普称之为"全部当代历史主义的源泉" 。这里的历史主义,当然是波普意义上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即历史决定论。 实际上,黑格尔的思想既是历史主义的,又是决定论的。说它是历史主义的,是因为黑格尔对历史的认识包含了发展变化和过程的意识。说它是决定论的,是因为黑格尔讲的历史过程在根本上是一个逻辑的过程,或者说是被某种普遍必然性支配着的过程,个人包括伟大人物,都不过是实现这种必然性的工具。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决定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决定论,即决定历史发展的是绝对理念自身的内在逻辑;因此,历史的过程只不过是绝对理念自我展现或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预先命定的过程。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决定论,实际上离开原来意义的历史主义已经很远了。像历史法学派那样的历史主义,虽然也承认所谓的民族精神,甚至把民族精神看成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否认这种统一的普遍性的历史过程,而是强调具体历史环境的具体关系,并因而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的继承性。所以,说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决定论,尽管借鉴了当时在德国流行的历史意识,但,其实它只不过是法国启蒙理性主义的一种德国变种,是一种披着历史主义外衣的普遍主义。用Paul Hamilton的话说,黑格尔是在更高水平上再现了启蒙运动的普遍原则。 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巨大影响,他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主义的传播,但也在更大程度上败坏了历史主义的精神,把历史主义引向了邪路。可以说,黑格尔是使历史主义滑向一种拙劣的历史决定论的罪魁祸首。

   兴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历史法学派,既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产物,也是历史主义(historism)这一思想学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戈、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和萨维尼。其中,胡戈最早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法律只有通过民族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因为法律本身也是那个生活的一个部分和表现。同时,他还宣称,研究历史不是要阐明原则,而是要发现原则:自然法则必然要让位于历史法则。 萨维尼曾坚决反对制定一个全德统一的法典,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一切法律本来是从风俗与舆论而不是从法理学形成的;也就是说,从不知不觉的活动力量而不是从立法者的武断意志形成的。" 在他看来,法律像语言一样,是民族生活的表现;它是从民族的经验与需要之中,经过自然的过程而成长起来的。正如语言学家不能被称为语言的创造者一样,法学家也不能被称为法律的制定者,他们都只不过是发现了群众生活所创造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对自然法学派和启蒙运动宣扬的普遍理性和永恒法则的彻底否定,是用一种有机的、进化的观点来看待法律,主张让法律在民族精神中历史地、自然地成长;而不是凭借立法者的理性或意志,按照某种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则,去任意地创造法律。历史法学派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德国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起了维护传统、抵制变革的作用,但其认识上的真理光辉丝毫不会被其政治上的保守色彩所遮蔽。所以,一个半世纪以后,萨维尼的思想还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大师哈耶克的推崇,哈氏的法律是从进化过程中发现出来的,而不是发明出来的这一思想, 显然是从萨维尼那里继承而来的。

   进化论的主要成就虽然是在生物学领域,而且是以达尔文为代表,但进化论思想的最早萌芽却是在社会学说中。这种对社会现象的进化论认识,是推动历史主义兴起的另一股强有力的力量。这种进化论,首先强调的是某些社会现象的自发性质,也就是亚当·弗格森所说的"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 ;其次强调的是这些社会现象的发展演变性质。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些进化论思想,最早体现在18世纪下半叶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的经济思想中,后因边沁功利主义的兴起而蒙受挫折;不过它却通过洪堡和萨维尼的努力, 在德国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并通过萨维尼的追随者享利·梅因爵士而被重新植入英国的思想传统之中。  在19世纪的欧洲大陆,这种进化思想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最主要表达者,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他在1883年对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所做的研究, 充分地重申了制度的自发型构以及这种型构的遗传性特征等问题,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的核心地位。

对社会现象的进化论认识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先导。所以,哈耶克指出,"正是对语言和道德、法律和货币这样一些社会型构物的讨论, 才致使(规则)进化与秩序的自生自发型构这一对孪生观念最终在18世纪得到了极为明确的阐发, 并且为达尔文及其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些能够被他们适用于生物进化研究的智识工具。18世纪的那些道德哲学家和历史法学派与历史语言学派完全可以被称为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使进化思想发展到了高峰,并深深扎根在了人们的思想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778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