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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洪果:我的教育梦

更新时间:2014-09-12 01:05:07
作者: 谌洪果  

   第一篇:大学精神的核心在于多样化

  

   回顾大学作教师期间,我有过不少个体化的选择和教学实践的探索,比如宣布拒绝参评教授职称、邀请知名专家给学生讲座、组织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以及最后以一种“悲情”的方式辞职等等。在经历这些事的过程中,听闻最多的质疑声就是:你何必标新立异、自找麻烦,好好完成你的教学任务不就得了?别的那么多优秀老师都能“安分守己”,你为什么就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作为?还有人甚至把这种质疑推到极致,说:假如人人都和你一样,那岂不是乱套了吗?

  

   对于这些不同声音,我当然都是欢迎并认真对待的。我更希望看到,学生老师们对大学校园里的所有问题,都能够有公开发表批评意见并坦然进行对话沟通的平台。不过,上述质疑包含着极大的误会,即试图以单一化思维来评判多样化行为。对此我的回应也很简单:“我就是我,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呢?”把这一回答稍加普遍化,可以说:在大学生活中,在事关个性、风格、思想、观念的问题上,不必强求一律,要学会包容差异。

  

   我多少理解提出质疑者的心态:他们心目中有某种行事为人之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并且不愿意这种标准受到冲击。当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时,便本能地想要反对。可惜的是,这些所谓的标准不过是预先刻入头脑中的那些被格式化了的东西,是僵化的条框和模子。当然,每个人无论怎么转变,自身看待人世的参照系总是存在的。所以,问题也许不是一个人是否该有自己的标准,而在于他能否强迫别人跟自己的标准一样。更何况,尤其是在大学里,有关价值观、生活方式、教学模式等,本来也不存在什么绝对正确的标准。

  

   因此,允许自由地尝试、实验和创新,对于大学精神尤为重要。强调学术的自治、自由与独立,并不意味着不同观点之间的隔阂对立,而是重在反对以某种定于一尊的模式来囊括或取代多样化的实践。多元与差异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多元与差异这一正常学术生态的莫名恐惧。霍姆斯曾说,宪法本是为具有根本不同观点的人制定的。他所描述的制度和他对自由的捍卫也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繁荣与活力,有赖于丰富的思想市场和有助于多样性生长的土壤。社会如此,大学更应该这样。多样化精神对大学而言,就如空气对于呼吸一样不可或缺。

  

   大学多样化精神的萎靡,我在课堂上更是有真切的感受。许多人对于大学课堂的一元化想象根深蒂固,从而很难理解大学课堂的真正意义所在。长期填鸭和应试教育的结果,不仅使太多学生形成思维的惰性,只想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而且令他们对教师也有偏颇的期待,把其当作灵魂工程师或真理的化身。这样所导致的倾向或风气即是,课堂成为了照本宣科或自上而下传授知识的场所,而不再是师生共同探索真理的所在。学生因为没有主动思考,积极参与,所以在课堂上只是作为客体而存在。他们不是看重课堂上平等辩驳和思维训练的过程,而是看重那微不足道的正确答案和学分成绩。

  

   如果我们秉持多样化的态度,就会明白,课堂上老师具体持有怎样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提供的论证是否充分有力,他对问题的剖析是否深刻细致。这才是真正的教学价值中立。如果我们秉持多样化的态度,也当明白,课堂是开放的、动态的未完成时,老师要勇于接受学生的质疑,学生也要坦然适应老师的挑战。课堂不需要煽动,也不需要迎合;拒绝东拉西扯,也拒绝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秉持多样化的态度,就应该认识到,学术无禁区,这是实质性的要求,师生在课堂上自由思考的权利不受外在权力的干预;课堂有纪律,这是程序化的要求,师生应尽职本分,以宽容的心态平和理性地讨论问题,允许自由批判,不打压不同声音。

  

   我强调多样化,更深沉的关怀在于,大学需要注入多元的力量,并让这些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相互激发促进,活跃思想市场,提升精神境界。易言之,大学校园的每一份子,都有责任为大学贡献自己那独特一元。由于对多样化精神隔膜,许多学生对于从小到大一直支配着他们身心的单一教育模式的危害习焉不察,却对大学里出现的微弱而宝贵的多元尝试机会感到忧惧。例如,我在大学里开设的有些课程(并非全部)注重对人文经典的精读,也试图传达些许纯粹的理想主义。在今天大学实用功利甚嚣尘上的氛围里,这显然不过是非常稀缺的一元,其影响根本就不可能抗衡那庞大的政治与市场双重化挤压的力量。但却有人以为这种开阔思维视野的课程会让学生变得盲从,使他们因为看重尊严个性而不适应社会等。这些无稽看法实在是不了解我的课堂容许学生平等自由批判的氛围,也低估了多样化环境下学生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当然,他们也不会真正理解,培养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生,才是一名教师真正荣耀的标志。

  

   大学的多样化精神还应当体现在大学与社会之间。与社会相对应,大学也必须捍卫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今天中国大学的一大现实是,其对利益追逐和对权力崇拜的风气,甚至比社会还要严重。大学诚然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种服务功能并非对社会亦步亦趋,而应该引领社会风气向文明的高度迈进。这是大学的重要使命。对学生而言,大学教育是其人格塑造、能力培养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阶段,学生今后当然要适应社会,但也要有改变社会的抱负。

  

   这又回到了所谓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了。我想说的是,理想的高度决定了现实的宽度。大学不实现多样化就没有出路。同样,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越来越走向多元。正因如此,学会多元开放的心态,就非常重要。要在大学期间养成多样化思维的习惯,坦然接受别人与自己的不同,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同时抛弃自以为义或自以为是的偏见,尊重别人的独一无二,这样才能以平等和尊重的姿态谦卑合作,共创未来,形成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好格局。多样化选择既是压力,也是机遇,每个年轻人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多样化进程中来。如果你不提供属于自己的一元,你就把标准拱手相让,把命运拱手相让。

  

   第二篇:大学教育的自由与开放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说过一句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对大学的这番界定,至今仍然是许多中国大学难以企及的标杆。但我认为,梅校长对大学的界定还可更进一步。大学之大,其实也不只在于大师,根本还在于其自由与开放的气度。如果说多样化是大学精神的核心,那么自由与开放就是大学教育的灵魂。没有自由开放的平台,教师们就不可能追随自己的兴趣,充分闲暇地思考,不受束缚地追求真理。当大学的教师只能受制于评审、课题、奖项等体制化的评价标准时,他们就只能成为教书匠和伪大师。

  

   但我说的自由与开放的重点还不在此,其重点在于大学教育中以学生为主体而形成的自由交流的教学风气。在这个意义上,教师的角色必须予以重新定位。教师当然要以大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专业研究越扎实,其思维方法越独到,其视野判断越深邃,对学生就会有更加正面的影响。但这还不够,而且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大师形象”往往会被自己、体制和学生树为真理的化身,而这是我在讨论大学多样性精神时就非常警惕的。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言,教师的言传身教,著书立说,都不过是为了辅助学生的成长。学生才是主角。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教师只能充当灵魂的助产士,他与学生的诘问辩难,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最聪明或最正确的;而他的学识与方法,也不过是激发学生成长的指引或工具而已。

  

   是的,我提到了苏格拉底。他与东方的孔子,都是自由开放式教育的典范。《会饮》中的苏格拉底,在与年轻人饮酒欢宴间,便完成一场生动有力的教学实践。这样平等而其乐融融的场景是我向往和实践的,尽管我早已戒酒了;我也因此很敬佩那个哈佛教授,他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几名学生围桌而坐,抽着雪茄烟斗,讨论了一学期的弗洛伊德与路易斯。那才叫真正的“熏陶”,尽管我并不抽烟。《论语》里的孔夫子也是这样。他虽然比苏格拉底要平和慈祥得多,但在与学生交往中也是真情自由挥洒。他从来不会有对礼义仁智信等做僵化的定义,而是因材施教,在具体语境中启发开导学生。这就是自由教育的精髓,如李政道回忆的那样,西南联大的学生不是一个模子培养出来的,每个学生就是一粒种子,而教育,要配合这样的个性来实施。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教育也是开放的教育,他们把遇到的人,无论贤愚;面临的问题,无论难易;所在的任何地方,无论大街,还是法庭,都当做了实施教育的舞台。今天的大学,虽然已经成为建制化的机构,但这种开放性精神是仍然是弥足珍贵的。在我看来,大学本就应该没有围墙,尤其是精神的围墙;大学教育也早该超越课堂和讲堂,超越那种先生教学生学的方式。教育体现在大学生活的每个细节中。我期待我们的学生也能拿出睡懒觉看黄片打游戏的激情,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投入到对真理的热爱、对责任的担当、对创新的着迷、对人格的完善当中。

  

   我在大学里也一向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由开放的教育主旨。课堂内外经常性地与学生自由互动、平等辩驳自不用说。宣布不参评教授职称,我公开撰文,接受访谈,目的在于激活对大学学术制度的讨论;读书会,我创新形式,微博公布内容,欢迎关心公共理性的校外人员参与其中,当读书活动受到阻碍,配合抗争过程,我前后撰写了六篇文字,不厌其烦与学生交流其初衷、意义及其背后的学术尊严;被迫辞职,我发表公开信长文,不仅叙说个人遭遇,更是在对大学体制的一些问题进行描述和反思。最重要的是,这次辞职事件所引发的全国范围的母校学生校友的激烈论战,我认为是自己作为大学教师开展的最为精彩最有意义的一堂课。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我自己的言说、行动和选择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有很多可供探讨批判之处,但能将之转化为教学案例(包括这三篇反思大学教育的回应性文本),以此推动的多元自由开放的教育理念,这是我倍感欣慰的地方。

  

   我得再次强调,自由开放式教育意味着学生才是大学真正的主人。大学生要把自己作为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成年主体来看待,从奴性的观念窠臼中解放出来。周其仁教授十多年前就讲过,美国的年轻人在车库、地下室里勤奋创业,我们的年轻人却在地下室、出租屋里勤奋备考。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临渊羡鱼,或者提倡大学期间就盲目创业,而是为了退而结网,让我们认识到正是在强调自由开放多元的大学体制下,才能一波又一波涌现出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样的不循规蹈矩引领科技和商业进步的精英。

  

   自由开放的教育,还意味着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也要从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市场等外在目标中解脱出来。正如我在前一篇所指出的那样,大学的服务功能是自然之事,本不必刻意强调。关键在于,如何服务得更善更好。大学只有保持自主自治的精神,只有具备自由开放的灵魂,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进步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教育,意味着师生要不计功利成败地追求真理,就像王小波所举的那位老师所言:“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服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Andrew Abbott教授对教育的看法:教育没有目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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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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