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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艾尔曼:突破史学危机

更新时间:2014-09-09 16:04:34
作者: 本杰明·艾尔曼  

   艾尔曼:中国的科举制度考的是四书五经,一般人考上了都会选择去做官,考不上的人只能寻找别的出路,比如做医师或者算学家等等。这种选择的差异决定了,当时的中国,科学家和自然学不是主流,而是二三流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95%的人是不成功的;剩下的5%才有可能名垂青史。我认为,科举制度使我们忽略了那95%的能读能写的人,他们在考试失败之后做什么了?他们做医师,研究自然学,或者写小说,比如蒲松龄这样的人。要注意这些人。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有宗族关系,比如一个算学家,家里很可能有算学的传统。自然学之所以成为二三流的学科,和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

   问:我也注意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中国文人很重视立德立言立行,但大多数科学家们却没能把言行或作品流传下去。尽管中国也有科学类著作,但只是少数。您觉得原因何在?

   艾尔曼:你说得对。问题在于我们能看到的书基本都是有名的人写出来的。而在明清,只有有钱有势的宗族、佛庙才有资格印书,一般人是没有权力自己印书的,他们可能只有一些手抄的作品流传下来。始终有一群人是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我们看到的书和资料,都是高级的,大部分都是男子写的,很少有女子写的。当然明清时也很流行女子写诗,我也发现有女子的诗集,但问题始终是,这些集子是谁的,是怎么印出来的?如果宗族中有关系有权力的话,那么自然有能力出版,除了作品还有族谱之类的,但像这样能印刷出来的,毕竟是少数的。历史资料因此成为精英资料。

   问:在您研究中国科技之前,西方已经有了比较权威的成果,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

   艾尔曼:这本书贡献很大,李约瑟分析了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包括算学和地理学在内的自然学的发展。但他最根本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他认为中国既然有那么多学者和发明,为什么没有自己发明近代科学呢?欧洲人为什么成功,中国人为什么失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们应当分析的是中国人为何这样,欧洲人为何那样,而不是为什么中国人不能那样。这种态度和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五四运动以来的态度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发明科学?八千多年前,为什么是中东地区的人发明了农业而其他地方却是落后的……我们现在对这类问题已经失去兴趣。问题不在于是谁发明了科学,而在于科学普及之后中国人对科学有怎样的兴趣,以及21世纪科学高速发展之后,中国、日本、印度是否可能超过欧洲和美国。现在,中国学生对科学了解比较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学生却了解得较少。所以,我认为,李约瑟的贡献是很大的,但他有自身局限,他将很多人的思维导向了为什么中国人是失败的,现在是时候离开这种态度了,失败和成功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观点了。

   问:阮元在《畴人传》中提出过要培养"畴人",他还创办了东海堂书院,被琼斯(SusanMann Jones)和孔飞力描述为"在中国南疆的商业城市里任教所在的一小块飞地(enclave) "。您怎样看待阮元的培养方式?

   艾尔曼:阮元在国子监就已经开始进行算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教育,也收集了很多资料。他在朝鲜找到了在中国早已失传的明代算学家的《算学启蒙》一书,虽然主要内容是天文学的,但也和算学相关。

   那时,他们虽然没有发明现代科学,但他们重拾了中国的算学传统,找到了很多算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资料,后来又涉及微分积分,一方面增加了算学家的传统算学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以后更快地接受欧洲的新方向新知识。阮元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此外,他的书中还有很多外国人的传记,比如牛顿等等,说明他的视野很广泛。

   但他有一个观点,我们当然是不会同意。他认为"西学中源",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以前都有。这种说法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利用为这些西方科学家作传,来说明新知识在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在后来丢掉了或是渐渐失去了兴趣,所以,现在恢复起来很容易,欧洲之所以在近代发明了科学,并不能说明欧洲比中国好,只能说明欧洲继续实行中国丢掉了的传统,所以成功也是当然的。在清朝,类似这样的带有政治倾向的看法是很主流的。虽然到了清末,"西学中源说"已经失去效用了,但在阮元生活的时代,还是很有用的。

   不论是汉学还是宋学名义下的三代典制都经受着信仰危机,帝国再也没有从这场危机中复兴向考据学的转向表明,对帝国体制的信任危机已延伸至明代以来儒家知识分子信奉的价值本身。

   问:您认为,考据学的兴起是知识分子对于他们一贯信奉的价值观的一种怀疑。然而,在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更多是成为政治的附庸,有自身的限制。您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艾尔曼:这不是我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你们应当解决的问题。以前,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念书来做官,从而掌握权力,但现在知识分子只在大学教书,不做官,就没权力。美国学术界也有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影响力很大,但在政治方面却没有权力。中国的很多领导人是工科或者商科背景,科学家在现代中国是很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而美国官员则是法律背景比较多,他们更懂得怎么样为一个问题辩护,却不知道问题该如何解决。

   问: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吧。

   艾尔曼:没错。中国的革命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中国之前的传统是把知识和政治放在一起,而革命之后却完全改变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清朝之前,知识分子很有权力,可以通过科举来影响一方,但到了20世纪,像鲁迅等人,他们在文学上很有影响,但他们在社会政治和法律等领域的影响却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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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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