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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日本为什么总是中国民族主义发酵的温床?

更新时间:2014-09-07 09:46:58
作者: 王柯 (进入专栏)  
所以轻言抗战的豪言壮语将招致亡国,故而他们反对轻易对日宣战。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从1932年的淞沪抗战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一连串的抗日呼声,证明中国民众在面临民族存亡之时,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空前的觉醒"。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言:"一个月之内解决支那事变",但是在短时间内征服中国的美梦很快落空。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国人表现出了"必死的民族抵抗"。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表明态度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在民族大义面前,各个党派势力抛弃前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年抗战"因此也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中国近代的"尊王攘夷"、造就具有国家意识之国民的运动。

    

   "同文同种"是一种鸦片

   日本之所以对大陆野心大增和敢于最终发动侵略战争,是与明治维新以来推行近代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分不开的。而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战争等手段直接刺激了中国近代国家思想的启蒙。变法派以为中日两国国情接近,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可以为清王朝所借鉴,因此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了戊戌变法的模型。而革命派则学到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想法又得到了抱着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日本大陆浪人、以及政界和军界的怂恿。长期对日本的政界及民间抱有极大期望的孙中山,将日本视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一直期待通过联合日本的力量,前期是为了实现中国革命,后期是为了对抗西方列强。他在1915年2月5日与日本民间人士间签订的"中日盟约"中承诺给予日本的利益,甚至都超过了对华二十一条的内容。

   从1896年起,清国内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日本留学的兴起和发展,其原因可以列举出清朝政府的支持、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1904年)、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以及图谋通过接受清国留学生在大陆扶植亲日势力的日本矢野文雄公使向清朝发出的邀请等。但不论是哪一种理由,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民众以及青年学子所接受,就是因为它与当时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中的"同文同种"的因素相通。

   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为其极力推荐中国青年选择日本留学的理由作了充分说明,除了政治的考量之外,两国地理、风俗尤其是文字之接近也是他用来打动人的地方。而在留学生自己的叙述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关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内容。然而,中国人对于中日两国关系这种基于人种、文化上的主观认识,实质上具有居高临下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味。因为在"同文同种"的想象中,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不过是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延长线上成立的。这种意识或者事实关系,在中国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时进行强调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日本产生侵略大陆野心时自然要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当然在日本,也有像岩仓具视、樽井藤吉那样从"同文同种"的意识出发,提倡日清或者日清朝(鲜)建立同盟关系的人物。但是幕府末期以来所谓唇亡齿寒的东洋同盟论,比起"同种"的意识来,更加重视的还是地理上的两国或三国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其收益的目的还是为了阻止欧洲列强对亚洲的入侵。福泽谕吉就是在看到东亚各国不能进行国内改革,因此无法与西洋列强抗衡的前提下,看出了对于日本来说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无用,于1885年发表了《脱亚论》的。因为将一切为了日本当作唯一的目的,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其实从最初就为日本定下了将亚洲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方向。

   与中国人更希望把中日两国的关系放到人种和文化的联系中去理解相比,近代日本其实最初就是把两国关系放到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即使有部分日本人一度想到过的亚洲团结,最终也不过是日本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上述终极目标下的一颗棋子。在如何认识两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社会中全心全意地真正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仅限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个别"中国浪人";而孙中山却不分朝野一直追求与日本的联合,直到1919年才开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

   然而,变法运动也好,民族革命也好,日本留学也好,不论哪一个其实都是在证明首先接受了西欧价值的日本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逐渐从崇拜转为蔑视。"秃子头的李鸿章,最后变成了秃和尚",这个俗语很好地诠释了当时日本人看待中国人的心理,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社会里作为一种蔑称的"清国奴"开始普遍流行。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清国留学生,对此最为敏感。"在留学生中之所以反日人士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对日观中,加入了留学生活的实际体验,从而使日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形象被扩大了。"(『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第Ⅱ集,)。事实证明,在日本原本希望培植成在大陆的亲日势力的清国留学生中,有许多人日后反而变成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先锋。

   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日本人事实上在福泽谕吉的时代就已经抛弃了"同文同种"的思想,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一直难以舍弃"同文同种"的幻觉。从孙中山、蒋介石一直到共产党,"同文同种"的意识一直都活在历代的对日关系中。蒋介石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会反复向国民诉说日中两国原本同文同种,本应互相提携成为友好邻邦;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家,也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依然强调中日两国原是同文同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徐福传说"越传越广,甚至还在"下海"之处建起了徐福庙,包括许多对日本抱有成见的国民也乐此不疲地通过"徐福传说"对"日本人本是中国人的后裔"一说进行求证。

   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文同种"的思想就像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麻醉的鸦片。然而可怕的是,这种鸦片会带来剧烈的副作用:越要说明自己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就越想证明日本与中国为"同文同种";但是由于日本拒绝这一包含中国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祖国意味的思想,想证明"同文同种"的愿望越强烈换来的失望感也就越强。于是,在这样一种"同文同种"的语境中,能够出现的因素就只有中国的强烈"期待"和日本的极大"背叛",而结果也只能是激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不得不承认,"同文同种"这个鸦片制造出来的幻觉,在以对抗反抗日益膨胀的日本侵略主义的民族主义为背景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了迷惑中国人的兴奋剂的作用。

    

   不断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温床的日本

   费正清曾经指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毫无疑问,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背景上,的确有清算近代史上所遭受的耻辱的历史成分。但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耻辱感之形成,与以侵略中国为背景的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时至今日日本的政治家和日本社会中所存在的根深蒂固、不断蔓延的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行,又是不断刺激中国反日民族主义膨胀的原因。

   毫无疑问,近代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对抗侵略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无疑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和平时代它就有可能变成威胁社会稳定和再次把国家和国民推到战争边缘的因子。在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果还要把它当做是民族国家发展最高的唯一价值,就无异于是把自己从国际社会中孤立出去。而今天,对经济联系已经达到了可谓生死与共地步的中日两国来说,只有建立起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才能利人利己。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层次上,民族主义的影响都应该得到适当的控制。然而,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被侵略的历史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被动型的民族主义。因此,控制中国民族主义使其不再膨胀的关键不在于中国自身,而在于有没有受到外部侵略以及会不会否认那段侵略过中国、并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巨大创伤的历史。

   但是遗憾的是,今天仍然不停地揭开那块伤疤的,是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而不是中国人自己。谙熟投票政治游戏规则的日本政治家们为了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心理,接二连三地否定侵略中国的历史,拿到了政权的政治家们则沉溺于玩弄国际政治的文字游戏:嘴上说着"并不否认给亚洲各国国民带来了痛苦经验的历史",行动上却质疑村山谈话,质疑河野谈话,质疑东京审判,甚至公然以政府首脑身份参拜供奉着对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言行,对于一个着重历史型的、被动型的民族主义来说,当然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因此不得不说:当年中国对外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教育和刺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今天这样一些政治家的手中,日本依旧是一个不断地向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提供着发酵条件的温床。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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