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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加泰罗尼亚为何要独立

更新时间:2014-09-04 00:49:24
作者: 林达  
法国率先承认佛朗哥政府,接着,全世界除苏联和墨西哥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佛朗哥政府。

   1939年,已是二战开端。西班牙政府再次维持中立。它在两次世界大战都维持中立,始终没有针对整个西班牙的外战压力,却内战内斗连连。

   佛朗哥1939年占领巴塞罗那以后,Generalitat被撤销,禁了加泰兰语。加泰罗尼亚再次失去自治地位。内战后,佛朗哥政府残酷镇压了内战中的敌方人士。原Generalitat主席贡巴尼斯,已经流亡法国。但纳粹德国占领法国,逮捕了贡巴尼斯,把他交给了佛朗哥。在巴塞罗那战争委员会,贡巴尼斯以“军事叛乱罪”被判死刑,1940年10月15日,在巴塞罗那山顶要塞被枪决。内战政治敌对的血腥镇压, 在西班牙很普遍。在讲西班牙语地区,只是被理解为政治问题,但发生在少数族裔地区,一定被理解为族裔迫害,一定导致分离情绪。禁用加泰兰语,事实上也压制了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1939年一直随着佛朗哥统治延续到1977年。可是,佛朗哥政府与加泰罗尼亚的冲突原因,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容不下少数族裔,还不如说是政治的极端对立。加泰罗尼亚在标识上是左翼象征,在内战中是敌方大本营,在现实中是潜在的反叛源。

   战后,佛朗哥开始培养一个可能的未来君王,也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他九岁回到西班牙接受教育,一直对自己肩负恢复君主制、将在未来接管这个国家的意识保持清醒。他成年后很留意协调自己与加泰罗尼亚的关系。在佛朗哥时期,他不仅去加泰罗尼亚慰问灾民,也私下悄悄接触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努力往往被现实困境抵消。1973年底,工业区都苦于遏制通胀的紧缩政策,能源危机雪上加霜,加泰罗尼亚罢工四起。1974年2月底,一个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判了死刑。

   1975年底佛朗哥死后,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开启民主转型,其中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两个冲突最严重、独立呼声最高的民族地区,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

   巴斯克有极端分离组织埃塔,不断制造暴力、爆炸;加泰罗尼亚也有类似的袭击,但是加泰罗尼亚更多是原来的传统,分离运动和工人运动、左翼组织相结合,更多是罢工抗议示威连连,这往往会伴随发生与警察冲突的流血事件。

    

   加泰罗尼亚恢复历史上的自治地位

   细究一下,区域问题其实涉及自治和分离两个不同概念。一般来说,中央政府更容易认同区域自治,却不愿意看到区域分离导致国家分裂。很多区域自治问题不能解决,关键是中央政府对后一步的惧怕。在理论上,自治和分离是两回事,在现实操作上,它很容易失控,一不小心就可能从自治滑向分离的下一步。

   佛朗哥死后的民主化局面,实质是中央与加泰罗尼亚等区域,政治理念开始趋同,并非单方面改变。在中央政府改变的同时,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左翼政党也已经今非昔比。内战结束四十年后,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其影响力基本消亡。余下的不论是西班牙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党派,都已经不再如四十年前那样激进。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在读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报告之后,有了很大改变,更“修正主义”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偏右的中央和偏左的区域,有了对话、求共存于一个政体的可能。

   但是,只要区域自治一天不解决,抗议、流血冲突、民众愤怒失控的危险,就时时存在。

   1976年10月,佛朗哥死后一年,一位叫玛纽尔·奥提尼斯的银行家,向马德里政府的奥索里奥建议,加泰罗尼亚的流亡政府主席塔拉德拉斯,很可能是解决该区域问题的关键。银行家是加泰罗尼亚人,的确只有“自己人”,才能准确判断这个区域的民众想法。

   原来,在贡巴尼斯被枪决后,流亡的原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决定,还是要把Generalitat延续下去,他们推选了波赫做主席。1954年波赫辞职。流亡的Generalitat就在墨西哥,选出了新的主席塔拉德拉斯。此后二十多年,塔拉德拉斯流亡在法国,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并非寂寂无声,他时时代表加泰罗尼亚Generalitat,与流亡中的各政治力量保持联系。他把自己看作是超越党派的、加泰罗尼亚的精神领袖。1976年,他已经七十七岁。

   经历内战和四十年的政治对立,此类重大政治谈判需要互信。至少塔拉德拉斯必须相信,这并不是诱捕圈套;政府方也必须相信,对方在谈判中的承诺确实就会履行,不会恢复了Generalitat之后,加泰罗尼亚下一步就从西班牙分离出去。背后还牵扯了更危险的时局:军队保守势力一直反对政治转型,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理由,一是他们认为,左翼就是当年的激进左翼,一旦政党合法化,又要陷于混乱甚至内战;二是认为,新的区域自治政策会导致国家分裂,新政府在卖国。塔拉德拉斯曾是1931年加泰罗尼亚左翼政党ERC的主席。在军队保守派眼里,他和被判死刑的贡巴尼斯没什么区别,他们不仅内战记忆犹存,也是内战思维,认为贡巴尼斯被判死刑是罪有应得。军队反对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西班牙军队素有以军事政变干政的传统,佛朗哥就是一个例子。

   互信的开端是新政府的姿态。佛朗哥去世后的在任首相是纳瓦罗,他马上在议会宣布:“我们的意图是让西班牙所有地区都有自己的宪法机制,令它们能够更好地关注自己的特殊需要,保持各自的传统和特殊性,以丰富民族整体,从而更好地为祖国的统一和伟大服务。”但是,区域自治的具体谈判和操作,是由下一任首相苏亚雷斯完成,也离不开国王胡安·卡洛斯的大量背景工作。

   国王在一次罢工抗议高潮中,不顾反对,和王后一起访问了加泰罗尼亚。在原阿拉贡王国所在地,官方招待会的直播镜头下,国王的演讲突然从卡斯蒂利亚语切换到加泰兰语。加泰兰语已经被官方禁止了近四十年。突然听西班牙国王说出来,强烈触动了加泰罗尼亚人。国王还接见了加泰罗尼亚反对派,包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宗教领袖。他访问了蒙特塞拉特修道院,那里一直被看作是反马德里的民族主义象征。他访问重工业区,那里痛苦的罢工骚乱刚刚结束,他对几千个工人说:“你们可以放心,你们作为公民和工人的权利将会得到承认。”当年5月,加泰罗尼亚一个左翼组织的民意调查中,国王声望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九,被称为“最受欢迎的政治形象”。

   国王也利用他在军内长期的人脉关系安抚军队。尽管如此,后来还是有了一次未遂政变。

   首相苏亚雷斯派亲信秘密前往法国与塔拉德拉斯接触,同意恢复加泰罗尼亚1932年的自治地位和Generalitat体制。谈判都顺利,但一个条件令首相为难:塔拉德拉斯要求,在他回巴塞罗那的时候,要检阅加泰罗尼亚武装仪仗队。正在顾虑右翼保守军人反弹的首相,左右为难没有答应。

   解决民族区域问题,时机非常重要。专制强人离去的转变当口,是最可贵的时机。长期被压制的民众,看到新政府突然释放善意,容易被打动,政治人物就容易说服自己的族人妥协让步。

   虽然苏亚雷斯拖了半年多,幸运的是,并没有错过时机。在接下来的1977年6月15日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左翼党派大胜,而苏亚雷斯领导的UCD在这个区域大败。有历史学家认为,苏亚雷斯感觉必须用塔拉德拉斯这个标志性人物,来赢回人心,重建已经失去的主动权。否则,未来的自治区谈判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1977年6月27日,塔拉德拉斯飞往马德里与苏亚雷斯直接会谈。条件是,加泰罗尼亚恢复的自治地位和Generalitat体制。而塔拉德拉斯承诺效忠于西班牙君主制,接受西班牙统一,尊重西班牙武装力量的荣誉。这一次,苏亚雷斯答应了军仪的欢迎仪式。他理解这不是“荣誉回乡”的虚荣,在一个国家政权向自治区权力移交的授权仪式上,应有军队在场,以确认授权合法性。军中保守派果然无法接受。国王亲自出面说服,高调接见塔拉德拉斯,以示国王对民主转型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的支持。

   1977年10月23日,七十八岁的塔拉德拉斯回到巴塞罗那,检阅了加泰罗尼亚武装卫队,用加泰兰语大声宣告:“加泰罗尼亚公民,我在这里了!”归来的塔拉德拉斯立即组阁,Generalitat在左翼政党管理之下,他的部长们立即展开与马德里中央政府部长间的谈判。

   在前两个月,议会已经开始草拟新宪法。新宪法列入了自治原则和具体程序,根据不同情况推行。冲突最尖锐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等三个地区,宣布为“历史上的自治区”,给予手续简化,迅速恢复它们历史上的自治地位,以缓和紧张的区域形势。虽然自治区内部也有矛盾争论,但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最早通过,比1932年的自治条例更为有力。

   中央政府既愿意确保区域自治,又担忧国家分裂,宪法就有“国家统一和自治权利”条款,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自治区联合”,以防止不同自治区进一步组成“区域联盟”,带来分裂危险。

   大量军队精英仍然认为,必须减缓快速的区域自治过程。军队压力使得中右党派(UCD)和左翼社会党(PSOE)合作,一起制定了著名的《移交权力和谐组织法(LOAPA)》。它的目标是给所有的自治区限定权力,尤其是对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LOAPA在1981年9月29日递交国会,最终由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自治政府在1982年上诉到宪法特别法庭,要求修改或者至少冻结。LOAPA的存在,至少作为一个平衡,缓和了军队的干政意愿。后来才知道,局势极为紧张,军队密谋的高潮,是打算在1981年6月23日巴塞罗那集会中抓住国王迫其退位,建立军政府,连准备清算的黑名单都已经拉出来了。

    

   总会有人坚持:不论怎样高度自治,我就是要独立自己过

   不论怎样艰难曲折,西班牙民主化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都十分成功。在1979年至1983年间,整个西班牙都在宪法之下成为自治区。今天西班牙有十七个自治区和两个自治城市。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不断扩大,与西班牙政府分享教育、卫生和司法的管辖权,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等等,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良好。1985年5月中,国王受到邀请,主持了加泰罗尼亚一个政府委员会的会议。1986年7月24日,国王授予塔拉德拉斯世袭贵族头衔。1988年4月22日,国王主持了加泰罗尼亚的千年庆典。

   一个象征性高潮是在1997年10月4日,国王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和巴斯克的一个手球明星在巴塞罗那主教堂结婚。公主克里斯蒂娜当时是巴塞罗那居民,说加泰兰语。当他们从教堂出来,和国王夫妇的马车一起穿越巴塞罗那大街,二十万人涌上街头,向新人和国王王后欢呼。在那一刻,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关系,圆满得如同公主与王子的童话故事。

   巴斯克的恐怖组织埃塔虽然越来越弱,但始终没有彻底消失,对比下,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的关系似乎简单得多,基本上就是安定团结双赢局面了。

   回看历史,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那段相互关系张力很大的时期,与西班牙的整个国家悲剧有关。从十九世纪进入现代,西班牙在工业革命初期剧烈的社会冲突之中,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左右对抗,整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在大多数时间里,与西班牙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恰是处在不同的两端。政治对抗和族裔间对抗,混为一谈。

但是,一个民族区域的分离主义诉求,可以独立存在。总会有人坚持:不论怎样高度自治,我就是要独立自己过。这是各民主国家会长期存在一些分离组织的原因。民族身份认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延续到今天,一直是欧洲一些地区的困扰。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区域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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