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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韩寒丑闻”:谎言、反思与宽恕

更新时间:2014-09-03 09:08:45
作者: 陶林  

    

   1、“韩寒门”问题的由来

   最近,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直陈“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再度把倾向于沉寂的“人造韩寒”的论争,又一次摆到了桌面上。两年的时光,关于“韩寒作伪”的论争渐渐不那么喧闹了。但是,某种情绪,还在每一个明辨是非的人们心中充分发酵。随着挂着“韩寒”之名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上映,票房高扬,肖鹰先生的这次发文批判,就是这种情绪爆发的体现。我能理解肖鹰先生为何以从批评《后会无期》入手,直陈“韩寒”是一个“巨大的丑闻”。因为两年过去了,这时候,不以电影批评的由头来重启话端,大家都忘了“韩寒”这个符号背后层层叠叠的纷争。这些年发生的大事件很多,文化界这点鸡毛蒜皮,根本算不上什么。

   《后会无期》这个电影我没有去看。我认为,它的存在,是对我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观众的侮辱。这部电影,显然并不是韩寒编剧出来的、更不是他导出来的。我对电影艺术很感兴趣,读过一堆好莱坞关于电影、编剧的书,自己也编过剧,阅过的佳片无数,也认识一些导演朋友。我了解做电影的不易,并不是简单的玩票就能操作出来的。作为一个观众,我根本没脸去看这个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弄出来的电影。

   “争议天才作家韩寒华丽转身,执导一部思想深刻的中国公路片……”——嗯,这样弥天的大谎也说得理直气壮,像路金波、方励这样的人,估计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转为“钞票”基因了。既然文化资本愿意这么撒谎、这么去炒作,就由他们去吧:挣钱是硬道理,谁也没理由凭空挡别人的财路。《后会无期》本来就是一场娱乐生意,在缺乏好莱坞大片的2014年暑期,热火了一把,凑个热闹,也就过去了。

   对于那些不关心社会事件来龙去脉的人,倘若不知道2012年跨年那场赫赫有名的“韩寒门”事件,恐怕很难理解肖鹰先生的为什么突然发声,而他的那篇文字何以那么“跨界”,从电影批评忽然转说到“韩寒”团体作伪这件事,也很难理解为何说“韩寒”是“文坛最大的丑闻”。

   电影产品好坏的品藻,受个人欣赏水平和口味限制。当下正值中国电影业的上升期,只要炒作得足够火爆,再烂的片子都会有人埋单。批之有理,评之无趣。但有关“写作作伪”这件事,绝无关个人偏好,它是可求证,它是个需要弄清楚的事实。这件事,被质疑者亲自写篇文章反驳一下,就能见不少的分晓了。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反驳,“韩寒”都做不到。这大概也是人类有文学论争以来的颇为罕见的了。一个写作者最好的发言是他的文字,即便不就事论事,也有办法可以明证:曾经肖洛霍夫被质疑不是《静静的顿河》作者,可是他继续写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那份天赋,是不言而喻的。

   肖鹰先生的质疑,貌似是火山爆发一样凭空而来的。但事实上,只是表明一个事实:在这个时代过来的正常文化人心目中,“韩寒丑闻”是永远翻不了篇的,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几乎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地标。韩寒就像社会文化病态的一个样本,展示出了我们整个社会系统的诸多问题。关于这个样本的来龙和去脉,网络上有太多的资料、有非常具体的细节,我实在不愿意多复述,且录下下面这个被充分证实的故事轮廓吧:

   1998年,上海作协旗下的《萌芽》杂志的主编、作家赵长天先生出面,组织举办了一场名为“新概念”的作文大赛(有关这个大赛,现在还在举办,不过,我私以为,可以休矣),力图去提升全国中学生的语文水平,选拔优秀的文科人才。这个比赛以直升名牌大学为筹码,自然引起了全国的的关注。这种出于良好意愿、最后引发无限问题的举动,在历史屡见不鲜。实际上,这次急功近利的比赛,并未见选拔了多少文科奇才,却为青年文化的混乱种下了太多的恶果。“韩寒”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名叫韩寒的少年,是上海松江二中的一个有学习障碍的普通中学生,学业很糟糕。他的父亲韩仁均先生,是一位华东师大肄业的老大学生,苦于孩子出路问题,用自己写的文章,帮助他投报了这次比赛。因为认识比赛组委会主任李其纲先生的缘故,他为自己尚不足十八岁的儿子,报了C组,也就是成人组。

   有父亲在背后跨年代的写作,让署名“韩寒”的作文脱颖而出。当时大赛评委、作家叶兆言、方方等,都颇为认可。本来复赛已经结束,并经上海公证处公证、大赛名单已定。于是,组委会诡异地紧急通知他参加复赛。在上海一家宾馆里,绕过了公证员的组委会,为韩寒单独的组织了复赛。复赛上,事先得知题目的韩寒,默写了一篇父亲准备好的文章《杯中窥人》。这篇文字本身不算深刻,但其文中的引用,颇为芜杂,对于当时的一个中学生,大有令人称奇的感觉。大会组委会中,有不知情的部分评委,有爱才之心,赞誉有加。整个组委会的便临时增补评定为成人组第一名。很快,一个响当当的“神话”传遍全国,七门功课挂红灯的少年,获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比赛”的第一名。这位不世出的文科奇才,“没有被僵化的教育体制给扼杀了”,是上海滩的一块响当当的大金子。“韩寒”这个名字,带着全国民众对于文科领域优秀人才的尊敬和期待,响彻天下……

   这件事致于此,并不因为民众多愚蠢,更多因为大家很纯良,对公权行为太信任吧。大家都很缺乏对文化资本市场化运作的经验。不过,这件事被解开盖子,对我影响巨大,完全颠覆了我对自己和文化界的看法。骗子太多,智商不够用,这令我很汗颜。

   告别了“新概念”以后,“韩寒”的故事就一发不可收拾。出了名的“韩寒”,拥有了巨大数量粉丝,遭遇了失却了规范的文化资本,无论正面营销,还是负面营销,都能搞出很抓眼球的名堂。特别是,在名利场气息越来越浓郁的知识界,无数不负责任公知们和媒体的赞誉和寄托,投射到“韩寒”这个人格符号上之时,使得它就像一只水涨船高的潜力股,不断升值,根本停不下来。“韩寒”名下,拥有了一群写手团队,不断趁着热点,抛出各种话题,热炒知名度,也就不断获得收益。

   良好的媒体公关,加上强大的资本营销,让“韩寒”这一文化品牌在不同时间段里不断变形、不断升值,还一度高攀到据说“影响世界的百位人物”这样的榜上。现在,我可以从这个漏洞百出的“韩寒”形象的成功运作上,看出做“公知”是一桩很好的商业案例。无论是主动制造话端,还是遭受批评,只要引发粉丝和公众的注意力,都能够变成很好的现金流。“韩寒”这种良好的市场号召力,在今年,同样投射到了电影《后会无期》上。几个亿的票房,足以让任何投资者无所不为了。很多人为了到手的利益,国尚可卖,何况习惯性的造假。赚钱么,不寒碜。

   2012年初,一位文化界之外的人士偶然的质疑,提出“人造韩寒”的疑问,使得持续十三年之久的“韩寒神话”在越来越缜密的求证之中收场了。那是一次公民的文化自醒工作,我从那次自醒中学到的,比之前任何文化活动要多得多。它几乎极大地改变我的世界观、文化观,改变了我对很多人(诸如对方舟子先生)和事的看法。

   我很荣幸地能学习到网民们最广大的智慧,深受教益。虽然在“韩寒门”爆发之前,我就是“韩寒”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我还是带着我一贯批判“韩寒”的态度来审视对“韩寒”的求证,最终,我义无反顾地选择站到真相这一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作为一个知识人和文化人,我不能确信我每一次都正确,但一要足够的诚恳与诚实。

    

   2、巨大的信任危机

   2012年起,那次网络上广泛开始的求证“韩寒”写作的真伪,很是轰轰烈烈,至今依然没有平息。

   当时,肖鹰先生和我的写作态度一般,都是义愤填膺式的批判者。有关肖鹰,我看过他很多的文字,无论对文学体制的衰败还是对文坛的腐败,都喜欢仗义执言。在此之前,他像很多人那样,肯定过“韩寒”是不错的社会批评者,但并不因此妨碍他否定掉了自己——这件事,今天依然成为众多批评者的口舌,他们却懒得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事实上,我所认识的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如著名作家杜君立先生都曾如此。以前用欣赏眼光待之,在真相面前,否定掉自己褒扬的轻率。从褒扬“韩寒”到否定自己,正视和反思,正是关键所系。我本人特别尊敬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先生,也写过他的评传。但至今,莫言先生同样对“韩寒”赞誉有加。我并不因此觉得惊讶,愿不愿去直面真实,实在是因人而异。

   从事纯理论研究的人,心肠直率。时隔两年之久,其实“韩寒”也审时度势,做出了变形,已经从“大公知”变成了娱乐圈的“国民岳父”。可肖鹰先生依然无法释怀这个简单而沉重的真相,依然义愤填膺。当年,即便网上的争论再怎么激烈,除了网络之外,全国各种媒体媒体始终一边倒站到“韩寒”身后,不肯给求证者们哪怕一丁点陈情的空间。两年过去了,直至今天,依然如此。而今天,《中国青年报》开了一扇小小的天窗,肖鹰先生文字在疏漏中得以发表,就立即掀起了如此大的波澜。可见,只要“韩寒”和他背后的团队以文化、娱乐之名,从公众的口袋挣一分钱,就是对正直文化人的一次耻辱。这件事将永远不会翻篇过去。积怨只能成“癌”,不会就此消匿。

   我们知道,有很多贪腐的大案要案,但那只是官方体制的惯性的大事件。但“韩寒门丑闻”,则纯粹公民社会构建的一类事件,就是像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环境污染、广场舞扰民这样的事件一样,小而日常,貌似无关重大利害。但实际上,这件事类似于“米兰达警告”那样,对公民社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核心意义并不高深,就是文化上的“诚信”二字。正因其与官家无涉,所以,很多网友期待的“公权力”介入,那将是遥遥无期的事情——文化权力向来只爱“管”和“毙”,不爱“证”。

   就经营“韩寒”这个品牌而言,文化商业,实际上是很成功的,甚至这种成功,比之前的琼瑶、金庸、古龙、余秋雨、易中天、于丹这样任何一个文化品牌都成功。因为毕竟,这些品牌的核心,需要一个在本领域真正有一定造诣的个人。可是,“韩寒”品牌则不需要,恰如品牌经营者路金波所说的“就算他弄出来的是一坨翔(屎),也会有人追捧的”。暂时,我还不能考虑清楚这种文化营销是否是未来市场的趋势,其中是否蕴含着我们没有充分发掘出的运营智慧。但我能够见证到的,是它巨大负面代价,巨大的污染。最要害的就是诚信的缺失,对信用敬畏的缺失:“韩寒门”的存在,被质疑,被求证,被证实,让整个文化界的诚信皆失。不管如何,“不信任”三个字,像阴云一样笼罩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头上,对青年文化的影响尤为剧烈。

   文化信任的崩盘,或许,对中国特色的娱乐业并无大碍(这恐怕也是想当然),但对传统出版业的影响巨大。不要说中国人不读书,貌似繁荣的出版市场,实在无可以信赖的新书可读。而很多真正优秀的新人,则被扭曲的文化格局而埋没。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公正,长期存在。或许,真是我们这一代叫做“80后”的人,文化水准剧烈下跌的症结所系。在信任的阙如之下,所有的文化价值都要归零,都要被放平,重新估量。一切现有的文化秩序,都需要重新整理和审视。信任比黄金还要宝贵,没有它,我们的认知成本将非常高——但社会变革当前,我们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

   我个人,以最严厉的态度抗议韩寒背后的路金波和他的团队,盗亦有道,钱挣得多是好事,但把一些社会基本准则玩坏了比“丑闻”还要严重。我们要民主、要自由、要法治,哪里需要高大上的慷慨蹈歌,岂不就是从社会诚信这样基本的小节做起的么。

通过延续至今的“韩寒门”,就我个人而言,也对公众媒介的公信力投下了严重的“不信任票”。 只要资本公关足够,媒介人的公平、公正、公明操守全无,传统媒介上对“求证韩寒”的封杀,严重程度超过任何一次公共事件。这种状况,不仅仅在官办、官督商办的媒体,也同样在民营的媒体。或许,新旧媒体转型期,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生存远比道义来得更迫切。对于“韩寒门事件”,媒体让民众始终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当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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