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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周啸天事件”中的众生相

更新时间:2014-09-02 15:06:07
作者: 肖舜旦  

  

  《文学报》“新批评”(2014年8月28日)以“众说纷纭‘啸天体’”为总话题刊载了一组七篇关于周啸天诗歌的评论,这可以视为“周啸天事件”发生以来继网上鼓噪不已之后,纸质媒体对周啸天诗歌的最严肃的关注及评论,或许也可以视为专业人士对周诗的正面表态。因为在这之前,周晓天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三十余年来,尽管在古典诗词领域的研究与探索可说是穷心竭力、卓有成效、硕果累累,但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诗大概只在自己个人熟识圈内交流,基本没有进入文学圈内流通。所以说,周的这次骤然获奖,作为当今诗界的一个籍籍无名的闯入者,让业内人士人有些惊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居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口水不断,且几乎是一面倒的“倒周”声浪,简直让人目瞪口呆。周啸天的诗何以如此触犯众怒,几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此中因缘,耐人寻味!

  

  一

  

  我们可以先从“新批评”的七位“专业”人士的文章中来获得一些对周啸天诗歌的大体认知:

  七篇文章中具有明显批评倾向的文章占有三篇。

   布可吟的长文《旧体诗的整体平庸与个体平庸——周啸天诗词评析》,从篇幅上看是重磅文章(万余言,整整占了两个版面),但从分量上看让人困惑,题目就很“绕”,后面的文字就更“绕”,如大谈什么“版本”、“格律”、“体例”诸问题,对于周诗的基本判断可说处于无关痛痒的“云里雾中”,好在文章开篇总算有一个不“绕”的表述,“周的诗与词,有较好的,但不好的更多,得奖名不符实”,这个判断可以代表作者的观点。

  此外,还有两篇具体的批评文章——郝雨《啸天的“绝唱”》与罗小风《“啸天体”不过是“白话体”》。从题目上看,两篇文章立场一目了然,不屑讽刺之意溢于言表。郝雨批评周啸天的《邓稼先歌》是“大跃进诗歌的原样模仿”, “政治评论”;认为诗人“歌颂洗脚妹,歌颂超级女声”的诗只体现出了“作者的卑微”,这些论断实在过于轻率肤浅,可以认为作者并没有真正读懂周啸天。而罗小风简单论定“啸天体”不过就是“白话体”,实在简单粗暴得可以,要知道周诗除了极极少数的“打油”“白话”诗外,诗歌总体风格是中规中矩的古代歌行体,周啸天作为大学教授对古典诗歌的研究和造诣不是一般业内人士可以望其项背的。这两篇批评文章实在缺乏说服力,与众多网友的起哄似的“否定”“吐嘈”水准相当,半斤八两。

  另外四篇文章对于周诗虽然也有些批评,但总体是持同情甚至也含有欣赏态度的。

   张伯顿的《似曾相识厌归来——〈将进茶〉及当代旧体诗词诸问题》一文评价周啸天“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诗书画甚至篆刻,都弄”,“诗词写作上,‘打油’之外,文雅流畅之作亦不乏,但又似乎长于歌行”,周啸天的诗词“不足以惊骇国人,但正好代表了中国当代的旧体诗词整体水平:不痛不痒,不好不坏”,这些议论虽然评价不高,但基本还算公允。

  肖水《媒体为何断章取义》认为媒体只过多的关注周诗中的具有“负面评价”的一些作品,而忽略了那些“用语雅驯”的“更符合大家期待的旧体诗”,并引用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位老师的意见,“斩钉截铁”地断定:“周啸天先生的诗没有网络上说的那么差”。

  黄东成《为什么问题总出在诗歌?》认为“周啸天作为研究传统诗词的教授,对旧体诗词还是有底气的,遣词造句也得心应手,也有诗的敏锐感觉。用旧体诗表现现实生活,用诗的触角关注现代社会,感知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无庸置疑,完全应该肯定”,这番评价中肯到位;但同时他又认为周诗把“注意力放在《写〈超级女声〉》《写〈千手观音〉》《写〈张国荣〉》《写翁帆杨振宁订婚》等演艺节目、明星、老少配方面,只能表明诗人的境界和趣味”不够高。

  侯体健《周啸天诗词并非一无是处》极赞周诗“题材广泛,切入当下”的特点,“题材一方面趋向‘小’,日常生活化”,“一方面指向‘大’,善于反映时事”,目光投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事件。能够积极地探索用旧形式表达新内容,贴近现实而针砭时弊”,并盛赞周晓天的《毕节行》“刺向世人之冷漠,使人读来感慨万千”,这些评价可以说非常深刻准确,虽然文中也有批评,但算得上是周啸天的“知音”了。

  从上面分析中不难得知,向周啸天“发难”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谈诗论道”,本来是一件专业性学术性极强的事情,不是谁都有资格发言的,但是,为何却会成为众人“吐嘈”的热门事件?这实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学现象。

  

  二

  

  网上“倒周”浪潮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断章取义,抓住三两句类似“打油”句子穷追猛打,轻率否定。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可能没有认真完整读过一首周诗,仅凭表面粗略印象,甚至就仅凭诗歌题目,就敢轻慢贬斥诗人。真的很难理解,他们对周啸天的厌恶甚或“仇恨”来自何方?

  比如对于《邓稼先歌》,大众基本只是简单引前四句“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来说事,以此奚落诗人水平低劣,态度极其轻慢和不屑。却不知就在这四句简单直白的表达中,它同样也包含了一定量的艺术底蕴。

  首先,这种“以口语入诗”的“打油”方式可以真实的表现出那个时代的原貌和特点,甚至可以说,假如换一种文雅的形式,就将韵味全失。如“不蒸馒头争口气”中的“蒸”“争”二词的运用,就巧妙地运用了汉语修辞中的“谐音”“拈连”手法,两个“zheng”在意义上本不搭界,却通过谐音的方式进入了“争”的新境界,真实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研发原子弹的历史现实。而“放炮仗”的浅近表达方式按周啸天的解释其实还是“用典”,原来这是当年钱三强约见邓稼先时的幽默原话,“争口气”、“玩博戏”的表达都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真实心态,可以说展现得原汁原味,何陋之有?至于诗歌接下来的的大量意义丰富、生动形象的叙议结合的诗句可说是举不胜举,把邓稼先二十八年来隐姓埋名为国奉献的艰辛历程描述得可歌可泣,而众人对此却皆缄口不言,估计很多人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竟然敢断然贬斥诗人,实在有些莽撞。略举几个句子,以窥这首诗的深度:

  “不赋新婚无家别,夫执高节妻何谓!”巧用杜甫“三吏”“三别”的典故喻指邓公隐姓埋名连与妻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就奔赴国事的高风亮节,而邓妻面对丈夫的这种选择也只有理解支持的份了;“一生边幅哪得修,三餐草草不知味”,这二句写大戈壁滩的艰苦生活;“公乎公乎如山倒,人百其身哪可替!号外病危同时发,天下方知国有士”“人百其身”句引用《诗经》中“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诗句表达国人对邓公去世的哀毁之情,“天下方知国有士”,高度赞美了邓公的无名奉献精神,直至突发去世,人们才第一次知道邓稼先的“国士”风范,读诗之此,不禁令人感叹唏嘘。

  试问,即便这首诗的前四句有“打油”“白话”嫌疑,艺术水准“低劣”;但是,这是一首三十四行的古代歌行体长诗啊,后面的诗句完全中规中矩,且意义隽永,凭什么以四句开场白就抹煞全篇,无视全篇?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首大众普遍不屑一顾、以为低俗无聊的诗,那就是《写翁帆杨振宁订婚》。诗全文如下:

   二八翁娘八二翁,怜才重色此心同。

   女萝久有缠绵意,枯木始无浸润功。

   白首如新秋露冷,青山依旧夕阳红。

  观词恨不嫁坡髯,万古灵犀往往通。

  关于“翁杨”之恋,世人多有非议,对于许多人而言,这很可能是一种极其无知和猥琐心态的折射,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殊不知这种惊世骇俗的“老少配”绝不可以简单与世俗意义上的“傍大款”“傍名人”婚姻划等号,这种结合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默契与追崇敬仰心理。这种爱其实无可非议,同样伟大、真挚,值得世人尊重和歌颂,因为在这些爱情里,女子爱的并不是老人的名声和财富,而是老人的才气和智慧。这种事例数不胜数。周啸天的这首古体诗就把这种意义深刻的表现出来了。

  从诗歌体例上来看,形式上相当于“七律”,但诗人大概不愿意被律诗格律所缚,只想以这种形式表情达意,所以题目也故意直白、通俗、“打油”,但没想到这种“低调”的方式却果然被大众轻侮,遭到众人非议。

  诗的前二句就很有意趣。第一句中的“二八”“八二”的数字颠倒使用既产生一种文字上的谐趣,同时又是对二人的年龄差距的强调;“翁娘”与“翁”的“翁”字重复其实也是一种修辞,而“翁娘”的“翁”其实还是一语双关,既指翁帆之名,同时又指她的老翁新娘的独特身份。诗歌中往往忌讳词汇的重复出现,但在这句诗中,竟然出现了三组六个重复词,但这却正是诗人的匠心独运,正是借助这种浅近而巧妙的手法,表达出诗人对这桩老少配婚姻的强烈关注和赞赏之意。这其中包含的丰富意蕴,又岂是简单的“打油”“白话”指责所能涵盖的?“怜才重色此心同”,说得也很恰当,点明了二人婚姻的真正基础是“郎才女貌”。这是千百年来的一个爱情定律——在爱情上,女子往往最看重的是男人的才气,而男人欣赏的则往往是女子的美貌。所以年轻女子与年老智者的爱情婚姻生活中时有所见,但年轻男子与老年才女的爱情婚姻却难得一闻。

  第二联通过比喻形象地揭示了二人爱情过程中的一个事实,翁帆追慕杨翁由来已久,而杨翁对此却有一个由拒绝到接受的过程。

  第三联形象蕴藉,上联言杨翁本已步入老年,生命已经如“秋露”一般只有清冷的本色了,下联言翁凡的爱恋使得老人的暮年生活重新获得了生机,枯木逢春,青山依旧,夕阳火红。

  尾联呼应首联的“怜才”诗意,再次强调男子的才华对女性的吸引力,以苏东坡为例,表明爱苏东坡词的女子往往恨自己不能嫁给长髯飘飘的苏东坡,这是古今皆然的通例。

  根据以上的分析解读,难道你还能说《写翁帆杨振宁订婚》是一首低俗、无聊、浅薄的“打油”诗吗?

  

  三

  

  “周啸天事件”中的大众盲目“倒周”浪潮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社会思潮,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别有寄托之隐情。大众的真正发泄对象其实是“鲁奖”,因为“鲁奖”的声名狼藉由来已久,所以,大众抓住一个不清不楚的周啸天的“三言两语”“断句残篇”,在还没辨清黑白是非之前就轻率发难,指桑骂槐,偶然中含有一种必然。它的基本指向就是,“鲁奖”可以休矣!考“周啸天事件”之初,大众就已经被柳忠秧的“跑奖”丑闻弄得心烦意乱,而现在奖项揭晓,竟然又出了一个与柳忠秧貌似人物周啸天,气急之下,来不及多想,于是抓住一两根“稻草”就毅然上阵了,仗着人多势众,口水汹涌,无所畏惧,正义凛然,果然大获全胜!却全然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一个大大的“乌龙”,周啸天其实是一个本分严谨的文化人,他对古诗词的研究其实深入扎实,他本来可以为“鲁奖”挽回一点颜面的,却没想到,自己反被“鲁奖”“坑”了。想到了一个成语,“爱屋及乌”,“周啸天事件”恰好从反面赋予了这成语以新意——“恨‘屋’及‘乌’”,对于当事人周啸天而言,岂不冤哉!

  “鲁奖”的声名狼藉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文坛腐败的痼疾,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严重状况,所谓的“专家”“评委”往往是一些浪得虚名的逐利之徒,他们的所谓“评奖”不过是借着自己的名人光环而徇私舞弊谋利而已,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早已与文学艺术无关,而只与欺世盗名、玩弄钱权术有关。这种现状实在是中国文坛的悲哀。不知“鲁奖”的评委诸公,面对此情此象,情何以堪!

  想起了钱钟书的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古体诗在现代的发扬光大,严格意义上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江野老屋中”的“商量培养之事”。因为现代人没有几人会对古体诗感兴趣,也没有几人具备欣赏古体诗的学养素质,文言文与现代社会的疏离以致完全被遗忘,这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古体诗的创作甚至创新,本质上是一条死路,注定没有前途的。我很理解诗人周啸天的心情,他三十年如一日地热爱并写作古典诗词,并真诚地想将它们融入现实社会,使它们成为现代社会讽喻现实、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实现当年白居易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利器”功能。为此,他在诗歌表现手法和诗歌内容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做了不少尝试,极力做到雅俗共赏,紧贴现实,并想通过评奖的方式扩大自己诗歌创作的社会影响,却没想到公众并不买账,这就是他的现实悲哀,犹如不通时务的堂吉诃德,或者鲁迅笔下的革命者夏瑜,最终是害己误人,白费心力,遗人笑柄!

  周啸天的最大失策就在于他有些不甘寂寞,想把自己对古体诗创作的热情扩大为一种社会文学现象,并有意无意地想通过评奖为自己带来一些实利,让高雅的古体诗称为“显学”,实在大错特错!殊不知,一评奖,就俗不可耐,而一沾上声名狼藉的“鲁奖”,更是事与愿违,自取其辱!

  我为周啸天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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