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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改革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更新时间:2014-08-27 23:20:03
作者: 郑永年 (进入专栏)  

    

   7月中旬的一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郑永年相约见面。早上刚下飞机的郑教授风尘仆仆,皮肤晒得有点黑,他从紧张的会议安排中为我们挤出了两个小时。

   在此之前,记者曾两次拜访郑教授,他给记者留下的印象是:思维敏捷,知识渊博。无论谈什么问题,他都能从历史的深度和国际比较的宽度中找到参照,纵横捭阖。他曾说:“在知和行之间架起桥梁,是学者最重要的任务。”不管工作多么紧张,他每年都会到中国很多次,了解高层想法,体察民间实践,做出自己的分析,提出自己的建议。

   近期,他接连出版了4本书:《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我们的话题也是从当前中国的改革开始。

    

   通过不做事、不改革来保持清廉,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郑永年: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在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进程中,都会遇到如何维持社会平衡、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中国也是这样。未来10年至15年,中国将经历人均国民收入从今天的7000美元提升到1.3万美元,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进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几个国家顺利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石油国家,除此之外就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日本和四小龙有其发展的特殊条件:日本战后顺利获得了西方开放市场,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四小龙也同样。另外他们都是较小经济体。而中国则是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贫穷国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西方走过这个阶段用了100多年,中国如果能在今后15到20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发达国家,将创造另一个经济奇迹。

   怎样通过改革避开这个陷阱,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在经济方面,西方还没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在周边环境方面,南海、东海都面临争端。此外,中国自己也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不那么顺利,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社会方面也面临很多问题,如群体性事件、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社会抱怨越来越深等等。

   日本和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政策做得很好,奠定了消费社会的制度基础,20多年间,中产阶级达到了70%—80%。而中国经过30多年发展,中产阶级只有25%—30%。另外,社会政策没有做好,像医疗、住房、教育等,太产业化、商业化了。中产阶级比例小,表明穷人还占大部分,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容易出现政治、社会激进化的问题,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也很大。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只能靠改革。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近出了好几本书,其中很多都提到了中国改革。在您看来,中国的改革应该向何处去?

   郑永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讲改革,这些内容和理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做,从哪里突破。

   这一届中央政府的集权状态已引起很多关注,各种看法都有。我认为,这在当下是必然的。一方面,改革需要集权。中国有太多既得利益集团,没有中央集权,就很难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就推不下去。另一方面,集权也会产生负面效果,一些人对改革没有积极性。因此,集权阶段之后最终还要分权,把权力分给地方、企业、社会等改革的行动者。也就是说,集权实际上只是第一步,目的还是为了分权——通过集权收回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然后将这些权力分到地方、企业和社会,毕竟改革的主体和受益者都应该是他们。

   当前的反腐败运动也很重要。不反腐,政府就会失去老百姓的信任,会降低政权的合法性。不过,在现在强大的反腐压力下,官员可能会因为担心自身安全,而不敢放手改革。事实上,通过不做事、不改革来保持清廉,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因为你占用了非常有限的政府行政资源却没有做事。因此,反腐败最终要制度到位,让不腐败又做事的人得到任用和鼓励。

   体制改革很不容易,因为后面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无论国企、金融,还是医院、学校,动谁都很难。怎么办?可以通过体制创新,在既得利益之外创造新的利益。邓小平就很智慧,在改革开放之初,一面遏制既得利益方,另一面不断创造培养出新的利益。现在也要一方面遏制腐败,另一方面给清廉干部创造好的平台。

   三中全会规划了长远的发展蓝图,提出了几百项改革目标。但在近期,必须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对百姓有利的改革。以前很多改革并未让百姓获得实惠,大多利益流向了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有利于老百姓的突破口是能找到的,比如,公共住房。新加坡公共住房占80%以上,香港占50%以上,中国却不到20%。中国城市人均住房建设面积是40多平方米,城市中有大量空房,而同时又有很多人没房住,这就是分配出了问题。挖10个坑不如挖好1个坑,要实实在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环球人物杂志:今年1月,路透社预测了2014年全球十大风险:其中中国改革位列第三。中国改革的成败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是切身的,那对于世界它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对世界市场影响很大——世界都在盯着中国。西方经济复苏仍然乏力,结构性改革无望,所以中国的改革成败,决定着世界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同时,中国还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谁都想要。今天的西方很虚伪,他们一方面需要钱投资自己的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又不让中国资本过去,中国开发西方市场面临巨大的困难。现在看来,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复兴丝绸之路,开发新兴市场。

    

   把多党制与民主制画等号是错误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这个怎么理解?

   郑永年:现在一说政治多元化,很多人就与多党制相提并论。从许多国家的实践来看,多党制已成为政治体制的大包袱,把多党制与民主画等号是错的。我把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今天,很多国家的反对党只为反对而反对,结果政府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说的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是指开放的一党制,即由执政党主导的、开放的政治体系,各方面的经济、社会等利益都可以在执政党内得到体现和协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成功之处,就是开放,能容纳不同的利益。

   中国相当一个时期要建立内部多元主义,多党协商也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利益的,邓小平搞的就是开放的政治建设。我所说的内部多元主义主要有3个概念:开放,使不同利益进入党内协商;竞争,选拔与选举相结合,选拔优秀人才;参与,让广大百姓参与。百姓中有很多人才,选举只是手段,把社会精英选出来是开放最重要的一环。

   中国内部多元主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够开放,很多方面固化起来了。比如说,竞争的明文规定少,潜规则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非常开放,每个议员一年要发展一两名新党员,就是从社会基层挑选那些能力强、素质好、愿意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结果,执政党越开放越强,反对党自然就越弱。

   环球人物杂志: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国了。但如果再自省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很多人一切向钱看,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扶起摔倒的老人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但成了一个涉及道德和诚信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也反映了我们在道德价值问题上的迷惘。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冲破这些迷惘?我们能从传统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力量吗?

   郑永年:市场经济冲击社会传统道德,世界各国都一样会经历这个阶段。没有道德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复兴道德?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政府的层面看,要通过好的社会政策,保证人民基本的生活发展需求,使人民不必为基本生活而焦虑。但中国的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没有能很好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欧洲国家的社会道德提升,首先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了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措施,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寻找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儒、道、佛等都非常重要。但没有好的社会政策做基础,道德是虚的。

   新加坡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也出现过道德问题:西化、金钱至上等倾向也很盛行。好在新加坡的社会建设做得非常好,法制又健全,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但同时新加坡也进行文化转型,强调亚洲价值观。

   不是只有西方的文明中才有普世价值,东方文明中也有普世价值,如善良、友爱、互助、行善、礼貌等儒家文明,在各个文化体系中都有共同的内容。

    

   中国还没强大到别的国家会为你做出调整的地步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大国关系,中国人最关注的可能就是中美和中日关系了,这些关系里掺杂了很多的历史情感,以及价值观的差异,因此也格外复杂。您觉得,如果想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郑永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正确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相较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日美关系就是大局中的小局了。

   中国构建大国关系最主要的困难,是美国恐惧中国这个新兴大国的崛起。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普遍态度也是恐惧,这使得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加困难。

   中日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的争执,对日本来说,有虚有实,争钓鱼岛是虚的,要走日本国家正常化是实的。

   日本国家正常化以后,必然要追求它的地缘政治利益。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哪里?在东北亚,中国、朝鲜半岛,它都玩不转;在东南亚,日本已经在追求自己的同盟,借岛礁争端问题拉越南和菲律宾。所以说,中日的真正冲突不在钓鱼岛而在南海,如果丢了南海,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就有危险,这一点中国必须及早重视。

   中美没有太多直接地缘政治冲突,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现在,美国也只能站在日本一边,否则美日同盟就解体了。但日本一旦实现了国家正常化,对美国影响也最大,因为美国更有可能失去在日本驻军的理由。

   中国近来提出了“一路一带”,一条是北边连接中亚到欧洲的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条是南边连接东南亚到南亚、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非常好的设想,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相一致。中国可持续的和平崛起需要3个条件:一是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减少美国围堵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三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样领导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要创造这些条件,中国可参考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这一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立国际开发机构,帮助东南亚、中亚国家的大开发。

今后20年,中国外交会遇到很多难题。一方面,中国变强了,不希望老是为了别的国家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国还没强大到别的国家会为你做出调整的地步,这个对峙状态就很艰难。南海、东海问题上的一些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不用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妥协;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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