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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一庆:重新解读“资本主义复辟”

更新时间:2005-07-25 00:41:35
作者: 吴一庆  

  这些困难无疑限制了革命国家进一步发挥其自身改造中国社会性质的潜能。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但属于另一议题,应该分开讨论。(注八)这里我想强调的只是这一局限性的历史现实。我认为,任何想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批判当今中国资本主义转型的尝试,都应从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客观的历史局限性出发,并进一步分析其长远的政治后果。

  

  市场化和统治阶级的形成

  

  我想明确澄清一点,我的意图绝非谴责中国社会主义过去的失败。我们所面对问题的焦点,是如何更为深入地探究中国现今的转型过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权力的异化并不等于说官僚阶层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发育成熟的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我们必须牢记的是,阶级的结构(class structure)和阶级的形成与发育(class formation)是两个全然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在结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和发展潜能(developmental potential)这两个概念之间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后者通常受到前者的制约,但又并非完全被结构关系所单方面决定。在分析阶级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以便把结构和历史的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Hart-Landsberg和Burkett在《中国与社会主义》中得出的结论令人高度信服,即中国旨在振兴社会主义的「市场道路」已完全挫败,中国正在全面滑入资本主义。我的观点和他们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如何解释这一历史过程。市场改革不是在社会和政治的真空状态中发生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写道:「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通常不如所愿」。

  我认为,「市场改革」必然是在受到现存社会阶级关系的制约下实现的。新的「市场社会」绝非中南海的「总设计师」或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企划师可任意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历史黏土。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市场改革」的历史背景,并努力把握其中的政治和历史涵义。市场与社会主义间无疑存在严重的冲突,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实现必须以中国特有的政治和阶级结构为其历史前提。

  在中国,市场化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既有统治阶级特权的扩大与加剧。资本和权力间的非神圣同盟标志着新的阶级联盟关系的形成。特权在一个对官僚权力「相对友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找到了新的位置和出路,从而更进一步恶化和加剧了市场自身所带来的不平等。

  因此,如果我们说是市场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话,那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它为官僚统治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崭新的、更为有利的机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发育是一个长期而连续的过程,在很长时期内可能只是一些尚未明显定型的趋向或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的趋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会逐步分化、加速发展、甚至于有所突破,而所谓的市场,正为其提供了「友善」的条件和环境。在市场条件下,统治集团可以使用其垄断的政治权力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且将国家的公共财产轻而易举地转变为私人资本。这也就是说,市场化进程未必会彻底改变社会阶级结构和力量组织。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一党专制的国家,它推行的市场化必然会增加和扩大统治集团运用其权力的能力和渠道,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社会阶级力量和权力的运作方式。

  统治阶级形成和发育的过程固然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然而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们也可能显示出某些「未定型」或「不平衡」的特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些额外的说明。在前一节中我曾提到,有关国家式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诸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曾有过延续数几十年的激烈讨论。我们对中国改革的分析应尽量利用这些理论资源,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直接借用现成的学理概念。

  哈曼(Chris Harman,英国马克思主义刊物《世界社会主义》的主编)对于苏联、东欧发生的巨变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转型既不是向后倒退,也不是往前的跃进,而是从一条轨道到另一条轨道的「横跨一步」(a step sideways),即资本主义的自身改造。同样海因斯(Mike Haynes)也说过,这只不过是「同一生产方式自身内部的重组,是资本主义具体形态的转变,抑或是从主要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转变为更以市场和国家混合的形式」。(注九)假如我们能够直接借用这些说法,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将会变得容易的多。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及其资本主义转型的问题,则不免失之过于简单化。

  我们不妨这么说,迄今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讨论,主要是围绕对社会生产方式的静态结构分析。但是,如果我们能将这些讨论的要点纳入一个更宽阔的动态历史视野中,这对我们手中的批判工作将大有裨益。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即,在某一特定时间或历史横切面上(例如1964年的中国),统治阶层未必已经演化为一个发育成熟的资产阶级、或完全成形的统治阶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潜能往那个方向发展。某些结构性的内在发展趋势,因原先受到各种历史因素(例如大众斗争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等)的压制而暂时处于潜伏状态。但是,一当环境或土壤「成熟」的时候,一旦有了新的制度机制(比如市场)为之提供条件,它们就会蓬勃发展起来,甚至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将阶级定义为在结构地位和利益上相互对抗的不同团体,国家机器只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它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我刚才提出的观点似乎会遇到一些严重困难:例如,我们能否想象出如此一种情形,即只存在被统治和被剥削阶级,但没有与之相应的一个发育成形的统治阶级?单单只讨论国家,而对于构成国家基础的统治阶级却避而不谈,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或者说,我们能否在没有充分完整的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的前提下,去谈论「阶级功能」(class function)的问题?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能把眼光从常规历史框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哪怕是一点点,如果我们能采纳一个更为宽阔的历史视野,那么,这些表面上的「失衡」或「瘸腿」的理论困难其实并不那么真正令人忧虑。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和那些简洁雅致的学理框架相比,实际的历史过程和事件肯定要杂乱无章得多,对此我们完全不必感到任何的惊讶。在历史的长河中,阶级的主体和位置在不断地形成、重组甚至于解体。历史就好比拼图游戏一般,我们很难期待成千上万的拼图块(历史事件)会同时魔幻般的落到它们该去的位置。这种理论家头脑中的天堂,在现实中是永远不会存在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过去二十多年正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分化、加速、和最后开花结果的阶段。这一过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官僚特权化现象就已开始,(注十)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官倒」和「腐败」浪潮中开始加速,最后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激进私有化大潮中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个「官僚资本家阶级」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形,他们以任何可能的手段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有财产转化为私产,这理所当然地可称得上是「黑帮资本主义」。(注十一)

  但是,仅仅把这些行为谴责为「腐败」,则从根本上忽略了它们的历史和政治涵义。只有把它们置于国家重构和资本积累的宏观框架中,这样的议题才会凸现出它们应有的意义。

  中国今日正在发生的无疑是一场社会「大转型」,亦即通常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过程。然而,我们必需要牢记这场「大转型」的特定历史背景。具体的说,中国当前的私有化和资本积累通常由某些特定的阶级力量(即官僚当权派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充当先锋。而公有财产全面转化为私有资本,事实上只是政治权力私有化这一更为基本的过程的一个侧面。(注十二)因此,官僚集团对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垄断,是我们理解中国当前「资本主义复辟」的要害所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证明「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原始性」或所谓「初级阶段」——这一点已毫无疑问,而更在于如何理解官僚阶级在中国朝向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简要的说,若不彻底改造社会阶级结构及其权力基础,仅仅加入一些「市场机制」的点缀或装饰,是不可能轻易改革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的。任何市场或「经济自由化」的措施无可避免要受到原有阶级结构的制约和束缚,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和政治矛盾的更进一步恶化。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之路是必然走不通的。

  

  「革命后社会」和统治阶级力量:重探Sweezy-Bettelheim之争

  

  同样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视野来看待「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即从统治阶级力量的角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三十多年前在《每月评论》杂志上展开的那场著名的Sweezy-Bettelheim争论。他们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两个议题:首先,如何从阶级力量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其次,怎样说明现有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这些议题,和我们今日所关心的问题有着极大的关系。

  早在「市场社会主义」成为风行时尚以前,史威济(Paul Sweezy)(注十三)就已直言不讳地对之提出批判。对史威济来说,市场对「社会主义制度构成持久的威胁,若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和控管,必会导致恶化和逆退」。(注十四)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注十五)对史威济的批评颇有同感,但他依据从研究早期苏联史中发展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提出一套不同的意见。

  根据贝特海姆的看法,市场关系的存在只是表面问题,只是「表现」、「结果」,而不是深层原因。它们仅仅表达更为基本的政治关系,即社会中的阶级力量组织和结构;在现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关系只是表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即「无产阶级对新资产阶级已失去其原有的权力,结果,修正主义的领导路线成为今日新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同上,p.29)。对贝特海姆来说,这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自由化」的真正阶级根源—「如果资产阶级统治的复辟伴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张,这显然是因为若不全面恢复市场关系,资产阶级就无法完全取得支配地位」(p.20)。

  在史威济有关「革命后社会」(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的一系列重要陈述中,他和贝特海姆大体都同意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具有阶级分层的特征,尽管他们在如何概括这个阶级特征的具体性质上还有着显著的分歧。史威济对于「革命后社会」呈现阶级分化的特性曾有毫不含糊的论述:

  资本主义社会和革命后社会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资本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已被打破,由新的统治阶级的直接统治所取代。新兴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它对国家权力的全面控制以及多种多样的强制机构。这也意味,由无产的劳动阶级所生产的社会剩余产品的利用,不再受价值法则和资本积累规律的直接支配,而是成为包括了阶级斗争但又不仅是阶级斗争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斗争的焦点。(注十六)

  但和贝特海姆的「国家资本主义」观点相异,史威济认为「革命后社会」是个「两不像」,它既非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对史威济来说,尽管阶级分化和阶级统治是这种社会形式的基本历史特征,但它仍或多或少带有不确定性,即呈现属于过渡期的「双向车道」(two-way street)的社会动力学特征:

  革命后的社会不只包含了继承自数千年阶级社会的矛盾,更同时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新型矛盾。革命并未提供最终的解决之道,它仅开启了朝向消灭阶级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的存在同时也蕴含了其对立面,即倒退至重新确立剥削阶级的可能性。新剥削阶级的基础不是私人占有生产数据,而在于掌握了全面控制社会的国家压迫机器。(同上,p.95)

  史威济接着指出,革命运动要朝社会主义迈进需要一个以先进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即「党的领导和指挥深深扎根在劳动阶级中,致力于解放劳动阶级」。(注十七)在他看来,在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困难问题上,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反应模式,事实上是两条截然对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路线。毛时代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在重振社会主义活力方面取得较大成功,而苏联六、七十年代的改革则走另一路线,主要依赖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和物质诱因,因而在复兴社会主义这方面完全失败。

  在关于市场的作用的问题上,我本人的观点比较倾向于贝特海姆。市场关系不是决定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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