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石仲泉:邓小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更新时间:2014-08-19 10:59:20
作者: 石仲泉  
说明两者是同质的。从十六大始,新的理论提升为指导思想后,情况才有变化。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成为其本源理论,因而成为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第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均为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这说明,三个创新理论是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根据实践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所侧重,因而形成的理论形态。它们既一以贯之、承前继往,又与时俱进、启后开来。这种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关系,也说明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第三,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未来增量言,新增添的创新理论也将是对邓小平理论等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体系,它的各个创新理论,都是对被历史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未来的创新理论将继续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发展。既然如此,邓小平理论就将是未来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三)邓小平理论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这么说是因为邓小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不会改变。这个思想贯穿他的著作始终。例如,1984年10月他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因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1986年9月他指出:“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74页)1989年10月他还说:“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1992年初他还讲: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这么快,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邓小平的这种论述有很多。仅此,足以说明他的思想的一贯性和坚定性。这些实际上是昭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交代,属于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只要这个指导思想不变,邓小平理论不仅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而且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也就不会改变。

    

   三、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根本制度的历史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是胡锦涛2011年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的。邓小平在世时虽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原生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的。第二,邓小平始终坚持、捍卫和发展,以及要求不断改革和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第三,如果不拘泥于文字,而从实质上讲,应当承认邓小平已提出这个概念。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可以视为它的简化,并且首先是对邓小平相关思想的概括。

   (一)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义,首先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邓小平对此有许多论述。他着重强调了三点:一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要一条。“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第202页)。二是强调中国不搞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三是强调中国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否则,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没有希望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第218页)。因此,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二)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制度体系。本文着重阐释邓小平关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若干重要思想。对于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具体制度,由于内容繁多,不作评介。

   1、关于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充分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他说:这符合中国实际,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第220页)。他坚决反对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等强加给中国。他对美国友人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当然,他也强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需要改革。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民主和法制。解放以后,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改革就是要使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这包括“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第359页)。

   2、关于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邓小平对这三个基本政治制度有不少论述。

   首先,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实行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形式。在新时期,邓小平无论在领导政协工作期间,还是不担任政协领导后,都非常重视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他对这个制度称谓就讲的较早。1987年他说:我们“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他对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要形式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对象和范围作了新的规定,既包括大陆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也包括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联盟,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他强调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努力奋斗。

   其次,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十分强调,“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他对于西藏的发展特别关注,说: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第246页)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落实民族政策,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自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后,加大了对口支援力度。全国支援西藏,不少省市支援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这些地区有了跨越式进步,有的地区发展水平提前了20年。

   再次,关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自党的十二大始,历次党代会都对发展基层民主提出要求,使广大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努力健全和完善起来。邓小平十分重视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强调“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第252页)。我国从1980年代就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和《企业法》等。这对于培养广大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起了重要作用。

   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讲过:“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198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律体系。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在“南方谈话”中还强调用法制来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此后,立法工作加快进度。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个法律体系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邓小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始倡导者和推动者。

   4、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是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首创者。1980年代中期,他就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特别是他从1979年到1992年“南方谈话”,一直在思索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市场由于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势必导致经济成分多元化,出现多种所有制经济。根据“南方谈话”精神,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公有制作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变的,这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基础。我们只要坚持和发展这个制度,邓小平的相关思想就必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根本制度的历史基础。

    

四、规划未来中国发展宏伟愿景,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正确战略目标的历史基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zhongshengyu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7120.html
收藏